① 关于农村养老保障机制的论文
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综述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约为9亿。妥善解决广大农村困难群众的最低生活保障，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农村地区推广"低保"制度，体现了政府在积极承担更多的公共职能，但相应资源需求的扩张与地方财政困境之间也呈现出尖锐的矛盾，农村"低保"任重而道远。保障农村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一、 当前农村贫困的现状与农村低保工作存在的问题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国家和社会为保障收入难以维持最基本生活的农村贫困人口而建立的一种社会救济制度。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既能及时有效地保障农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稳定协调发展，也是能否尽快建立与完善农村保障制度的关键。
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意义：
1、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20世纪80年代，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使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基本解体，农村传统的以土地为基本手段的生活保障体系被削弱，农村的传统家庭和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养老、医疗问题以及部分农民的贫困问题日趋严重。尽管1995年民政部为了帮助农村的贫困户解决衣食之忧，开始在部分地区开展了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试点工作，但仍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一是实施范围窄，覆盖面小，相当部分贫困居民得不到救济和补助;二是标准偏低，难以保障救助对象的基本生活;三是民政部门的救济经费不足，根本满足不了贫困人口的实际生活需要。所以，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尽快建立起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2、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以缓和改革中的社会矛盾。改革本身是经济利益在全社会的重新分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部分人会受益，一部分人会受损;或者一部分人的受益高于另一部分人的受益。因此改革蕴含社会风险并形成对社会成员的压力。但是，全社会每一个人对社会风险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显然弱势群体对社会风险的承受能力较低，当这些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受到威胁时，贫困就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可能转化为政治问题，产生严重的社会矛盾。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助于改善农村弱势群体和贫困群体的生活，缓和社会矛盾，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3、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尽快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所在。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都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即农民只有在温饱问题解决后才有可能投保参加，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对农村全体社会成员的最低生活的保障，不仅经济发达地区需要，经济欠发达地区更需要。在整个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其它各项制度都不能直接、及时、最大限度地解决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困难问题，惟有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做到这点。因此，尽管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各项制度都很重要，都需建立起来，但相比而言，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重中之重。[1]
我国农村扶贫战略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20世纪80年代初解决普遍贫困的阶段，把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1985年的1.25亿;第二是区域性的开发式扶贫阶段，其目标是通过政府努力，直接投资于具体的开发性项目，从而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并通过地区经济增长，增强贫困人曰的"造血"能力，实现减贫的目标。特别是通过"八七"攻坚计划，在上个世纪末贫困人口减少到了3000万。在目前遗留下的2820万贫困人口中，约1/5为五保户，1/3强为残疾人口，超过1/4居住在不适宜人类生存、条件恶劣的地区。这意味着，现有的农村贫困人口已经严重边缘化，用传统的区域开发的方式进行扶贫已经不能奏效。
鉴于与20世纪相比，农村贫困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首先，以普遍的增长为目标扶贫方式已经不适用于这些边缘化的贫困人口。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虽然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减贫效果，但也扩大了收入差距，只有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平均增长率。其次，区域性开发式扶贫的效果也日益减弱。2001-2002年年均扶贫投入分别为"八五"和"九五"时期的3.7倍和2倍，而每年减贫的效果不到这两个时期的一半和1/3。每年人约300亿元的扶贫资金主要投在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但这些县所覆盖的贫困人口不到62%,
因此，针对目前的农村贫困人口，迫切需要一种比区域性扶贫战略更加精确的瞄准机制，以及比开发性扶贫更加直接的救助方式，来帮助他们脱贫，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为此，农村"低保"是最适宜的制度选择。
农村贫困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国的农村贫困，不单是农民收入低、县乡财政底子薄、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它还包含了农民现有知识和文化的短缺、法制信息的闭塞、教育和科学的落后、卫生和保障的低下等一系列问题，即人文贫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发展报告1997》中给人文贫困所下定义为：人文贫困是指人们在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而限制了人的选择。
1、从收入上分析。2003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4.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从1997年的1: 2. 47扩大到2003年的1: 3.24。从1997年到2003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幅已连续7年没有超过5%，仅相当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幅度的一半。目前，7亿多农村居民在全国消费品市场所占份额仅为38.9%，而不到全国人口40%的城镇人口却占有全国60%以上的消费品市场。持续较长时间的农村市场低迷，消费不振，事实上已经构成我国经济整体运行质量提高的重要制约
2、缺乏金融支持已成为农村发展的制约瓶颈。(1)自1978年到2001年，我国财政对农业的支出从151亿元增加到1516亿元，年均增长10.5%；同期，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3.4%下降到8%。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出，扣除农、林、水等行政部门的事业费用后，真正用于农业生产的已所剩无几。(2)长期以来，农村金融市场都是存多贷少，金融机构就像水泵一样，把农村聚集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抽取到非农部门，致使本来干涸的农村市场存贷倒差突出，发展生产缺乏必要的金融支持。近几年，在全社会贷款余额中，农业和乡镇企业的比重一直分别只占5%左右。1998年-2002年，全国银行系统存贷差导致农村资金外流达3000亿元。
3、从公共产品在城乡的分配来看。(1)从总体上比较，城乡之间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已有20年以上的巨大发展差距。我国农村家庭的人均收入仅相当于城市家庭人均收入的2/5,却要交纳比其所获得的财政转移支付多得多的税收，农村贫困和非贫困人口来自国家或集体的转移收入分别占收入来源的-3.56%和-1.13%。然而，相比之下，城镇居民则长期享受国家财政提供的公共产品，并直接得到各类财政补贴。(2)农村教育投资占全社会教育投资总量的23%，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导致农村的知识贫困。 (3)农村卫生方面的状况也不乐观。农村卫生投资占全国卫生投资总量的15%。据有关部门对湖北、江苏、广东三省的农户典型调查，"因病致贫"占贫困户的比例高达30%。(4)农村获得信息的渠道极其狭窄。就全国来看，目前网络用户中只有0.3%的用户是农民。
4、社会保险在农村的匮乏。到2001年底，全国有5462万农村居民参加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占全部农村居民的15.37%；以四川省为例，截止2003年底，农村参加养老保险的有369.1万人，占全省农村居民的18-86%。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也刚刚起步，失业保险在农村的覆盖率接近于零。
5、土地产权残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规定，国家可以依法对土地进行征用，即土地市场被政府垄断，而垄断所得的"超额利润"，农民则得之甚少。由于农民对土地没有支配权，加之农业比较效益低，导致土地粗放经营、掠夺性经营乃至撂荒现象频频出现。据四川省的典型调查显示，农地撂荒比重已达到10%左右。
6、从社会政治地位上分析。农民与城镇居民相比，明显处于弱势地位，普遍面临组织化程度低，保护利益弱等突出矛盾。近一亿的农民工更是生活在城市边缘，低收入、低福利、被拖欠工资、超强度劳动、无安全保障、不签定劳动合同等利益被侵犯现象相当普遍。特别是收入问题和社会歧视以及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已日益严重。
7、扶贫资金力度虽大，但收效甚微。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政府在农村减贫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按照官方贫困线标准，1978- 1999年，农村贫困人口由 2.5亿人减少到3412万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上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在扶贫资金和扶贫人力方面，均加大了农村扶贫的力度，但减贫的效果却不甚明显。[3]
在农村，传统的社会救济是对农村"五保户"、特困户实行不定期、不定量的临时救济，这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困难，但这种方式具有一定的随意、临时性。特别是对优抚对象的老弱病残和无劳动能力的人，一年一度的年关临时送温暖难以解决他们长期生活困难的问题。记者从福建省民政厅了解到，全省农村低保实施半年多来，出现三大不容忽视的问题。
1、农村家庭收入具体计算办法尚需规范。各地反映在审查、审核低保对象时，对困难家庭的收入计算虽有统计局提供的计算农村家庭收入办法，但在实际执行时把握和确切计算还有难度；个别地方还存在人户分离，把年老父母与子女分开，单独由父母申请农村低保，而把法律规定由子女承担的赡养义务推向政府。
2、省级转移支付核定的五保户数量与部分地方实际"五保户"人数有偏差。去年福建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对五保户供养采取省级专项支付补助办法。由于多年来各乡镇未认真执行国务院颁发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规定，五保对象的评定和发证工作没有正常开展，致使调查摸底人数偏少，影响了五保户的准确核定。
3、县、乡(镇)负担资金能否持之以恒按时足额到位，还有待今后加强督促。这次调查了解，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县、乡负担的保障金，仍有部分地方可能难落实。[4]
目前，农村低保工作还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1、认识上的误区。①德政工程论。目前包括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许多人对低保工作的法制性认识不足，认为低保工作是党和政府的一项德政工程，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现行的工作方式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随意性较大，钱多了就多保一点，钱少了就少保一点，因钱定人。②经济决定论。也有不少地方的政府部门认为低保工作固然重要，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财政资金不足，所以爱莫能助。就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言，经济和资金实力的确是一个重要条件，但绝不是决定因素。③城市优先于农村论。不少人认为，同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相比，前者最起码还拥有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而城市三无人员、下岗人员等，失去工作，就失去了任何经济来源，因此，城市低保工作比农村低保工作更迫切、更重要。在实践中重视城市低保工作，忽视和轻视农村低保工作
2、农村低保对象界定标准上的困难。和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收人有其自身特点，使得在收入界定上存在一定困难：第一，收入难以货币化。由于农村居民收入中粮食等实物收入占相当比重，在价值转化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随意性。第二，收入的不稳定性。除农作物收成的季节性及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等因素外，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加，也增大了收入的不稳定性。第三，由于农村养老金制度远未普及，那些丧失劳动能力和经济来源的老年人口其生活、就医、子女求学等方面的困难加大。
3、低保资金难以落实到位。主观层面上，部分基层政府部门对农村低保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造成资金的挤占挪用；客观层面上，低保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完全依赖财政投入。不少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收支状况尚属"吃饭财政"，依靠财政解决城市低保问题已勉为其难，对面更广、量更大的农村低保工作，供需矛盾突出、资金缺口难以弥补，这是制约农村低保工作整体推进的一个客观问题。
4、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形势的变迁。在户籍制度放开、人口流动频繁的新形势下，农村低保工作的管理难度进一步加大。由于农村居民居住地相对分散，而基层民政部门人员配备较少，由乡村两级逐一调查核实的工作量较大。[5]
在当前，一些国家级贫困县、偏远山区农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正常劳动力家庭、在正常的年份所获收入都只能勉强维系基本农业生产、生活的需要，如果遇到自然灾害、家中有人生病、有孩子上学，那就会入不敷出，生活艰难；如果是五保户、残疾人家庭，则常年生活得不到有效保证。虽然地方上会给予适当的生活补助，但是每个月几十元对当前的物价水平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很多农村特困家庭经常借米下锅。
因此，在城市低保制度日趋完善的情况下，建议有关部门把农村五保户、特困群众纳入低保范畴，扩大覆盖面、提高标准额：对五保户最好能办理农转非户口，实行集中供养，执行城镇的低保标准；对特困群众则依据困难情况，由财政拨付专项资金，给予适当的定向补助，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确保他们的基本生产、生活。也许有些地方要说财政困难啊，没有钱啊等等。事实上，很多贫困地区的领导干部们如果能少开几次兴师动众的大会、少买些高标准豪华轿车、少进几次宾馆娱乐场所，这点钱还会省不出来？关键是领导同志们心目中有没有装着老百姓的利益，有没有把百姓的冷暖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6]
二、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讨论
第一种观点认为，很多地方的城市都对生活困难的低收入家庭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是，低保制度却忽视了农村的特困群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确立，是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农民国民待遇的重要举措。
1、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利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由于农业本身的特殊性，加之受各种因素影响，近几年来，农民收入增长极为缓慢，有的甚至呈现负增长。而我国其他非农行业近几年都发展迅猛，由此导致城乡差距逐步扩大，农村社会也因此产生一些不稳定因素。而建立农村低保制度，适当增加部分低收入者的收入，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对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缓解社会矛盾将发挥积极作用。
2、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需要。发达国家经验证明，要建立完整的市场经济体制，离不开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而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面向的是城镇人口，这是不够全面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及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加入WTO以后，我国农业与其他行业一样面临国际竞争的压力，同时农业由于受科技落后、种植模式和管理模式落后等因素的影响而处于不利位置。建立农村低保制度，保证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帮助他们适应市场，就显得尤为迫切。
3、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符合利益对等原则和税收公平原则，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重大举措。从农民角度看，他们不仅上缴农业税以及名目繁多的费直接为国家财政做出贡献，而且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方式间接为国家积累大量财政资金，且这种积累方式目前还在持续。按照利益对等原则，政府以财政资金向社会提供服务及公共产品，作为这些服务及公共产品的受益者应该包括所有向政府上交税费的农民。社会保障实际上就是政府向国民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与城镇居民一样，农民也应该享受社会保障服务。结合我国各级财政实际状况，目前应先建立农村人口低保制度为宜。[7]
第二种观点认为，具有最低生活保障作用的土地保障功能日趋弱化。
由于农村社会保障的缺失，土地在充当农业家庭经营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同时，也成为包括从事非农产业活动人口在内的全体农村居民最基本生活保障的主要依托。这也是对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持反对观点的主要依据。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以及加入WTO对农业的冲击，农村土地的基本保障功能出现日趋弱化的态势。主要原因是：(1)农业经营的绝对收益越来越低。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农产品价格指数持续下降的走势，农民得自于土地的经营性收入大幅下降。 (2)农村土地的税费负担过重。以1999年为例，未扣除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较上年增加2.2，但人均农业各税却增加了5.8。日趋沉重的税费负担，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视土地为包袱，出现严重的土地"抛荒"或无偿转让现象。(3)根据现行土地政策，农民对所承包的土地没有所有权，因而不能凭借出售土地的收入来为自己提供保障，因而土地对农民的保障功能主要体现于就业保障，即保障自己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然而一旦农民由年老或其他原因丧失劳动能力，这种保障功能将随之消失。[8]
第三种观点认为，能否在农村真正建立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大的难点在于资金的筹措。资金缺乏是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严重滞后的关键原因。原则上这部分资金应该来自于财政，通过各级政府来筹措，因为开办社会保障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享受社会保障是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这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和构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立意。我国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之所以能够普遍建立起来，关键就在于政府的全力支持，并在资金上给予保证。但是这种主要靠政府、靠各级财政筹措资金的办法，在经济条件尚好的地方才有可能维持，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靠各级财政筹措资金难度很大，这直接影响到了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征收社会保障税，建立最低生活保障专项基金。
征收社会保障税是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经验，目前世界上已有80多个国家开征了社会保障税，且这种税已成为仅次于所得税的第二大税类，在筹集社会保障基金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从我国实际看，开征社会保障税也是必要和可行的。[9]
第四种观点认为，亚洲开发银行发布了一份建议书，建议中国通过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来从根本上解决2820万人均年收入在627元以下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他们认为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比开发扶贫投入少，而且更见效。
这份题为《关于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全面解决农村温饱问题的建议》指出，中国政府从1986年以来启动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有组织的开发性扶贫计划。未获温饱的农村贫困人口从1985年的1.25亿减少到2002年底的2820万。剩下的未获温饱的农村贫困人口是居住在不适宜人类生存、条件恶劣的地区或最终需要搬迁移民的。剩下的未获温饱人口中，有相当大部分也是患有长期慢性疾病或体弱多病失去正常劳动能力的。对这几部分人口继续沿用开发性扶贫方式，不仅成本很高，而且也很难根本解决问题。
基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出现的新形势和特点，中国应该通过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来解决农村未得温饱人口的贫困问题，而且中国政府已经完全具备这样的财力与能力。
第一，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2年底人均纯收入低于627元的农村人口为2820万人，他们的人均纯收入为531元。如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确定为627元，以2002年的口径计算，这仅需要27.07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支出的0.12％。国家财政完全有能力承受这部分支出。
第二，目前中国农村绝对贫困标准（人均627元）是根据满足普通农村人口的最低生存需要的食物和非食物消费需要制定的，食物支出部分占全部支出83％。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来看，农民人均收入达到这一标准，平均来说，应该能维持最基本的温饱水平。这一标准低于人均1天1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但是事实上各国的最低保障线也往往是低于国际贫困线的。
第三，由于各地的物价水平与相对生活水平不同，627元的最低标准，对于沿海发达地区，甚至于部分中部地区来说是低了一些。在具体发放农村低保时，中央财政可按统一标准向各地支付低保资金。而各地可根据地方的财力与具体情况调高本地的农村低保标准。
"建议书"认为，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不意味着当前的开发式扶贫工作可以放松。事实上，以人均收入1天1美元的国际标准衡量，除了这2820万人之外，中国还有约6000万纯收入介于627到869元的低收入人群。他们刚刚跨过温饱线，极易返贫。但是与上述的2820万人不一样，这部分人是有生产能力的，开发式的扶贫方式对他们更为适宜。[1
第五种观点认为，在"保障待遇"上，农村"低保"标准应由县级市、区民政部门会同农村工作、财政、统计、物价等部门制定，每年由民政部门提出保底指导标准。标准的确定和调整，还应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当地农村年人均实际生活水平；维持基本生活水平所必需的费用；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
对于同一地区的"低保"对象，还应"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了不同待遇"。如把"低保"农民分为"失地农民"和"非失地农民"，给予不同的"低保"资金。土地实际上一直承担着广大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拥有土地的农民在土地上尚有一定的收入，而失去土地后，也就失去了一项重要的生活来源。所以对两者的"低保"资金也要制定不同的标准。
从工作发展情况看，经济较发达地区条件比较成熟，已基本建立起了标准、办法有别的农村"低保"。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农村社会救济任务繁重和地方财政困难等因素，建立农村"低保"制度难度相对较大。农村'低保'资金筹措多是由县(市区)、乡(镇)、村(居)按比例承担。但县、乡财政紧张，村级财政没有稳定的来源。因此，农村"低保"大面积推广，还存在不少难题。
新出台的政策应将享受"低保"视为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不是政府对他们的一种施舍，不得设定各种附加"条件"和"义务"，让更多的困难群体有尊严有保障地拿到"活命钱"。[11]
第六种观点认为，解决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资金来源是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关键环节。表面上看，农村有8亿人口，全面建立"低保"制度在财力上会承受不起。这也是很多人对农村建"低保"持消极态度的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只要标准适宜，操作得当，建立农村"低保"的财政负担并不重，在财力上是可行的。
目前，每年中央扶贫资金总量超过300亿元，其中财政扶贫资金100亿元，加上地方政府投入的财政扶贫资金，用于扶贫的财政资金每年近140亿元。如果这些资金用于建立"低保"，甚至可以把"低保"标准提高到目前的绝对贫困线之上。此外，目前民政部门每年支出近14.2亿元，已经在为2289万农村人口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和其他社会救济，而这些人口中有很大部分是与贫困人口重合的。将现行的农村社会救济与新建立的全面"低保"制度统筹起来，财政上的负担可以进一步减轻。另外，由于实际支付的低保资金是补足家庭人均收入和贫困线之间的差额部分，因此，实际的支付数额将低于按贫困线支付的数额。
每年需要投入的财政资金和资金所能覆盖的贫困人口。在财政投入和城市低保大致相当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低保制度解决现有的农村贫困问题。很显然，如果降低低保标准，仅仅利用现有的公共扶贫资源，就可以覆盖更多的农村贫困人口。
需要指出的是，建立农村低保制度，主要是对现有扶持农村脆弱群体的公共资源进行结构调整，而不会对财政资金的总量产生很大的影响。
从政策的延续性角度出发，应该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看作是现有的专项扶贫计划的延伸和完善，是将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化的过程。由于改变以往扶贫资金的使用方式会提高社会救助的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因此，将以前的扶贫资金，尤其是扶贫资金中财政投入的部分，转作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基金，不仅会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也有利于建立农村社会救助的长效机制。[12]
第七种观点认为，现阶段我国政府在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中的责任重点应当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进一步强化农村社会救济制度建设中的政府责任。与社会保险制度强调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原则不同，社会救济制度的对象是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单纯依靠自身力量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甚至生存。因此，国家对于社会救助对象要发挥主导作用，承担起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中最基础性制度的职责。农村社会救济制度包括五保户制度、救灾救济、最低生活保障与扶贫开发等制度，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国际通行的普遍化的社会救济制度，也是发挥社会保障再分配功能的重要手段。因此，应当在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建立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时继续大力实施扶贫开发政策，使农村贫困人口既真正得到救助，又有利于提高制度运行的效率。其次，政府有责任强制性推动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医疗保障是目前广大农民最迫切的需求之一。政府有责任在广大农村逐步建立"(大病)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这种制度以保大病为重点，并兼顾公共卫生保健。再次，在完善家庭保障的基础上适当扶持农村老年社会保障的发展。同时，还可以考虑结合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通过赋予农村土地"永佃权"，使地租成为农村老年人口的重要收入来源。[13]
三、对策建议
在目前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建立，而国家财政目前又无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将城乡低保工作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非常必要而且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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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农村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 来源为资源网
你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农村的养老问题。从1990年至今，失地农民已经远远超过4000万人。这些“失地农民”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土地保障，因此，他们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但是，又没有享受市民待遇，特别是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而以养老保障最为紧迫。（据2008年8月25日大河网报道）
随着我国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大量的农民离开农村、离开土地向城市以及非农产业转移，从而对农村传统的土地以及家庭养老模式带来极大的冲击，而这些加入到城市化行列的农民以及家庭成员的养老问题迫切需要研究以及拿出有效的措施给予解决，这是他们的民生问题，也是党和政府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所要解决“老有所养”的重大问题。
我国农村的养老一直是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以土地养老和家庭养老为核心的养老模式，然而，随着社会转型和城市化的推进，促使城乡的社会流动空前加快，大批农民离开土地、离开家庭来到城市从事非农职业。由于市场和政策的原因，进城的农民养老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主要体现在：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和农村子女进城务工“空巢家庭”的养老问题。首先，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对传统的土地养老模式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在传统社会，土地是农民的生活来源，也是农民的养老保障。城市化进程中，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失地农民由此而生。
其次，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青壮年农民大量流向城市，农村“空巢家庭”对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提出挑战。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我国进城务工农民已超过1.3 亿人。留守的父母则成为空巢家庭，其经济来源、生活照料以及精神、心理慰藉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问题。城市化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截至2006年末，我国城镇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44%。中国在本世纪50年代要全面实现现代化，届时，中国的城市化率也将提高到75%左右。这就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我国城市化率将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即每年将有1300万农村人口离开土地、离开农村转移到城市。因此，要从战略的高度、从城乡统筹的角度出发考虑农村的养老问题。
对于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显然不能以土地养老的方式来解决，必须探索新的养老方式，各地在这方面都有了一些经验：完善“以土地换保障”政策，建立失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制度。“以土地换保障”是指从土地征用款中确定一定数额建立失地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我国城市化是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化，对农民来说，失去土地是被动的，政府有责任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但由于目前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资金单靠国家财政拨款是行不通的，因此，应由政府、集体和个人三方共同分担责任。集体出资部分主要来源于以下两方面: 一是征地过程中村集体经济组织获得的部分土地补偿费。二是乡村集体资产的收益， 包括集体资产改制中收回的价值形态的资产及股权收益、租赁收益等。个人出资部分主要来源于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助费等征地补偿所得和农民的日常经济积累。这种筹资模式符合当前实际， 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因而成为许多地方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普遍采用的模式。
直接纳入城镇养老保险体系，纳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系。失地农民是不同于“农民”(纯粹意义上的农民)又有别于城市居民的边缘性群体。他们已经不再享有土地保障，也不能和城市居民一样享有最低生活保障。因此，在农民失去其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土地之后，就应该将其转为城市居民，纳入城市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从根本上解除农民对失去土地后养老问题的担忧，可以很大程度减少因养老问题产生的城市化阻力。同时，“失地农民”最终要纳入城市居民范畴，为他们提供养老保障， 有利于城乡养老保障的顺利接轨， 铺通建立城乡一体化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道路。
继续纳入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在经济比较发达的部分农村地区，如果其养老保险条件比较完善，该失地农民在土地被征用之前，已经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经失地农民的同意，可以将其继续纳入原来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中。无论从传统还是现行的法律规定， 在中国农村， 家庭养老仍为最主要的养老方式，农村老人的老年生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要依靠子女。但这种延续了几千年的家庭养老在当前城市化的进程中遭到了挑战。城市化给我国农村带来的“空巢家庭”在养老方面已经不能援用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
从长远来看，要加快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逐步实现农村养老的社会化。“空巢”老人不能再依赖家庭养老，必须更多地借助于国家、社区的力量。社会化的养老方式是与现代化社会相适应的、能有效地分散风险的制度。目前我国农村老人养老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庭赡养，而子女的外出务工往往并不能带来良好的经济援助、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这就意味着留守的空巢老人如果单纯依赖家庭养老则有着比较大的风险和不可预见性。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在全国试推行十多年来，尽管目前大部分地区都遇到不少困难，但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只要我们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结合农村实际，加以不断调整和完善，对于解决农村空巢家庭的养老问题将是一个有效的制度保证。
加强农村社区引导，发挥社区为空巢老人提供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发展社区服务，逐步建立适应老年人需要的生活服务、文化体育服务、疾病护理与康复等服务设施与网点。鼓励和支持社会志愿者为老年人服务。”在我国目前二元社会结构依然存在，政府一时难以承担农村养老保障的庞大费用， 而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弱化的形势下，社区养老服务是可能推行的较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过渡形式。一方面，可以促进家庭保障功能的社会化；另一方面，能够作为“ 社会保障体系、城乡整合”的桥梁， 为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莫定基础。老年人生活在社区，对社区具有地缘上的归属感、参与感，并有心理上的认同 容易接受社区提供的日常衣、食、住、行等生活料理、定期体检、医疗保健服务、健身娱乐活动、精神心理健康活动、应急服务等各种养老服务。这些都可以在广大农村推广。
挖掘农村社区的互助潜力。中国的农村社区正如费孝通所言，是“一个‘熟悉’的社会，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同村的邻里交往频繁，人际关系比较密切。这种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自然形成的社区具有很强的凝聚力，社区成员能够较好地被动员起来实行养老互助，实现养老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所以在空巢老人的经济互助、生活照料和减少孤独感方面均能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
应该看到，我国城市化的继续推进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农民失去土地、离开农村的速度还会加快，农村“空巢家庭”的数量还将继续增多，帮助失地农民和农村空巢老人解决养老问题，使他们老有所养，是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一项重要任务，对于实现城乡统筹、科学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在城乡二元结构下, 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水平远远低于城镇。尽管自1990 年，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启动，采取了农民自愿缴纳养老保险费进入个人养老账户这一城市社会养老保险不同的模式，不过，由于长期未能解决养老保险费保值增值的问题，以及如何提升统筹层次的问题，因而一直未能扩大农村养老保险的规模。到2006 年末，全国参加农村养老保险人数为5374 万人。据2000 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进行的中国城乡老年人口一次性抽样调查，只有1.5%的农村老人享受了社会保险养老金。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农村社会救助是由五保户制度、特殊困难户救济制度、医疗救助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构成的。
正视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
今年山东省将全面建立起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今年二季度前，各市至少要在一个县（市、区）进行试点，年底全面铺开。据悉，列入保障范围的对象包括在城区规划内，经依法批准实行土地承包权、且失地后人均农业用地较少的在册人员。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把城市规划区外的独立工矿和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区等列入保障范围。男60周岁、女55周岁以下的符合要求的失地农民，按当地测算标准一次或分次缴纳养老保险费用，建立个人专户和统筹账户。交费对象男满60周岁、女满55周岁开始领取养老金。（《齐鲁晚报》3月19日报道）
山东省出台的失地农民领养老金的规定，不仅体现了政府一种应有的善意，它还是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润滑剂”，是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有效举措，这样的制度规定是广大农民期盼已久的“福音”。
失地农民领养老金，这样的新闻过去闻所未闻。长期以来，由于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市政建设的需要，国家征用土地的传统做法往往是给一次性补偿，补偿过后从此不再过问补助和救助，致使失地农民从此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农民所得到的补偿被七扣八扣，到了农民手里已是很少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感到了生活的压力，从此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很多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开始上访，构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失地农民领养老金，无疑是化解这种社会风险的有效手段。这样做是一种“责任政府”的具体体现，是“情为民所系”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的政府是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政府，是“亲民政府”，对于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政府不会坐视不管的，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失地农民解决困难，漠视群众利益不是一个责任政府所取的态度。正视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问题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也是落实“三个代表”的具体行动，建立这样的制度，有利于政府公信力的提高。
其次，建立失地农民领养老金制度，无疑给广大失地农民吃了颗“定心丸”，有利于政府各项工作的开展。过去，很多地方在市政建设、拆迁问题上与农民利益的冲突较为明显，并屡屡受阻，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讲与农民养老金制度不健全颇有干系。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失去了土地，就意味着农民失去了生活来源，农民们心存后顾之忧合情合理，在这方面不去正视农民的养老问题，征用土地时必然受挫。建立失地农民养老金制度，解除了农民的后顾之忧，农民的生活问题有了可靠的保障，在今后推行政策时就会顺利许多。
第三，这样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是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符合历史发展潮流。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农民失去土地并不要紧，关键是要及时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及时解除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未来的社会是一个各种社会保障十分健全的社会，不仅城里人可以享受社会保障，就是农村人同样也要享受社会保障，这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必然趋势。及时为失地农民建立养老金制度，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
未来的社会是一个保障各种人权的社会，今后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事会越来越少，给失地农民建立养老金制度是我国农民人权状况得到改善的有力证据。从这个意义上讲，山东省的做法颇具有借鉴和推广价值。
农民工养老问题值得关注
38岁的张建国是来自神池县东湖村的农民工，在太原一建筑公司当“小工”已经7年了。虽然每月收入仅800元，但他还是觉得城市比农村好，在农村也许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靠身体吃饭的他唯一担心的是：现在年轻有力气，但老了怎么办？习惯了城市生活不愿回农村，但城市没有他养老的可能。
张建国的担心是眼下农民工群体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隐忧———农村无法养老、城市拒绝养老。“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农民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子女赡养，或依靠土地收入。然而这两种传统的方法难让农民工养老，由于几十年实行计划生育，“四二一”家庭格局加上抚育子女，实在难以承受。农村人多地少，即使是壮劳力，完全依靠土地也难维持温饱，老年人想依靠土地养老更加困难。还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承包地，依靠土地养老也不现实。
近年来，我省一些市县相继制定政策，对农民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提出要求，但制度设计上存在缴费门槛高、异地接续困难等。多数企业主能躲掉不买就不买，实在躲不掉就少买一些。现阶段推行的养老保险基金区域统筹与农民工跨地区流动存在较大矛盾。有的市社保部门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后，城市居民可以个人名义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保持养老保险关系，农村居民则不行。有的农民工不断地变换工作地点、单位，只有不断地参保、退保、再参保、再退保，即使务工期间月月缴费不止，也很难跨越累计缴费15年才能享受养老保险这道门槛，晚年还是与养老保险无缘。
外出务工的农民年老生活得不到保障，可能成为城市流浪者，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我省已步入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405万。全省目前46岁以上的农民工约占总数的35％，他们因年老逐渐返回农村，人数上百万，如果现在不解决养老问题，到那时采用发放农村低保形式，将成为未来财政不能承受之重，影响和谐社会建设。
记者建议，我省应尽快建立农民工劳动用工登记制度，制定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充分考虑广大农民工的特点和利益，积极探索，制定灵活政策。让农民工在一个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后，能顺利方便地把关系转移到新的工作单位，使养老保险得以延续。并适当降低参与养老保险的门槛，调动他们参与的积极性。同时，应遵循城市居民与农民工政策统一，强制企业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等原则，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全省统筹。建立方便合理的社会养老保险跨市县转移机制，如实行全省电脑联网，像银行卡一样，发放全省流通的养老保险卡，农民工不论转移到啥地方，都可以凭卡缴纳保险费，凭卡领取养老金，让农民工真正老有所养。
谁来关心农民的养老问题？
“终于进了看守所：我在这儿挺好的，已经胖了10斤。”
法制晚报12月22日报道的一篇题为<69岁老人为进监狱养老抢劫>的文章广为流传，同时也颇引起社会不得不思考这一问题。
69岁的付达信在北京站广场持刀连抢两名旅客。
与其他抢劫犯不同的是，他抢劫完了不逃跑，反而在等待被抢者喊叫，以便引警察来抓。接受审讯时，付达信要求办案民警把罪行写重些;当法官宣布因犯抢劫罪付达信被判决2年有期徒刑时，他竟认为判得太轻了，要求法官再好好审审。
之所以想让法官多判几年竟然就是为了在监狱养老！
近期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城镇养老保险的新政策，使得城镇居民的在养老保险问题上有减轻了负担，养老保险随人异地使用更增加了灵活性，方便了城镇居民。但是我们在千方百计通过政策解决城镇居民的同时，谁来关心农民的养老问题呢？
农民仍然占我国人口的多数比例。农民问题仍然是基础性的问题。近几年尤其是本届政府每年都会出台一系列惠农政策，但是在农村保障性社会体系上的突入还是远远不高。就拿现如今的政策来讲，农民和城镇居民所享受的待遇是不平等的。
一、城镇居民在养老问题上可以退休，退休后可以领取养老金、退休金，但是作为农民就没有社会保障。他们只能靠儿女和自己的积蓄来度过晚年。有人说农民不是有地吗，可是当农民面临养老问题是有几个人还有能力种地呢，再说城里人在60以后就可以退休了，而农民呢，在60岁之后还要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这也是不公平的？这也不难理解农民在传宗接代非要男孩这个思想难以转变的原因了。
二、政府对城镇低保居民有低保救助，按现在的标准每月最低也在500元左右，一年也有几千元的生活保障。但是农民确基本是属于空白的，就是有极个别的有低保的，也是受益于政府做做样子的偶然行为。就像此事件中的当事人一样，申请了救助但是一年才600元钱，一年哪，一天平均下来还不到1.6元，怎么能够生活下去呢
三、之所以有此事件的发生，再次说明政府的信访机制存在很大的问题，目前有数据显示基本90%以上的民生问题无法通过信访反馈，就是反馈了也因为政府的不作为或作为不及时也最终导致这类问题的激化。长期以来使得人们知道不通过一种过激的方式不会引起政府高层的重视，就像现在我们经常在各类媒体上看到的农民工只要一跳楼才能要回工钱一样，这也是导致目前地方政府公信力下降的原因，也会导致出现这样那样极端的社会问题。此事件当事人在会打击这是就明确想通过此事让政府知道向他这类目前农民的处境并得到重视。
几千年来中国农民过着很容易满足的生活，就是丰衣足食。生存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解决农民的问题是一个体系的问题，单纯的提高农民的收益或解决某一个方面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不能只画饼给农民兄弟，更要把这些惠农措施落到实处，确实让农民受益。
要彻底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才是根本的之路。
③ 教育毕业论文 新型农村养老保障模式的基本架构
长期以来，中国乡村不断依托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停止养老，乡村老年人养老保证是中华文化的传统，但仅仅是一种非正轨制度，而不是一种正轨制度。变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开端在经济相对兴旺的地域停止乡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革探究。1991年民政部在山东烟台停止乡村社会养老保险变革试点，并在试点根底上制定出台了《县级乡村社会养老保险根本计划》，肯定了乡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一些根本准绳，随后在全国各地铺开变革试点。乡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是在我国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分离的制度框架下停止的，但是，由于受经济开展程度、制度文化条件、社会习气等方面的限制，变革试点的效果并不理想。到1998年，全国仅有2123个县、65%的乡镇展开了乡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与人数只要8025万人，参保人数的总体掩盖率缺乏乡村人口的10%，而且掩盖率在近年还有降落趋向。以云南省为例，“十五”期间的前三年，累计参保人数分别为136万人、136. 8万人、133. 21万人，年增长率分别是0. 7 %、0. 6%、一2. 6%，这些数据标明:2001, 2002年参保人数有小幅增长，阐明只要局部农民新参保，2003年个别县区清退了3. 87万人的养老保险基金，呈现了负增长。显而易见，推行乡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革的难度非常宏大。 在全面建立小康社会，加速推进现代化建立的前提下，妥善处理中国乡村养老保证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曾经显而易见。但是，我们以为，当前我国养老保证制度变革存在一个值得深思的共性问题，即从城镇到乡村都不断试图直接自创外国的经历和形式，简单的运用“拿来主义”方法，以至是采用直接“套用”方式。这种做法不契合我国养老保证制度创新的制度文化条件，呈现“水土不服”，使变革成为“嵌人型”的形式，表现出两个套用:(1)城镇社会养老保证制度变革单纯套用国外形式。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根本养老保险制度普通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统筹，另一类是个人帐户。前者主要是兴旺国度采用，后者主要是新加坡和智利等国采用。我国试图把两者分离起来实行“统帐分离”形式。 www.hdfinf.com 医疗分类信息这无疑是一种创新，但是也有单纯套用国外形式之嫌。(2)乡村养老保证制度变革又想套用现行城镇养老保证变革的形式，从而把乡村养老保证简单化为鼎力推进“乡村社会养老保险”。社会各界对乡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性质有不同见地，有的以为它是一种低程度的农民养老储蓄积聚;有的以为是政府引导下的农民自我保证;有的以为是一种商业保险。虽然观念不统一，但是，大局部人还是主张现行制度框架下乡村养老保证形式的根本走向是:逐渐向扩面为主的城市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靠拢。这种根本走向在下图A中表现为农民保证特别是失地农民和农民工(图A中的虚线所示)直接压向城镇保证体系，不时增大原本就有风险的城镇保证体系的风险度，而对地道的农民自身的养老保证问题研讨不多。
④ 有关社会保障毕业论文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当代各国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立法模式的研究作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的一部分,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社会保障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社会保障毕业论文 范文 一：对我国社会保障现状的分析及指标的分析社会保障水平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关键要素之一，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与运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适度的社会保障水平，对于国民经济、社会和社会保障自身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本文将通过对我国社会保障现状的分析及指标的分析，来评价中国当前的社会保障水平。
一、社会保障水平及指标
社会保障水平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社会成员享受社会保障的高低程度。西方国家一般把社会保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社会保障水平的主要指标。其中，社会保障支出总额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实际支出的各种社会保障费用总和。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集中反映了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资源用于提高居民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的程度。
判断社会保障水平适度与否的标准不是单一的，需要考虑的因素有：社会保障制度是否保证了公民具有一定的经济生活水平并能抵御不可抗拒的社会风险;社会保障支出是否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否与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社会保障结构是否与国民经济产业布局相适应;社会保障水平是否有助于促进就业与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等等。
二、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性分析
(一)国内学者对于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实行分散化管理，社会保障水平的统计缺乏规范的指标体系，不同专家对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推算也不尽一致。以1994年为例，郑功成教授推算该年社会保障水平为7.13%，加上其他未统计因素，社会保障水平为10%~12%;穆怀中教授的小口径推算为5.09%，中口径(含住宅投资)为11.53%，大口径(含住宅投资和价格补贴)高达12.73%。根据穆怀中教授的推算，尽管我国人均GDP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但我国中口径(含住宅投资但不包括价格补贴的社会保障费用总额)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它们60年代的水平并不逊色。
(二)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国际比较研究
以发达市场经济的国家为参照，普遍认为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水平偏低。比如，1991年，瑞典、英国、美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56.4%、31.8%、28.7%。而我国2001年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8.34%。
与我国人均GDP接近的国家进行比较，2002年，我国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当年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是5.47%。而与我国人均GDP接近的国家，如玻利维亚、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依次为5.5%、8.49%、9.55%。因此，我国社会保障水平既不显得过高，也不显得过低。
(三)城乡社会保障水平比较分析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镇几乎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存在着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享受以高就业、高补贴、低收入为特征的、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服务;而农村居民仅拥有建立在农村集体经济基础上的以社会救济、“五保户”供养和合作医疗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并未能享受到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存在着水平偏低的社会保障，一定程度上，城镇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是以牺牲农村的保障水平为代价的。在城乡之间，我国城乡居民享受到的社会保障待遇差别极大。比如1994、2001年城市人均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是农村的100倍多。
总的来说，对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与否的判断，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过高与过低并存，存在着结构性矛盾，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三、保持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的建议
(一)正确处理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我们 总结 了许多国家特别是福利国家的 经验 教训所得出的一个正确结论。但是，到底什么样的社会保障水平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社会保障支出必须依赖经济发展，但并非任何意义上的福利支出都会削弱或阻碍经济增长。某种意义上的福利支出可能带来经济增长，或为经济增长创造前提条件。目前，我国尚处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阶段，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本来很低，加之在改革不断深入的过程中，难免回出现失业率上升之类的问题，因此，一定时期内社会保障支出增长是应该的。建议我国在目前阶段，适当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这不但会为经济增长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还可能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要辨证地看待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总之，存在着这样一种良性循环：随着经济发展适度增加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得大多数人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可以赢得经济和社会更加健康、协调、更可持续的发展。
(二)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8.34%，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这种财政支出结构是不合理的。因此，要发挥财政在筹集社会 保险 资金中的主 渠道 作用，切实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建立稳定的财政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投入机制。各级财政超收的增量除用于法定的支出外，其余应主要用于充实社会保险基金。与此同时，要防止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过高于GDP的增长，出现福利国家危机。因此，除了建立GDP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正常支持机制，还要建立二者的动态弹性机制，使社会保障支出随着GDP的增长动态变化，但处于适度区域内。
(三)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当前农村要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以及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为重点和基础，全面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将社会化养老 措施 与家庭养老相结合，由政府出面理顺农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体制，使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提高。当然，不同地区社会保障的标准、社会保障模式也应有所不同，不能一刀切，而是要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的情况，形成层次分明，标准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经济发达地区保障程度高一些，欠发达地区保障程度低一些。财政要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改变以前重城市、轻农村的状况，提高财政对农村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
(四)改革城镇社会保障制度
改革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坚持“有升、有降”的方针。取消一些不合理、过高的福利项目，改革工资制度，实行工资货币化;改革一些垄断性部门的福利制度，降低其社会保障水平;增加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的投入，增加对城市低保户、无劳动能力者等弱势群体的投入，保证其过上有人格尊严的生活;继续完善城镇基本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保证公民能抵御不可抗拒的社会风险。总之，把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控制到与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阶段，既达到了保障目的，又把水平控制到一个合理适度的水平。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社会保障毕业论文范文二：有关当前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新路径研究摘要： 文章 把探索视觉转移到解决农民工 社会 保障的新路径—— “土地换保障”，并在 总结 当前 理论 界提出的基本思路和操作步骤上创造性地进行“土地换保障”的运行载体缺失 分析 ，引入代表农民工土地使用权的 农村 集体 经济 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作为“土地换保障”的交易中介机构。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保障;新路径;土地换保障
Abstract: The exploration vision to be transferred to the social security of migrant workers to address the new path - the "land for security", in his summing up the current theory of the basic ideas put forward by the community and on steps to carry out a creative way of "land for security" to run the carrier missing Analysis of the introction of migrant workers on behalf of the land use right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nd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from the transfer of the shares of cooperatives as a "land for security" deal intermediaries.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social security; new path; land for security
前言
“十一五”规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城市化道路，统筹城乡协调 发展 ，构筑和谐社会，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更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 问题 。解决好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有助于打破 中国 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实现城乡协调统一，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 现代 化的进程。
一、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思路
在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基本思路上，当前理论界还存在着较大分歧和争论， 目前 主要有三种思路：一种是仍然将其划归于农村社会保障范围之内;一种是将其归于城镇社会保障范围之列;另一种是另起炉灶，推出相对独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构一种作为过渡形态的“三元社会保障模式”。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到底是归属城市还是回归农村，还是创新一种新的保障机制，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实际上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或纳入城镇社会保障在 实践上都遇到很多现实阻碍。从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分析得知，由于农民工双重的身份性，一方面乡镇 财政资源的有限性和土地保障功能的虚化及农村社会保障缓慢发展，制约了农民工进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步伐;另一方面以单位为核心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由于城市社会保障机制滞后， 企业 因为社会责任弱化导致的用工制度不规范及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抵触、以及农民工较强的流动性而引起执行上的困难、农民工在经济收入上的窘迫、自身可支配经济资源的有限性所导致参保的理性规避等诸多原因，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保体系在现实可行的条件下依旧困难重重。因此除上述三种思路外还有学者没有明确提出归口，积极探讨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提议应从我国国情出发，根据农民工的特点及最迫切的利益需求，优先建立农民工工伤 保险制度和大病统筹医疗制度，构建以最低生活保障为核心的农民工社会救助机制，规范企业用工制度，建立农民工的工资保障制度，抓紧制定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的 法律 和法规，探索适合农民工特点的与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依照分类分层保障的原则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积极地寻求多种路径来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成为大多学者的共识，让社保对农民工来说不再是“镜中月，水中花”，能真正意义分享到应有的各种社会保障。事实上“农民工力争一只脚踏在收益低、预期确定、保证生存起码需求的土地保障上，另一只脚踏在收益高些、风险大、非生存起码需求的非农收入上”，[1]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具有双重收入来源，存在的经济基础很特殊：一方面脱离了 农业生产逐渐市民化，在城市则可以在非农行业就业，另一方面，农民工与农村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他们在农村留有一份土地，在城市谋职的风险性以及社保的严重缺失等所导致返乡的极大可能性，宁愿抛荒也不愿意放弃这惟一的保障，仍把土地作为最后的退路。因此，笔者认为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个循环渐进的过程，上述几种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思路都忽视了现阶段农民工怎么从土地这个社会保障向现代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问题 研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崔传义认为研究这个问题是有战略意义的，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会大大有利于农民向城镇的转移，有利于城市化、 工业 化的实现，有利于全面小康社会的顺利建成。
二、“土地换保障”——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新路径
在《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规定中指出，农民外出务工期间，所承包土地无力耕种的，可委托代耕或通过转包、出租、 转让等形式流转土地经营权，但不能撂荒。农民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或限制，也不得截留、扣缴或以其他方式侵占土地流转收益。[2]这就给流转土地经营权进一步提供了政策依据。事实上，在国家近年出台系列减免农业赋税及加大农业投入和农业补贴等有利于农民增收的农业政策下，许多农民工外出打工，留在家里的土地就委托给亲戚邻友耕种或者转包、出租给其他人代理，从中取得一笔收益，但收益不多，只是当家用补贴。对经济收入较低的农民工来说，觉得有利可图就将土地出租出去，钱一点是一点，总好过撂荒。那么如何将农民工在原属地的农地更好地利用起来，并且将社会保障联系起来就是个难题了。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保障权威专家龚维斌在“完善社会保障与和谐社会建立”的记者专访中就提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发展既要借鉴国外的 经验，也要立足国情，构建一个‘低保障，低水平，广覆盖，重实效、可持续’的社会保障机制。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会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挖掘和利用传统社会保障资源。”这就给农民工怎么从土地这个社会保障向现代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问题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提倡“土地换保障”制度的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把寻求农民工社会保障路径的探索视觉转移到现在农村惟一有较大增值价值和财力功能的就是土地，从开发和挖掘农村传统的社会保障资源来寻求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困境的路径，最终目的为建立针对农民工独特身份和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铺路，从而推进市民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土地换保障”通过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创新，填补了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空缺，成为一种切实可
行的制度安排，是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创新路径，很好的解决了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延续，为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提供了启动资金。农民工因为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获得了相应的收益，从此代替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和实现从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换，逐步实现市民化，并且推进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和规模经营发展。
三、“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中运行载体的缺失浅析
(一)“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中运行载体的缺失 分析
从 “土地换保障”的基本思路和操作步骤来看，“土地换保障”的实质或核心是承认农民在让出承包土地或被征用土地的情况下，应当获得某种补偿，并且这种补偿应当被用来为其建立 社会 保障。那么这样一种用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的方案设计到底有没有充分现实依据呢，陈颐同志进行深入 研究 对农民工选择“土地换保障”这样一种从土地社会保障向 现代 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方案设计进一步补充了相关依据，论证了“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的可行性。[3]另外，曾详炎等同志在可操作性上进一步研究，认为在这个制度安排在实际操作中需要注意一些 问题 ，如会遇到初始永佃权的定价问题，可能出现的侵占 农业生产资金问题、土地市场评估成本问题、地区之间地价与社会保障水平不平衡问题以及土地私有化问题等，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对策。[4]然而笔者发现其中还没有学者注意到运行载体的缺失问题，在方案设计中提出具体运作办法时有学者认为，对放弃 农村 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工，可直接参加农民工社会保障，并以农村土地使用权折算为一定年数的个人帐户积累额，促进农民工从传统土地保障到社会保障的平稳过渡。[5]另外有学者提出，农民工到城镇就业或进入城镇定居而无力耕种土地的时候，让出其原先承包的土地，由转包者按国家统一标准替 转让者缴纳一定数量的 经济 补偿，使其参加相应的社会保障。当然这部分经济补偿也可先交付国家 财政，但国家必须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承诺将这部分农民纳入城市和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6]由此可以看出，“土地换保障”整个运行过程中交易中介机构的研究是缺失的，有的只是笼统指出由国家责任强制为其纳入社会保障，有的直接由土地经营权的转包者支付农民工参保费用。我们知道，农民工只在乎现期收入，他们参保的意识非常薄弱。对他们来说，增加他们的收入最为切实，所以他们就可能会同承包者私下商量好将社会保障的提取费用直接转化为货币经济补偿，这就要求国家赋予有关监督机制的制约。而如果设立国家的监督机关来监督承包者从转让农民工土地使用权获益中提取农民工社会保障费用的行为，则加大了“土地换保障”制度的成本支付，这就提出了在实行“土地换保障”方案中其运作载体的缺失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二)“土地换保障”的运行载体——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及由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
根据孙雷、陈波羽中的研究，他们在针对失地农民设计的“土地换保障的逻辑框架” 中指出失地农民通过放弃土地使用权获得经济补偿后，一部分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失地农民办理养老、医疗、失业等 保险，一部分作为失地农民的货币收入，成为市场人的物质基础，另一部分则用作对失地农民的培训，使得他们具备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基本技能。可见这里代表耕地所有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则成为交易的中介机构，作为失地农民与征地方交易的中间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被征用耕地的交易获得的收益，用来支持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7]由此可以推广到 “土地换保障”中针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引入代表农民工土地使用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交易中介机构。这个思路也符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要有党和国家的强力推动，更需要发挥农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政策精神 。另外笔者认为为避免由村集体包办，应与现行的 中国 行政机构体制改革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以及正在农村推行村务公开的民主 管理制度相配套，特别是农村集体组织从农民工土地转让费当中用于社会保障的费用提取应该向村民公开，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农民更多地参与和监督村里的事务。保证集体经济组织运行应有的效率与公正。
而原有农村社区集体经济产权模糊、人格化的出资者主体缺失、决策独断、监督不善、分配随意等种种制度性缺陷直接 影响 到保护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利益，研究表明迫切需要从产权制度改革上破除。现阶段农村社区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以村、组为对象，在制度安排上多采取股份合作制的形式。从转制后的组织形式看，其定位不同，既有股份合作制 企业 ，也有股份制公司，以及股份合作社。有学者进一步研究，现阶段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的定位，以及转制后的实际功能和作用都与政府行为有直接关联。两者要在今后的改革和 发展 中相互调适。其中第一条指出转制后的组织功能就与社区成员的社会保障管理有关，是按照公共产品供给非歧视性原则，对于集体资产所有者的社会保障成本，政府应给予一定的扶持，并全额承担“城中村”或“村改居”成员的社会保障费用。[8]另外深入到股份合作制中土地股份合作的研究，土地股份合作的形成是在村委的引导下若干农民自愿组织，组成合作社，农民将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向合作社入股，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和管理，实行“土地入股，集约经营，独立核算，按股分红”。其股份合作社在年底取得的收入扣除必要的成本费用后按股分红，同时合作社按每股每年提取风险基金和发展基金。农民工进城务工，也可以通过股份合作形式将自己在原属地的土地使用权向合作社入股，这样一来他们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不仅长期不变，而且还有股权收益，吃了“定心丸”，也 自然 安心进城从事二、三产业。[9]将上述两个研究成果结合起来研究，笔者认为可以按照“土地换保障”的思路，通过由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在土地与农民工的现代社会保障两者之间架起联结通道，股份合作社在农民工向合作社入股期间在按每股每年强制提取风险基金和发展基金的基础上强制提取一部分基金作为农民工建立现代社会保障的启动资金，保证其进城后最基本的社会保障。
当然，由于中国各地经济水平不一，这种股份合作的土地流转形式主要出现经济较为发达，大部分农民已转移到从事非农产业的沿海地区和发达内陆地区，如广东、江浙、辽宁、山东、湖南等地。而
广大中、西部贫困地区由于受到地域、经济水平等因素制约了土地的流转，也就很难形成土地股份合作这样一种土地规模经营方式。因此在考虑原属地在较为贫困，并且零星分散的小规模经营比较严重的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在实施“土地换保障”中架构其运行载体时，笔者认为有待于政府(下转第24页)(上接第22页)大力扶持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并且政府在其介入的作用成分相对发达地区对股份合作社要多一些， 值得我们更深入研究。
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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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研究6000字论文一篇
论文摘要：建立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让广大农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文章就广西建立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紧迫性、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若干思考。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立足我国农村发展实际，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抓紧制定指导性意见，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国家补贴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2009年9月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号)，决定从2009年起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试点。 2010年元月，广西出台《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将在2020年前基本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的全覆盖，逐步为广西农村老人系上社会养老保险的“安全带”，从而实现“老有所养”。文章拟围绕广西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一些重点问题作粗浅探讨。
一、广西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紧迫性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新”，主要体现在变“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支持”为“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的多元化筹资机制，它要求一是从农村实际出发，低水平起步，筹资和待遇标准要与经济发展及各方面承受力相适应;二是个人、集体、政府合理分担责任，权利与义务相适应;三是政府引导和农民自愿相结合，引导农民普遍参保。这是一种新的资金分担机制，突破了我国长期以来因财政力量不足而不直接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给予资金支持的传统。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确保农村居民基本生活，推动农村减贫和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意义重大，同时对于改善心理预期，促进消费，拉动内需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已基本具备
1.老龄化时代正向我们迈来。世界老龄化趋势正在加快脚步，联合国近期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全球平均每9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的年龄超过60岁。预计至2045年，全世界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首次超过14岁以下青少年人数，到2050年，老年人口比例将升至2200。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我国于1999年进人老龄化，到2008年底，老年人口达1. 6亿，占人口总数的12%。根据预测，2014年达2亿，2026年达3亿，2037年达4亿，2051年达到峰值4. 37亿，占31%，届时将近3个人中就有1个是老年人。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更高，农民养老保障问题日益突出。
2.我国整体经济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已具备进行国民收人再分配的能力和手段。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国民收人再分配，国家财政给达到年龄的农村老年人发放基础养老金将直接增加农民收人，让农村人口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有效地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发展。
3.农村经济日益发展，农民收人快速增长，城乡差别正在缩小，农民权益保护意识不断强化，参保意识不断增强。发达地区农村、城镇近郊农村和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部分乡村，经济实力逐步强大，基本具备了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
(二)广西农村人口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养老问题凸显
广西是一个经济后发达地区，又是典型的农业大省区、人口大省区，截至2008年底，全区有农业人口县(区)112个，农业人口4176万人，全区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2.7%。《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条明确规定，老年人是指60周岁以上的公民。近年来，广西老年人口总量逐渐增长，老龄化趋势正在加快。据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底，全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633万人，约占全区总人口的13.59%。比全国高出1. 6个百分点，且以每年3. 5%的速度递增。其中全区60岁及以上农村老年人口617. 58万人，约占全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的97.56%。60岁及以上农村老年人口显然占我区老年人口的主体，如果解决不好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将会制约广西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向城市迁移，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比城市更为突出，农村养老形势十分严峻。农村地区的“空壳村”和农村家庭的“空巢家庭”逐步增多，农村地区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将会更加严峻，而传统的农村养老保险模式和功能逐步淡化，靠传统的道德、亲情维系的家庭式养老受到了冲击，因此，建立新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迫在眉睫。
(三)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逐步改变、养老功能逐步弱化
据调查，当前我国有超过一亿的农村老人依然靠农耕社会的“养儿防老”模式度过晚年。但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文化观念已转型，土地和儿孙不再是唯一的、完全的生活保障;而这些身负生活重担的子孙后辈，也无法完全可以承受这部分即将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村老人所带来的养老负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发展，特别是农村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在当代农村地区，农村家庭的小型化、空巢化、代际化普遍存在，农村养老风险在不断加大，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和养老功能已逐步弱化，面临着严重挑战:一是农民劳务收益困难，子女的赡养压力增大;二是农村劳动力流动性增大和流动人口的异地频繁迁移，给农村家庭赡养带来了负面影响;三是农村地区普遍相对贫困，给家庭养老保障能力带来困难，这些问题都需要建立一套新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加以解决。同时，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城镇化、工业化的加快发展，传统的养老(个人养老、家庭养老、集体养老、土地养老保障等)等功能正在弱化。在当前传统养老功能逐步弱化的情况下，根据国家的统一部署，结合广西的实际情况，加快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对于经济后发达地区的广西来说，就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
⑥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养老问题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养老问题研究
摘要： 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问题是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实现乡村振兴必须把“空巢老人”问题作为党的工作重心。农村养老服务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同时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本文通过对现阶段农村养老情况进行分析，发现现有农村养老的模式中出现的基本问题、同时提出适当的建议和意见，探寻出一条适合现阶段农村养老发展的新路径。
关键词： 农村老年人；生活状况；乡村振兴农村养老措施及建议
一、调查背景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64亿人，占总人口的18.7%。预计“十四五”时期，这一数字将突破3亿，我国将从轻度老龄化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人口老龄化在我国已呈现出上升趋势，老年人生活保障问题已成为关系国民经济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经济急速发展、城乡社会结构也取得了巨大转变。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很多农村青壮年进城，剩下大批“空巢老人”留守农村。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的养老压力不断提升，农村养老问题也成为乡村振兴的一个主要短板。因此，构建一个老有所养的养老体系，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社会尤为重要。
农村新型养老体系的建设， 要切实满足老年人的需求，改变传统单一的养老模式，充分利用乡村各方面资源，打造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社区公共服务为依托、以子女养老为主体、以互助式养老为补充的新型养老模式，努力让农村老年人在身心满足的情况下下安享晚年。
二、当前农村老年人生活状况概览
（一）日常生活照料情况
调查发现，多数老年人具有较强的生活自理能力。调查中，32%的老人表示自己单独居住或和配偶住、48%的老人和子女住、15%在养老院居住、3.2%跟孙子或孙女住、有1.8 %的老人和亲戚/朋友居住。
（二）经济来源
他们表示健在的子女中儿子有2-3个，不同住的子女中很少有同村居住的，多部分是在同一个县里，平均1个月见一次，也有小部分子女在外地工作并定居，很少见面，基本半年或一年才能见一次。而经常来往的亲戚或朋友只有2-3位。对于和子女或孙子、孙女一同居住的老年人，他们表示照顾孙子女或外孙子女的时间较长，基本每天都在照顾。
调查结果显示，56%的农村老年人主要经济来源为社会养老金，20%表示主要由子女供养，10%有自己的退休金或自己通过劳动获得报酬，5.8%依靠年轻时的存的积蓄，2.3%凭借政府救助。
他们中的大多数在60岁之前，没有从事过任何工作， 主要在家务农或外出务工，也有部分从事个体或私营经济活动，如开小商店、到附近集市上摆摊等。
受访中的所有老年人表示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但都没有参加社会保险，原因主要是太贵了，没有经济基础。除和自己居住的子女去世的老人有社保等从政府获得的补贴外，其他老人表示没有任何补贴。
（三）日常生活主要内容
在问及父母日常生活主要内容时，多数老人选择操持家务和干农务，占比为71.3%。此外，选择锻炼身体和照顾家人的老人也比较多，分别为36.8%和36.6%。可见，操持家务及农务、锻炼身体和照顾家人是老年人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
当问及他们参加过什么活动时，他们表示没有参加过多少活动，只有维护村卫生情况、帮助邻里、关心教育下一代等比较单一的活动。他们希望村里组织一些娱乐活动、健康讲座、老少共融亲情等类似的类似的活动，以此让自己单调的生活增添一丝光彩。
（四）智能手机及智能服务使用情况
在互联网的普及下，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也越来越多的被老年人使用。调查数据显示,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占52.0%, 不过, 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表示,他们主要还是以比较简单的打电话、视频聊天和看快手等为主,占比分别达到84.7%、80.5%和71.3%;网上购物的老年人占到五分之一;而对于操作比较复杂的网上购物、网上看病、网上学习、网上订餐、网上打车及买票等智能服务功能,老年人 几乎不会使用。有80%的老人表示需要智能手机培训。
（五）精神状态
因为缺少陪伴、感到孤独等原因，大部分老人表示会因一些小事而烦恼，他们经常感到情绪低落，做起事来比较费劲，对未来希望度不高，只希望自己跟老伴能健康度过晚年生活。有一部分老人表示他们对以后感到害怕，害怕自己的身体出现毛病、害怕意外发生等。几乎所有老人都表示自己睡眠不好，经常到半夜睡不着觉。有极少数老人表示他们现在过得很愉快，基本都比较孤独。
（六）满意度
虽然时长感到孤独，但他们也能理解自己的儿女工作忙，因此他们表示总体来看对自己现在的生活还是比较满意的，对自己的健康也较为满意，能积极锻炼身体，维持良好的健康状况，对自己和子女的关系也表示较为满意，他们表示能融洽相处，子女也比较孝顺。
（七）健康状况与功能
认为自己健康状况不太良好，视力比较薄弱，看东西模糊、看不清书本、手机等一些设备上的字，甚至有部分老人患有白内障、黄斑裂变等眼部疾病。大部分老人听力较弱，受访中发现正常音量大小他们听不太清楚，需要用更大音量、更慢的语速和他们进行交谈。大部分老人走路基本没困难，但也有一少部分老人因为患有风湿、关节炎等疾病，走路有点困难。
三、老年人面临的养老问题
（一）四大困难成为老年人日常生活的主要难题 。
一是养老金少，经济负担重。调查中，有48.4%的老人表示目前面临的最大生活困难是养老金少，经济负担重，一个月的养老金根本满足不了日常消费。
二是无人陪伴，日常照料难。由于工作繁忙、生活节奏快，子女一方面没有更多闲暇时间照顾老人，另一方面又常常忽视老人的心理慰藉，26.4%的老人表示父母感到孤独，无人陪伴，23.2%表示自己目前无人照料。
三是身体不好，活动不便。调查中，有24.0%的老年人表示目前生活中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身体不好、活动不便。可见，加快社区及家庭适老化改造，增强老年人生活便利性很有必要。
四是智能服务功能使用有困难。调查中，有23.9%的受访市民表示父母不会独立使用智能手机的智能服务功能。随着智慧养老的发展和越来越多生活服务由“线下”转为“线上”，不会使用智能化服务，或者仅会使用简单的操作，已经成为老年人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
（二）社区周边养老服务功能有待完善
近年来，农村养老服务功能不断完善。但和不断增长的养老需求相比，仍然存在较多短板。调查中，51.7%的老人认为村子里养老存在“服务项目少”的问题，46.3%认为存在“场地小、设施少、环境差”的问题。
四、社区养老服务需求
（一）对养老设施的需求
调查中，当向老人问及居住地周边希望增加哪些养老设施时，卫生室、医疗康复室、健身活动场所和公共老年食堂几类设施提及率最多。其中卫生室和康复室两类设施需求最高，为65.1%，第二是健身活动场所和老年食堂，分别为63.5%和54.8%。除此之外，理发店等需求也比较高，在两成以上。
（二）对服务项目的需求
调查中，当问到最希望村子周边提供哪些养老服务项目时，48.1%的老人表示需要医疗康复护理类的服务，45.6%表示需要老年餐饮服务，对文体活动、精神关爱的需求占比分别为41.3%和37.2%。同时，对家政服务等有需求的人群也占到30%以上。
五、改善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着力点
( 一)着力提高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水平
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根本在于提高其收入水平。从调查数据来看,农村老年人的总体经济状况较差，其中主要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收入和家庭供养获取仅有的收入，社会保障性收入和补贴性收入较少。改善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首先必须提高其经济收入水平。
1. 增加老年人自己的经济收入
第一，鼓励农村老年人在身体健康状况允许的前提下坚持雇佣或非雇佣式农业劳动，获取相应的收入。让老年人从事有收入的劳动,不仅可以增加自己的经济收入，同时还能丰富老年人日常生活，并且让身体得到一定的锻炼。第二,提高土地收益。可以通过耕种土地获得经济收入;也可向他人转让土地,收取相应的经济补偿，多角度提高经济收入水平。
2. 增强家庭赡养能力
不难发现，家庭养老是最优化的养老模式，家庭养老资源是最根本的、不可或缺的养老资源。因此,政府首先应该促进农村家庭整体发展,提高家庭养老力度。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增强家庭养老。支持鼓励父母和子女同住或就近同村居住;以家庭为单位给与更多的经济补贴;提供住房建造改造服务;支持养老服务人员专业性培训等。
3. 增强政府和社会的养老支持力度
第一,适当提高农村居民基础养老金水平,充分发挥养老保险有效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的作用。第二,投入对贫困和失能农村老年人的救助。增加对困难家庭老年人和失能老年人的补贴经费，同时将其全都纳入社会救助范围,获得更多公益性补贴资助，进一步保障困难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第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发展农村整体经济。扩大农村老年人就业机会,切实增加农村老年人的劳动收入。
( 二)着力健全农村老年人的医疗保障制度
从前文数据分析不难发现，大多数老年人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身体健康问题，年龄越大的老年人其健康状况越不容乐观,患慢性疾病的老年人较多,有关医疗健康的服务是农村老年人最迫切需要的。因此,需要努力使农村老年人的医疗保障制度更加健全。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第一,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基本医疗保险水平。将常见的疾病纳入医疗报销范围，降低老年人的看病成本。第二,增强就医方便性。形成“上门医疗”服务,把农村老年人作为重点人群，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
（三）完善社区养老服务功能
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本次调查中受访市民最为关注的政策及措施，占比高达60.8%，这反映了市民对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有着较大的需求和较高的期盼。
一是完善社区养老服务及设施。完善社区老年人信息库，根据社区老年人需求，完善社区养老设施和服务项目。当前，最主要的是要增加和完善医疗护理、老年助餐、文体活动、精神关爱等需求较高的养老服务项目，以及完善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护理站、老年食堂、日间照料中心等养老设施。
二是加快社区适老化改造。加快社区适老化设施改造，增设适合老年人的无障碍设施，增强老人生活便利性，例如在老旧小区安装电梯，针对高龄独居、空巢失能老人安装居室通道扶手等。
（四）加强养老专业人才培养
养老人才队伍素质直接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调查中，有接近三成受老年人及村干部认为本地社区养老存在服务不专业的问题。
一是充实专业养老服务队伍。在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和社区开发公益性的养老服务岗位，力求建立专业的、稳定的养老服务从业人员队伍。
二是强化养老护理人员培训。定期举办老龄政策和养老护理知识培训班，加强养老护理人员技能培训。
三是提高养老服务人员的基本工资水平。加强社会保障待遇，在养老服务、医养结合等重点领域，制定相关优惠政策，促进养老人才队伍稳定。
（五）帮助老年人融入智能时代
帮助老年人尽快融入智能化时代，既是家庭的责任，也是社会的责任。一要建立老年人智能设备使用培训机制。除家庭成员承担相应的义务外，老年大学要增设智能应用培训课程，社区要定期开设智能设备使用培训班，采取一对一答疑方式，消除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障碍。
二是改进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结合老年群体特点，设计出操作更加简便的智慧养老平台，让老年人实实在在享受到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
六、结论
调查结果显示：操持家务、锻炼身体等是老年人日常生活主要内容；经济压力大、无人陪伴等是老年人生活中面临主要难题，老年人对养老设施和养老服务等有较大需求。要尽可能满足老人年各方面需求、改变传统单一的养老模式、充分利用乡村各方面资源，打造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子女养老为主体的新型养老模式，让老年人在身体与精神双方面得到满足，使农村养老问题进一步改善，为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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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浅谈农村养老模式论文
人口老龄化是中国一大基本国情,人口结构的转型给社会养老带来压力与挑战。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农村养老模式论文，供大家参考。
农村养老模式论文范文一：浅谈转型期中国农村养老保障模式的反思与前瞻论文摘要：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农村养老保障模式也在发生嬗变，面临严峻挑战。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从其基本价值的角度来看，应把包括农民在内的民生当作社会保障的最重要的目标，而不应该单纯从改革的工具理性的角度上过分强调其经济意义。
论文关键词：转型期;农村养老保障模式;民生保障
中国农村养老保障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的建设与发展，一方面决定于它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受政治、文化制度等其他社会环境的有力制约。因此，梳理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变迁，明晰在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所面Il缶的挑战，探讨农村养老保障模式未来趋向对保障农村老年人老有所养，实现我国农村的稳定与发展乃至和谐社会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转型期中国农村养老保障模式的现状与反思
在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社会经济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但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也日益显现。社会转型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社会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大量出现，其中占总人口约60.91%的农村养老社会保障问题变得尤为突出和紧迫。以养老支援力的来源考量。我国农民养老保障模式在社会转型期面临严峻的挑战。
一家庭养老
农村家庭养老模式从内容上看就是由自己、家庭成员I包括子女、配偶等威亲属网路履行对老人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职责。在当前综合养老体系中，家庭养老是其中占主流和主导地位的养老方式。据民政部统计，截止1999年6月，农村976%的老人靠家庭赡养，而依靠退休金生活、集体供养及敬老院的老人仅占7_34%，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70%以上与后代住在一起。
在社会转型期，家庭养老遭遇巨大挑战，以经济学的供求理论分析，就是供求失衡的结果。
1子女数量减少。生育率下降意味着子女数量减少，家庭户的平均规模在缩小，而核心家庭不断增多，家庭养老功能大大削弱。1982年到1990年两次普查之间，家庭户规模从4.3人/户降到3.97人/户，根据1995年中国l%人口抽样调查结果，平均家庭规模降到3.7人，到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家庭平均人口仅为332人。我国农村独生子女在大幅增长，家庭结构呈现“4～2一l”或“8—4_2一l”的趋势，以家庭养老为主体的老年保障模式将使未来子女在养老问题上不堪重负。
2农囤对减少。伴随着农村经济由传统走向现代化转变、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小城镇的兴起，农村土地的保障作用不断降低。一是农业耕地面积减少。二是土地经营的绝对收入大幅度下降。据统计，2000年农民的人均土地收入仅为1090.67元，而同年人均生活消费现金支出为12847.4元。无法满足最基本的生活支出。三是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般很低。长期以来存在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使农业生产的比较收益更低，虽然 *** 也采取有关优惠政策使农业快速发展、农民收入持续上升。但比较效益依然很低。另一方面。与同国际类产品相比无优势可言。四是城乡差异不断拉大。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扩大到2002年的32：1，大大高于1.5：1的世界平均水平，成为世界上城乡差距最大的国家。到2006年已达到328倍
2、老年^对养老资源的需求增加
1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对养老需求锄Ⅱ。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全球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农村人口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国家。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6s岁及以上老年人达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6%，同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了1.39个百分点。按照人口老龄化的国际标准，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据人口专家预测，到2020年，我国农村65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是140%一17.796。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城镇老年人口约为3180万人，农村则大约为5631万人。其绝对数是城镇的17倍;从增长速度来看，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快于城市。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针对农民的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自1992年实施以来取得了一定进展。至2034年末。全国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人数为5378万人，全年共有205,万农民领取了养老金，年末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285亿元。但就全国的总体情况来看，目前农村社会养老制度仍然处于极低的水平上，仍存在着许多有待克服的缺陷与不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l、保障水平低。难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按照民政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交费领取计算表》计算，农民每月交费2元、4元，交费’10年后每月可以领取养老金47元、94元，lS年后，每月可以领取9.9元、20元。若再考虑到利率下调、通货膨胀、管理费等因素，农民领取的养老金更少，这点钱对农民养老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2、制度上的可持续眭差。自从1991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开始，全国各地特别是较富裕的农村地区，对推行这项制度热睛很高。但经过几年的发展之后，有些曾受表扬的典型地区，时隔不久却已解体。个中缘由是，从制度的建立、撤消，到费用的筹集、运用以及保险金的发放，都不是按照严格的法律程式，而是按照地方 *** 制定的一些规章制度执行的，不是 *** 与农民的一种规范性、永续性契约。养老保险缴费是一个持续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过程，农民在年轻、收入较高时候缴费，在老年时收入过低、需要照顾的时候，期望能用养老金来安度晚年。但目前不具备这一过程的顺利实现的必备条件。首先农民不像城市职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农村经济脆弱，农民收入受气候及市场行情影响较大，即使略有收入也难以抵消包括价格负担在内的各种沉重的负担，增收困难，难以保证缴费的稳定持续;其次，从基金的管理上看，许多挪用、贪污社保基金案件的发生，让农民心怀忧虑;再次，从 *** 方面来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不是在法律基础上建立的，受行政因素影响较大。
3、缺乏真正的社会性。《方案》规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资金筹集上坚持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这是由农村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决定的，国家的财力有限，城市的社会保障尚且受困于资金紧张的局面，更无力顾及农村，因而资金的筹集只能依赖于集体和个人。而大多数农村集体不愿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给予补助，甚至为零。农村养老费筹资变为实际上的“全部个人缴费”、过于强调个人的责任，其实质是一种带有明显的自我保障性质的储蕾陆养老，根本不具备应有的“社会性”。
4、管理水平低，资金保值增值困难按现行政策规定养老保险金主要是存入银行，由于近年来银行利率的不断下调，普遍存在养老金的给付承兑无法兑现的问题。而民政部向农民承诺的基金增值率129%，并按照这一水平确定给付标准。并且，《方案》没有按照国际通行的养老保险测算模式进行保险费和养老待遇的设计，养老金一经领取终身不变，很难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生活的快速变化，难以保证养老金的实际价值、老年人的购买力和生活水平不变或稳中有升，难以承担现实及未来养老的重任。
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满足农民需求中最基本的公共产品。是维护农民作为公民应当享有的生存权利的最起码的要求，是一种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补救机制，是所有现代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必不可少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最后一道“安全网”。1995年民政部在部分地区开展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试点工作。2003年全国已有l0个省份已经或正在全面推行农村低保制度。截止到同年底，有3l万村民、176.8万户家庭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但保障水平普遍较低。
二、中国农村养老保障模式的未来趋向
一农村养老保障模式构建的理念
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模式，需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农村社会经济的特点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对备种保障方式进行优化配置。首先，农村社会保障必须能够保障老年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一是满足温饱等基本的生理需求;二是满足社交、文化、教育等合理的生存需求;三是能够与其他社会成员共同分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积极成果，享受公民待遇。其次，有利于城乡和谐、农民与城镇居民的和谐发展。农村稳则全域性稳。对中国未来社会稳定构成威胁最大的社会力量就是已经被边缘化了的农民，采取适当的社会养老保障模式，积极解决农民的即期养老、未来养老难的问题，有助于城乡居民之间的和谐乃至社会的和谐发展。最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从其基本价值的角度来看，应该把包括农民在内的民生当作社会保障的最重要的目标，而不应该单纯从改革的工具理性的角度上过分强调其经济意义。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构建的总体构想
农村应该实行与城镇同样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统一模式，这是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终极目标。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总体构想是：立足于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巨集伟目标、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家的经济实力这一巨集观背景，以完善制度和规范操作为重点，从横向上按照经济的区域差异和农村劳动力分布的状况，有差别、分类推进，先在经济发达地区率先建立城乡统一、待遇有别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后在中、西部地区相继建立;从纵向上多元化、分层次的养老保障模式并存，即家庭养老、社会养老保险与最低生活保障多种保障并存;从步骤上循序渐进的全方位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模式。在现阶段，建立家庭养老为主导、以社会养老保险为目标导向、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社群养老为补充的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目前我国农村社会的最佳选择。
农村养老模式论文范文二：浅析转型期中国农村养老的模式选择论文关健词:转型期农村养老保障综合型养老模式
论文摘要:我国己进人了老龄化社会，其中75%的老人又居住在农村，现实的经济条件决定了家庭养老仍是我国农村目前主要的养老模式。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家庭养老模式面临着挑战，我们需要建立新的农村综合型养老模式。
一般来说，在正常的人生旅途中都要经历幼年时受长辈抚养，成年时养育子女和赡养父母，老年时被子女或亲属赡养的过程。因此，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社会，无论社会处在哪个发展阶段，都会有赡养老人的问题存在，老有所养是涉及全人类的问题，任何国家都不能回避。在我国，问题的严重性是预计到2020年将有2. 31亿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6.0% , 2050年达4. 12亿，占总人口的26.1 %，其中75%的老人都居住在农村。而且迄今为止，新的养老保障制度安排基本上局限于城市，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障问题仍是一个被忽略的领域。另外，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农村旧的家庭养老模式正面临着种种挑战。在国家暂时没有能力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条件下，农村迫切需要建立一种过渡形态的养老保障模式。
一、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存在的原因及作用
传统的家庭养老，是指以血缘为纽带，由家庭成员对上一辈老人提供衣、食、住、行、医直至死亡送葬等一系列社会服务行为。由于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有其存在的历史原因。
一家庭养老在我国有很长的历史渊源
我国是个文明古国，素有尊老敬老的传统。早在两千多年之前，就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尊老观点。“寿经”开宗明义就指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礼记》论孝，评价更高:“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之而横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文”。尊老敬老被推崇为天地间最大的行为准则，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说明古人对孝道的崇尚。在现代社会，应当看到广大老年人为社会进步贡献了青春，为子女成长操劳了一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年老回归家庭之后，除了从社会得到必要的补偿之外，理应受到子女经济上的赡养、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这一切都有赖于家庭起作用。正是家庭既培养了父母子女间的亲情，又体现出民族敬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反映出我国社会文明的程度。
二从社会发展看，家庭养老模式为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
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业人口多，工业发展慢，为尽快发展工业经济，国家采取了一些“以工补农”“以农促工”的做法。如表现在农产品收购上的剪刀差。农民教育、农民医疗、农民养老等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因经济贫乏而无法实施。这样，农村中以家庭养老的模式，一方面适应了我国的乡情、村情、家情，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农村经济发展迟缓，又难以推行新的养老模式。
三家庭养老模式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有利
在漫长的尊老敬老文化的流传中，老年人精神愉快、心理满足构成了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最高标准。《礼记·祭义》说，养是可能的，但敬就不容易了;敬是可能的，但让老人安逸满足就不容易了①。子路曾因不能很好地赡养父母而内疚。孔子说，“虽然吃豆腐、喝清水，但是父母精神上满足和偷快，就是孝了”②。孔子曾经质问子夏:“为父母劳作，让父母吃喝，难道这就是孝吗?”③那么什么是孝呢?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让父母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为此，明代吕坤指出，“对待父母，最好的是使父母心中愉快，其次是照料父母，最差的是只照料父母却不体谅父母的心理感受。”④对于现在绝大多数老年人来说，家庭是他们晚年的安乐窝、庇护所、一生最后的港湾，是老人感情世界的主要支援，这是任何机构和个人无法替代的。在家养老也有利于代际间进行经济、精神、生活等方面的优势互补，尤其是精神上的取长补短;有利于老年人从年轻人身上感受青春气息，开拓视野，恢复生机，延年益寿;同时有利于年轻人从长辈那里学习社会经验，生活经验和好的品德、作风，更好地成长、成熟。丹麦这个“福利国家”老年人自杀率高的现象有力地说明:老年人自身有钱，社会有充足的福利设施，老年人晚年生活不一定幸福。为什么?这是因为在那个社会里老年人十分孤独。正如1982年老龄问题维也纳国际行动计划所强调的:“家庭，不论其形式或组织方式如何，被公认为是社会的一个基本单位。世界各国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要改善老年人的状况，就必须首先改善家庭环境。
二、转型期农村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面临的挑战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正步人历史的转型期，这个阶段的到来伴随着农村社会经济及家庭结构、传统文化等前所未有的变化，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开始受到挑战并呈弱化趋势。
一老年人口增长迅速，家庭养老的负担难以承受
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9 700万，占总人口的8. 6%，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一60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7%就为老年型国家，由此而知，我国已进人了老年型国家，而且进人的速度之快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可比的。据预测，今后我国老年人口将以年平均3%的速度递增，每隔25年老年人口就要翻一番，到203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1. 38%。而世界其他国家老年人口翻番的速度较慢，如法国老年人口翻番要115年，瑞典要85年，美国要66年，英国要45年。面对这样一个老年人口形势，靠家庭养老只能是杯水车薪。再加上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农村“四二一”家庭将不断增多，也就是说一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能要负担四个老人和一个子女。据国家统计局公布，1999年我国每个家庭平均人口为3. 58人。家庭规模的缩小将进一步弱化家庭养老功能，而“四二一”型家庭使家庭赡养系数大大上升，子女对父辈生活的经济负担和照料压力加大。
二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的淡化
在传统观念支配下，为了家庭长远利益，应早结婚、早生育、多生育。谢元态等在研究中指出，传统社会里，家庭把传宗接代视为头等大事，不生育、无子女使家庭血缘关系不能继续延伸，就此中断被视为对祖宗最大的不孝。这种家庭观念强烈地 *** 着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促使人们形成早婚、早育、多育的习俗， *** 着人口的高增长。但在日益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货币观念以及价值规律等对这传统家庭和伦理道德的冲击日趋强烈，人们对小家庭的偏好和对大家庭的淡漠成了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依赖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来维持家庭养老已显得力不从心。另外，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村劳动力向非农地区转移是不可避免的。一般来说，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了农村老年人与子女生活上的分离，这种分离若时间较长，会削弱父母与子女间的感情，由此带来的是子女孝道的下降。同时，由于流出的都是青壮年劳动力，农村老年人的家庭经济支援与生活照料将面临困境。 三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得不到保障
传统的家庭养老是建立在传统道德基础上的行为，虽然我国 *** 于1996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文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人员应当关心和照料老年人”，家庭成员有“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但是，当前农村家庭养老的现状仍不容乐观，老年人权益受到侵害的案例不少。在侵犯老年人权益的案件中，赡养权受到侵害所占比例最高。得不到家庭赡养的老年人多是那些高龄、多病、无配偶、生活在农村的老人。在有法可依的情况下，家庭养老依然问题严重就是由于没有比较完备且可操作的规则，没有严格有效的监督。 *** 仅仅规定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至于怎样养才算尽到了义务却没有明确规定。事实上， *** 基本上放弃了对家庭养老进行主动监督。如果我们把法院仲裁养老纠纷案看作 *** 对家庭养老的被动监督的话，那么，目前倒是这种简单形式在消极地起作用，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依然得不到保障。
三、建立家庭养老、社会养老、自我养老和社群养老相结合的综合型农村养老模式
养老模式的形成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决定的。养老模式在各个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各不相同。在转型期的现阶段，我们应该建立一种家庭养老、社会养老、自我养老和社群养老相结合的综合型农村养老模式。
1.家庭养老家庭养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与西方国家“接力式”的代际关系父母有养育子女的责任，子女无赡养父母的责任不同，我国无论是社会制度的变迁，家庭结构的变化还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始终保持着传统式家庭，父母有养育子女的责任，子女有赡养父母的责任，代代相传。尽管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存在诸多问题，但并不能否定家庭的养老价值。由于我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欠发达，农村社会养老体系的暂时缺损，农村老人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还将主要依靠家庭养老，我们应充分肯定和发挥家庭的养老功能。但在目前，我们应注意做好下列工作:1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为家庭养老提供良好的道德文化环境，子女尊老养老观念如何，直接影响老人的养老质量。2及时处理家庭养老纠纷，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目前农村儿媳当家的多，在老人与儿媳的关系中，儿媳占据主动，而法律又没有明确规定她们的赡养义务，经常出现养老纠纷。农村基层组织通过劝解、教育加以及时处理，同时也要提醒老年人，注意与子女关系的协调。
2.社会养老社会养老是运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主要是通过社会服务而实施的，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老年人独立生活的重要支柱。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主要停留在商业养老保险阶段。发挥商业养老保险的作用，主要是依赖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作用，但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为了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与社会保障制度侧重子追求社会利益的制度安排存在利益冲突。因此，依靠市场经济解决问题的作用是有限的。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尽管出现一些私营社会养老，但国家提供社会养老保障依然处于主导地位，而且私营养老保障专案统一由 *** 管理，养老保障专案的实施细节无论从资金的来源、运用方向还是保障的标准、收支的程式等等，几乎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因此，在允许私人、企业和社会团体投资兴办养老保险的同时，应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以加强对养老保险专案的监管，而且还可以积极引导各种社会力量投人到公益性的社会养老保障中来，大力发展养老福利事业和慈善事业。
3.自我养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家庭养老保障功能不断弱化，要求农民个人培养和强化自我养老保障意识。一般而言，家庭中经济资源大部分是老年人一生的财富积累，老年人不应一味地“无偿”转移给下一代，而应强化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利用这种控制权进行自我养老保障。同时，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我国农村老年人收人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为其实现自我养老保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据1986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辽宁大学等五校人口研究所联合对北京市、上海市、湖北省、吉林省、辽宁省三省二市所进行的老年人口抽样调查三省两市老年人的调查表明，乡村老年人口经济保障靠自己现在劳动收人维持晚年生活的比例高达30. 06%，三省两市低龄老年人的劳动收人达25. 67%。因此，应鼓励那些有能力的低龄老人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庭院经济、饲养业、服务业、手工业、摆摊经商等。这样就能增加自身的养老收人。另外，国家要保护和鼓励自我养老储蓄，比如每人有一个“养老优惠储蓄特别账户”，利息随行就市，但是不征利息税，且在通货膨胀时，指数化的补足利息损失，对这个存款可以设一个最低和最高限额，规定只有到老年时才可以领用，这样，可以减轻社会和家庭的养老负担。
4.社群养老社群是农村社会的一个基本单位，根据我国农村的情况，我们可以将一个行政村作为一个社群。在考虑农民养老时，我们应充分重视并发挥社群的作用。社群在养老中的作用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农民养老的经济支援，这是非常重要的，但受制于集体经济的发展程度，要以雄厚的集体经济为基础。因此，农村各行政村应从社群的资源并非仅指自然资源状况出发，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村办企业和集体经济。二是对农民养老的生活服务支援，主要解决医疗服务和生活照料。目前，我们应该逐步建立社群医疗保险和合作医疗体系，为老人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为家庭养老分忧。同时，利用农村人力资源逐步建立生活料理服务。三是利用社群控制机制对家庭养老进行引导和督促，使家庭养老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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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社会保障专业毕业论文选什么题目比较好
其实农民工养老保险是值得一写的，最近国家出台了适用于农民工的养老内保险办法，值得参容考。其他诸如大学生就业保障，医疗系统福利化改革，国际社会保障比较，都值得一写。有关资料可以看看郑功成教授，陈良瑾教授的书，人大学报什么的。注意引用数据说明问题，建议看看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
⑩ 农村养老问题论文大纲
农村养老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农村秩序的稳定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固有的道德体系的崩溃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通过构建和不断完善农村养老法律体系来规范农村养老已是大势所趋，“以家庭养老为主导，强化社会养老保险、引进商业养老保险，建立多种形式并存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价值定位既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又有利于操作和实施。
人总是要老的，这是一种客观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人老的直接后果就是获得生存条件的各种能力逐渐丧失，那么，曾经为这个社会做出过贡献的老人们在其获得生存的能力逐渐失去时，谁应该向老人伸出援助之手，为其提供物质和精神的帮助呢？这就是养老问题。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的实施，拥有中国大多数老年人口的农村地区将迅速出现家庭小型化的倾向。同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农村年轻一代道德观念的下降等因素，都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形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不难想象，在新的世纪，农村养老问题将是我国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农村养老这个被我们回避了半个世纪的课题，在人权制度逐渐完善、社会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了回避理由。
一、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的基础分析
养儿防老是中国农村几千年的传统养老方式，这种以家庭作为最基本的养老模式得以长期存在的基础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深层次研究将成为我们设计今天的农村养老制度的重要参考依据。
（一）家庭养老的客观条件分析
1．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家庭养老的前提条件
新中国建立以前的两千多年中，中国农村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一种不发达的经济形态，低下的生产力将农民紧紧地束缚在一块块土地上而无其它谋生手段，封闭的交往形式又使农民只能依靠自身积累经验而无其它获取知识的途径。于是，对土地和耕作知识的拥有就成了社会继承与世代交替的重要内容。土地是父母的私有财产，父母退出生产领域后，并不放弃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子女要想获得土地必须以赡养父母为代价。同时，子承父业是传统农民家庭的突出特点，后代不仅由父母抚养成人，而且还从父祖那里学会谋生的技能，继承一定的产业和土地，这种生活上经济上的高度依赖使得他们自觉服从父辈祖辈的制约，不敢有丝毫违抗。
父辈们靠土地生产生育，培育后代；子辈们靠土地维持生活，赡养老人，土地构成百姓们家庭养老的重要经济来源。为了确保农民拥有土地，历代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土地分配政策，如井田制，占田制和均田制等。除了土地制度之外，政府还通过法律条文，严禁子孙与父母分家分财。《唐律•户婚律》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明律》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其目的就是为了稳定家庭养老的经济基础。
2．非货币经济是家庭养老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人类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家庭赡养功能就慢慢脱离家庭而社会化。”（1）米特罗在《欧洲家庭史》中进一步描述道：“农民经济是一种无货币经济，以致于赡养老人只在家内是可行的，提供实物在超出一定距离时就会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需要用现金支付并用此钱购买食物，而在前工业时代，在农业地区中，这两个都是不存在的。”（2）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极其落后，工业化程度很低，非货币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有主导地位，在这种非货币的农业社会中，农民生产自己几乎全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要不停地生产以获得生活资料的供给，否则便无法保障自己的生活。而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因年老而丧失生产能力的时候，此刻要想获得生活资料，就必须依赖于家庭其他成员的生产。很显然，非货币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家庭存在的必要性，也决定了家庭养老的必然性。
（二）家庭养老的主观条件分析
1．传 统的孝道思想是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内在动力
在任何年代里，老人的赡养不仅是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决定，而且还受到建立在这种生产力基础上的赡养观念的制约。历史上，我国的老年赡养是以孝为核心在家庭内部进行的，孝道思想在中国有着长久的发展历史和深刻的社会影响。儒家认为：“孝为百行之冠、众善之始，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德之本也。”（3）所以儒家立教以孝为起点，“孝字上半部为老，下半部为子，有老人扶子之义。”（4）因此，孝的道德观最初是调解长者与小辈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但是，到了封建社会，孝被抬到了极高的地位，成为一切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起点，并做为封建伦理纲常的基础。封建统治者就是用孝束缚着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孝的原则为：“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异，子不敢不同”。（5）封建统治者重孝的目的是为了效忠，显然以孝治天下，本身就包含了伦理和政治双重意义。在封建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广大农民总是认认真真地行孝，孝顺父母的意识逐渐成为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内在动力。
2．享受天伦之乐的本能是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精神动力
人是社会的动物，不仅有物质上的需要，而且有精神上的需要。老人害怕孤独，乐于和儿孙生活在一起，于是在长辈与晚辈之间形成一种强烈的群体感情，这就构成了家庭结构变化的向心力，形成一种牢固的封建家庭关系，成为一个团结的整体，具有强大的保护职能，共同保护家庭成员和财产安全。每个家庭成员都脱离不了家庭生活，更脱离不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而且家庭还有一定的稳定性，每个人都重家庭，轻个人，为了家庭的生存、利益和光荣，个人便可以忽略，为了维护家庭内部的和谐，个人必须各安其分，在人伦规范所界定的范围内，将自己的社会角色演好，而个人的真实意见和感受则慎藏于角色、行为之后。于是又形成近代农民家庭的内聚性和封闭性，主观上要求赡养老人必须在家庭内部进行。
3．政府的强力推行是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外在动力
中国传统社会自实施君主专制制度以来，国家权力日益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在“家天下”的政权模式下，统治者为了确保统治权力，努力造就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和绝对服从的心态。孝的本意是顺从和“无违”，将孝扩展到政治关系方面，就形成了“以孝移忠”的思想观念。另外，老年人是政府业绩的形象代表。在传统社会，老年人是知识和智慧的代表，更是国泰民安和国运长久的象征。乾隆三下江南，其间五六次都有百岁“人瑞”迎驾道旁，他认为是“太和之气”，“用征寿世”的吉兆。显然，当老年人被赋予国运和德治的象征意义时，家庭养老就不只是家庭的私事，而是政府的公事了。因此，历朝历代的政府官员都将维护家庭养老作为国家任务进行推动。政府强力推行家庭养老的标志有三：第一，有负责相关事务的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或专司其职的官员；第二，有保障家庭养老的制度和法规；第三，有维护家庭养老的思想观念和道德。（6）中国历史上的家庭养老是通过民政部门主管，县级机构直管，吏部考课，监察部门分察，孝文化灌输等逐渐纳入政府行为范畴的。
二、现代社会中国农村家庭养老方式面临的挑战
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社会经济现代化以及人口流动的过程中，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开始面临许许多多的挑战：
（一）家庭规模缩小、核心家庭增多、家庭功能弱化。1982年到1990年两次普查之间，家庭户规模从4.3人／户降到3.97人／户，到1995年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平均家庭户规模降到3.9人／户，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平均家庭为3.44人/户。中国的家庭结构也转变为以核心家庭为主体的结构，1990年核心家庭占家庭总数的67.31%，其中父母与未婚子女组成的完全核心家庭占57.81%，比1982年增长4.92个百分点。家庭户平均规模的缩小和完全核心家庭的增多导致纯老年户不断增加。1990年四普时城乡合计60岁及以上老年人生活在单身户和一代户中所占比例为25.6%。据1992年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对全国12个省市的一份调查，老人中一代户的比例，城市达到41%，农村达到43%。（7）
生育率下降、子女减少和居住方式的代际分离还使得子女对老 年父母的照料产生了许多困难。子女多意味着老年人有较多的支持来源，独生子女现象的出现使得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变得异乎寻常的困难。总之，家庭的小型化和核心家庭的增多，使得家庭的养老功能弱化，同时居住方式的代际分离也意味着健康不佳的老年人在经济供养之外还面临生活不便、照料不够、精神苦闷等问题。
（二）竞争压力增加、人口流动加快、代际倾斜严重。现代社会人口流动越来越快，大量农村的年轻人进城打工。迫于岗位的竞争压力，忙于工作和事业，使他们无暇顾及老父和老母；同时，一些青年夫妇较重视子女的教育和成长问题，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向独子或独女倾斜，产生了“重幼轻老现象”，这对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和实际的生活质量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三）老年人平均寿命延长、患病率、伤残率上升、自理能力下降。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人的寿命也在不断延长。同时，随着年龄增长（特别是超过75岁之后），老年人口健康状况有所恶化，患病率、伤残率会上升，自理能力下降，将更多地需要日常护理、生活照料和社会服务。这一切必将加大家庭的负担，也必将导致年轻人消极拒养老人情绪的增加。
各种挑战因素的结合使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开始瓦解和分化，这就是子女养老和在家养老相分离的态势，而且子女对老年父母的照料和慰藉也不象过去传统模式下那么密集和经常了。这是传统家庭养老制度在现代化冲击下的一种变革。导致这种变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以下两个因素在农村正在逐渐突出：第一，两代人的居住偏好。喜欢分开过，是现代人特别是青年人的时尚，也可以说是人的现代性的一种表现。对我国14省市的一项调查表明，2/3的农村青年婚后一二年都要建立自己的小家庭。（8）在老人那一端，也有个图清静、少麻烦的想法。第二，家庭人口外流或外迁因素。子女不在身边，在外地学习或工作，条件不成熟，两代人只好分居两地。显然，作为家庭养老，无论是传统模式抑或现代模式，有二个基本因素决定家庭养老的质量，一是子女的支持和关照程度，二是自身的一些因素，如经济实力、健康状况、人际关系。在农村，传统孝道观念的淡薄和老人自身经济实力的弱小，决定了农村养老质量的下降，也决定了养老社会化在农村存在的空间正在形成。
三、当前中国农村养老的基本方式分析
现代社会，中国农村的养老方式已不再是单一的家庭养老，而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多种养老方式并存的农村养老格局。许多新的养老方式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认真分析比较研究不同的养老方式，寻求一种适合中国农村情况的养老制度，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将具有重要意义。
（一）家庭养老。这是当前中国农村使用最普遍的养老方式，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具体体现。这是一种最完美的养老方式，它所具有的优越性是任何其他养老方式都无法比拟和替代的。在现有经济水平条件下及传统文化模式下，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农村的主流养老方式。有关资料显示：老年人口的全部经济来源构成中，来自子女供给部分城市占16．8%，镇占21．0%，县（农村地区）占38．1%。这说明子女供养在城镇老年人中占有一定地位，而在农村中则占有重要地位。（9）
（二）集体养老。集体养老就是由集体经济组织对年老多病、无依无靠的老人进行赡养的制度。集体养老的形式主要有五保制度和养老院制度。集体养老存在的物质基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的完善和物质的丰富，存在的心理基础是老人社会交际的广泛和子女对养老认识的多元化。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和农民意识的落后直接影响了集体养老的普及化和规模化。笔者认为集体养老只能作为农村养老的重要补充形式而不可能象有些地方官员所言成为家庭养老的替代形式。
（三）养老保险。面对农村老年人口数目的迅速增长和家庭养老的弱化，农村养老改革也加快了步伐。从1991年开始，根据国务院的决定，民政部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组织农村社会化养老保险改革的试点。到1998年底，全国已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00多个县（市、区）开展了农村养老保险改革试点，有8200多万农民参加了养老保险。（10） 应该说，农村养老保险从无到有并初具规模，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以上数字对于8亿农民来说，社会化养老保险对大部分农民来 说还是离他们较远。由于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仍比较落后，且地区间极不平衡，差异较大，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农村社会化养老保险制度与现实情况相脱离。
（四）储蓄养老。依靠平时的积蓄用来防老，在农村仍然有一定的市场。据笔者对河南省部分农村的调查，15%的农民对养儿防老已丧失信心，他们认为只有钱财是可靠的，因而尽可能省吃俭用，节约储蓄以备老年之用。但是，低利率、高膨胀、天文数字的医疗费以及农民收入的降低，使得储蓄养老已失去太大价值。
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基础
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农民人口多，占全国12亿人口的74%，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7285万，占农村人口的8.2%，并且以每年3%的速度递增。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应如何建立和完善，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环节。我国“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农村养老以家庭保障为主，坚持政府引导和农民自愿发展多种形式的养老保险”。2010远景目标纲要为中国农村养老指明了方向。特别是指明了今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思路，那么，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基础是什么、是否已经成熟？能否替代家庭养老？”就成为每一个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的焦点。
根据笔者多年来对农村养老问题的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基础主要有：
（一）货币经济的发展
非货币经济决定了交换只能在相同的时间和空间进行，从而使生产者和消费者无法分离，家庭养老成为必然。只有到了工业化的现代社会，社会化生产达到了极度发达的程度，生产单位由家庭变为工厂，家庭成员各自都是独立的商品者，依靠参加社会化劳动而取得工资收入，即以货币经济完全取代非货币经济，老人才能挣脱作为生产单位的家庭的桎梏，用货币来购买自己喜欢的商品维持生存，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才算成熟。因此，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变的前提条件就是现代化的货币经济的存在。哈瑞斯说：“我们正在用老年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办法取代工业化以前孩子照看老年父母的制度。当这一过程完成之后，父母孩子之间真正的反哺关系的遗迹也将消失”。（11）可见，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他们的社会处于非货币经济即农业经济阶段时同样也是实行的家庭养老，不可用其它方式取代。
（二）农村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形成
养老的两个要素是物质保障和生活服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关键是解决了养老的物质基础，但是对于一个人特别是对于一个没有生活能力或者生活能力很低的老人来说，仅有钱是远远不够的，这就必须具备相配套的生活服务体系。生活服务的提供有三个来源，第一，老人自我服务；第二，家庭成员的服务；第三，社会化服务。家庭养老之所以经久不衰，就在于家庭成员不仅提供了充足物质资料，还提供了完善的生活服务，而且亲人提供的服务又是最细致入微和完美周到的。因此，不管将来社会养老保险多么发达，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家庭养老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老人自理能力的降低和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就使得社会化生活服务成为影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一个关键因素。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个村的经济发达程度、社会化服务程度、对社会养老保险的认可程度是完全成正比的。据《经济日报》记者王培楠报道，2001年初，广东省东莞市率先覆盖全社会的农村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开始正式运作。全市参保农民76万，16. 2万符合退休年龄的农村老人领取了首笔养老保险金。这意味着，从2001年起，东莞所有20岁至60岁的男性农民、20岁至55岁的女性农民，将全部进人“社会养老保险的安全网”中。广东省东莞市之所以率先实施覆盖全社会的农村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就在于小小的东莞2000年的财政收入总额已达103. 56亿元，市、镇、村三级公有资产已达1168亿元，净资产652亿元；就在于每一个村的第三产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社会化生活服务水平已大大提高。
（三）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起步较晚，许多地方现在还处于摸索阶段，国外没有现成的模式 供使用，国内没有完善的法律作依据，操作的时候难免有种种不尽人意的地方，不当的管理和不周到的服务都会影响农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信心。“受管理体制改革、利息持续下调及政策变动等因素的影响，2000年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出现了参保人数下降、基金运行难度加大等方面的困难，一些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甚至陷入停顿状态”。（12）
从国外成功经验来看，养老保险制度越完善、服务越到位，投保者的热情就越高，保险基金也就越充足；反之，越没钱，服务就越无法提高，投保者越没有热情，保险基金就越不充足，周而复始，形成恶性循环。
四、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的现状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我国起步较晚，制度也不完善，再加上农民素质、社会心理、东方文化、社会化服务水平、农民对保险制度的信任度、非货币经济等等因素的影响，与城市职工养老保险相比，状况很不如意。尽管到1998年底，全国已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00多个县（市、区）开展了农村养老保险改革试点，有8200多万农民参加了养老保险。但以上数字对于8亿农民来说，社会化养老保险对大部分农民来说还是离他们较远。从目前农民缴费的情况看，人均缴费不到150元钱，根据他们的缴费额，几十年后，平均每人每月拿不到几元钱（相对于目前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养老保险金，根本达不到保险的目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随着农村经济情况的好转，部分参与社会保险并最终获得部分社会经济来源的条件已经产生：第一，除极少数未脱贫的地区之外，中国农民已经过上了温饱生活，很多农民已经在向小康生活水平迈进，具有了一定参加社会保险的经济承受能力。经济较发达的浙江省杭州地区农民，开展养老保险的乡镇覆盖率已达到95%，一些富裕的年迈农民通过一次性交纳几千元养老基金，已开始按月50元、60元不等数额领取养老保险金（13）。第二，随着全国保险业务的发展，社会影响的扩大，计划生育政策手段的强化等等，农民参加保险的观念不断增强。他们开始理解到了参加社会保险对自身利益的保障作用，自觉性不断提高。上海市早在1984年即顺应农民需要而推出了《农村养老保险暂行办法》，山东烟台从1989年开始，大胆地进行农村社会保险体制的改革，取得了极好的社会效果。
这种喜忧参半的现状是和我国的基本国情完全一致的。我国的农村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发展差距大，因而在养老问题上，各地情况差别很大，有些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已全面覆盖，如东莞、温州以及山东的一些地方，而有些贫困地区，连一般的保费还无法收齐。由于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仍比较落后，且地区间极不平衡，差异较大，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农村社会化养老保险制度与现实情况相脱离。因此，在现有经济水平条件下及传统文化模式下，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农村老年人的主要方式。
五、解决我国农村养老的方式选择及立法的价值取向
根据当前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传统文化模式、社会化服务状况以及养老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家庭养老仍然是中国农村中的主要养老方式，只不过这种家庭养老已不再是传统的家庭养老，而是以家庭作为养老的载体辅助于多种养老方式的农村养老模式。可以这样说，不管今后农村养老如何改革，家庭作为养老载体的地位是其他养老方式无法替代的。因此对于家庭养老中存在的问题及困难，我们应给予高度的重视，切不可以偏概全，随意放弃对家庭养老的研究和规范，更不可武断地认为社会养老保险能够完全替代家庭养老。
之所以说家庭作为养老载体的地位是其他养老方式无法替代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家庭养老的成本较低。同居一室，家庭成员更便于照顾老人，无需由专人脱离生产而专职对老人进行看管，既不影响生产，又不影响养老，符合帕累托效率最优原则。第二，我国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不高。由于诸多的原因，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的全面推广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还很低的情况下，家庭养老这种古老的养老方式不能随便地减弱或放弃。第三，家庭服务业不甚发达。即使人人都参加了社会养老，年老时有一笔可观的收入，但由于农村家庭服务业刚刚起步，从事家庭服务的人员十分有限，因而，如果没有家庭这个养老载体， 老人们即使手中握着钱也仍然无法安度晚年。第四，思想观念、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对老人养老载体选择的影响。传统的“子孙满堂”观念在农村依然根深蒂固，年老人随着年龄的增加，对家庭的依赖性、对子孙理解的渴望会进一步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拿到保险金的老人会选择离开自己的家人而与他人生活在一起吗？很显然，家庭永远都是最理想的养老载体。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的观念更新以及人口的流动对家庭养老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单靠原有的道德、法律法规对家庭养老进行规范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因此，建立完善的农村养老制度，必须将家庭养老放在重要的位置。
养老的载体与养老的内容是相辅相成的，家庭愿意承担养老责任，但没有物质上的支持，老年人的生活仍然无法得到保障；或者相反，老年人仅有资金上的保证，但无人对其进行照顾，其生活也是难以得到满足。所以，在巩固原有的家庭养老模式的前提下，必须在农村强制推广社会养老保险，使农民建立防患意识，在其年轻力壮、创造力最强时，能有少部分的储蓄，以备年老、多病没有生活能力时所用。
鉴于上述分析，根据我国农村的基本国情，参照“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对农村养老的基本精神，我国农村养老立法的价值目标应该定位于：以家庭养老为主导，强化社会养老保险，引进商业养老保险，建立多种形式并存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14）
解决农村养老问题，除了加强对全社会的尊老、敬老的宣传教育，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养老的传统美德外，在依法治国的今天，还要依靠完善法制。但是，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单独的农村养老法，有关农村养老的问题散见于《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继承法》、《保险法》、《民法通则》等等之中，这种分散的规定方法不仅容易造成彼此的不协调，而且影响到农村养老制度的实施。考虑到中国农村的特殊性和养老保障的复杂性，笔者认为，本着“以家庭养老为主导、强化社会养老保险、引进商业养老保险，建立多种形式并存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农村养老立法价值取向，我国农村养老法律体系可按以下思路构筑：
第一，尽快制订农村养老基本法——《农村养老保障法》，农村养老保障法可以作为我们正在制订中的《社会保障法》的部门法。其主要内容应当包括：农村养老的原则、农村养老的形式、农村养老的种类、农村集体养老机构及其性质、家庭养老的内容、集体养老的内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内容、社会养老保险机构及其性质、农村社会养老基金的筹集管理发放、法律责任等等。
第二，根据《农村养老保障法》的基本原则制订如下部门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农村商业养老保险法》、《农村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农村家庭养老示范法》等等。
第三，制订农村养老的行政法规。这一层次的农村养老保障法律规范是我国农村养老保障法律体系的重要方面，在整个农村养老保障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体应该包括：《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农村家庭养老条例》、《农村集体养老条例》、《农村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办法》、《农村养老基金管理机构条例》、《农村养老基金管理条例》、《农村养老基金管理机构税收减免办法》。
综上所述，农村养老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农村秩序的稳定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固有的道德体系的崩溃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通过构建和不断完善农村养老法律体系来规范农村养老已是大势所趋。“以家庭养老为主导，强化社会养老保险、引进商业养老保险，建立多种形式并存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价值定位既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又有利于操作和实施，相信其研究对国家今后的农村立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