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制度已经转型

Ⅰ 为什么养老保险制度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一)关于如何做好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和机关退休养老制度衔接问题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开始了对企业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实行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的“统账结合”模式。而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的退休养老通常由国家财政负担，个人不承担相应的责任。2009年1月，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式下发关于《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并首先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五省市试点。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事业单位人员也要和城镇企业职工一样缴纳养老保险，退休待遇与缴费相联系;养老金发放采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制度”;基金逐步实行省级统筹;建立职业年金制度;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等。此次试点改革进展缓慢，并遇到了很大阻力，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改革整合了企业和事业单位两个“碎片”，却又造成公务员养老制度这一新的“碎片”，形成了新的不公平。
目前我国城镇主要的基本退休制度包括三部分内容。从大的方面讲，城镇企业基本养老保险是第一个部分。截止2008年底全国参保职工为2.19亿人，其中离退休人员大约5000万人，月人均退休金1080元;事业单位是第二个部分，全国3000多万职工蠢空，月均养老金是企业退休职工的1.8倍，全国离退休费支出1400亿元，其中大约一半是财政拨款，一半是自筹;第三个部分是机关公务员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是企业的2.1倍，全国1000多万职工，每年大约700亿全额拨款。
从上述城镇退休人员养老金三部分内容和事业单位的分类可看出，五省市改革试点遇阻事出有因，不可忽视，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涉及到公平问题。事业单位养老金处于第二个台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与公务员相比，事业单位养老金要稍低一些，但此次改革试点却明显没有将公务员包括进来，并且公务员改革没有预期，这自然成为事业单位攀比的参照系，也是网民质疑最为严厉的一个焦点，这是事业单位感到不公平的原因之一;与企业相比，企业可以搞活，工资上不封顶，工效挂钩，尤其垄断性行业和企业的退休金要远远高于事业单位，而事业单位退休金只是一个能“过得去”的平均数，退休前不能向高收入企业看齐，退休后却要向低收入企业看齐，这是事业单位感到不公平的原因之二。
第二个问题是改革方案的技术问题。既然事业单位改革方案无论在缴费设计还是在待遇计发方式等方面，其绝大部分内容与企业养老保险几乎别无二致，那么，养老金水平下降就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此次事业单位人员改革的预期：在替代率上讲要从80-90%下降到50%。改革方案中没有明确改革后养老金水平是否变化的预测和承诺，只笼统地提到要建立职业年金，但没有任何具体细节和弥补措施，任凭改革试点单位和不参加改革的事业单位凭空想象和任意猜测，试点省市参加改革的人人自危，人心恐慌，非试点省份事业单位人员预期暗淡，消极回应。这样的结果和局面是此种改革方案的必然趋势，如发生在其他国家，其效果和后果也必然如此：任何改革，如果没有良好的预期，如果只有暗淡的预期，如果感到福利水平是“绝对”地下降，那么，这项改革势必流产，或造成社会震动。如此“碎片化的试点改革悄型”和“前景暗淡的改革预期”，必然导致相互攀比，人为制造恐慌，其结果必将是难以推动，这显然等带运瞎于增加了改革的政治成本，人为“拉长”了改革的历史进程。
因此，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改革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明确“一个为主”和“三个联动”。所谓“一个为主”，即坚持社会保障以公平为主的原则，统筹考虑机关、事业和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调整，使不同单位同类人员退休后的待遇水平保持比较合理的比例关系，逐步缩小待遇差距。所谓“三个联动”，一是事业单位与公务员改革一起行动，以避免互相攀比，相互掣肘，左顾右盼。作为公共部门，不要在养老保险制度上再人为分出三六九等;二是事业单位的三个类别一起改革，在养老保险上也不应再次分出三六九等;三是事业单位改革与建立职业年金一起进行，以弥补参加改革后降低的那部分，旨在给出预期，减少阻力，维持生活水平尽量不要降低，给所有人一个“定心丸”，实现平滑转型，这是减少社会震动的最好办法，也是保证改革的最优方案途径。
(二)关于如何掌握好改革推进力度和承受能力的协调性问题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既包括范围、内容、时机选择，也包括改革成本及其支付、分担比例等问题。前者主要是推进的力度或改革的进程，后者是改革成本的筹集等。在实际改革中，必须把握好推进力度和承受能力的关系，使改革能够持续向前。
第一，在改革的顺序上，首先面临的是机关和事业单位谁先改的问题。当前，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处于改革的前沿。但按一般逻辑分析，从试点、探路的角度看，机关和事业单位均可列入试点，或者同时选择其中一部分“先行先试”。在机关和事业单位长期采用财政保障养老制度运行状态下，没有哪一类组织愿意首先改变。因而，如何尽力避免互相攀比，需要进一步考量和探索。同时，事业单位按照功能划分，包括行政支持类、公益类和经营开发服务类，除经营开发服务类事业单位多已依照企业养老保险办法缴纳养老保险金外，行政支持类和公益类执行参差不齐，但最终退休后的养老待遇均按在职工资(档案工资)的一定比例支取，与缴费多少无关。在这种情况下，是所有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一起改，还是待分类后逐步改，从哪一类开始，都需要做深入研究。特别是在分类改革还未完成，而2008年提出的试点方案覆盖范围却定位分类后的公益类事业单位，致使改革无从着手。
第二，要充分考虑改革承受能力问题，以利于形成持续变革的动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是对民众社会公正诉求的一种回应，要逐步调整现有的退休养老制度，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现从“退休养老制度”到“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转变。改革中，必然需要一定的“变轨”成本。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成本主要包括诱导直接参与者接受的额外补偿及制度设计运行的成本等。改革的成本的支付主要靠财政资金。从目前财政状况看，有一定的财力支持改革，可以促进消费，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但如果将财政资金过多地用于支付改革成本，自然会压缩财政资金使用范围和力度，降低使用效率，不利于在宏观调控中运用政府财政手段。因此，改革中要充分考虑改革的效率和成本，防止单纯追求推进速度。
(三)关于如何解决好改革后基金收支缺口与地方财政负担问题
基金收支情况是确定改革实施方案的基础，财政负担情况是制定财政补助政策的依据，测算的结果势必对试点地区未来较长时间的财政收支状况产生一定影响。对于当前我国基本养老基金是否存在缺口，反映不一。我国养老金的缺口到底有多大，各方测算的口径也尚不统一。
根据人社部发布的《201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下称《公报》)，截至2011年年末，我国企业职工养老金目前结余1.9万亿元，所以从全国层面看，不存在养老金缺口的问题，未来全国养老保险基金能够做到长期收支平衡。但如果从不同省市来看，我国部分省市养老金缺口较大，如2010年，企业部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征缴收不抵支的省份(含新疆建设兵团)共有15个，缺口高达679亿元。这是由我国各省份的发展差异所决定的，而对于那些养老金收不抵支的省份，国家每年会给予财政补贴。社科院编撰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显示，从1997年各级财政开始对养老保险转移支付算起，补贴规模迅速扩大。2000年各级财政补贴金额为338亿元，2006年为971亿元，2010年1954亿元，2011年新增补贴高达2272亿元，财政累计补贴金额达1.2526万亿元。这意味着，近三分之二的养老保险累计结余(1.9万亿元)，来自于财政转移支付。
已经进行试点的省份对于实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前后基金收支情况和地方财政负担进行了测算，由于参保范围选取、财政补助比例设定、做实个人账户比例选取以及养老保险费征缴率设定的不同，测算结果也不尽一致。有的试点省份测算结果是增加了财政负担，有的认为没有增加，反而会减轻财政支出。认为增加财政负担的省份要求中央财政增加对地方的补助。中央财政是否对地方开展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试点给予补助，取决于改革是否过多地增加了地方财政负担，并据此在制定财政配套政策时统筹确定。由于测算标准不一，测算结果难以反映真实情况，在地方财政负担不明晰的情况下，不宜简单确定中央财政的补助政策。再者，由于目前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不到位，财政配套政策难以具体明确，因此，财政对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补助政策也难以先行明确。事实上，即使下一步中央财政对事业单位做实个人账户所需资金予以补助，也不能简单比照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做实个人账户的补助政策，因为国家出台事业单位退休费调整政策时，已经安排了财力性补助，改革后这部分财力性补助依然会予以保留。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改革后地方财政负担是增加还是减小，财政补贴政策如何确定，负担如何划分，都应该把过渡性养老金水平作为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来研究，只有确定了合理的过渡性养老金水平，特别是“中人”和“新人”的待遇，才能保证改革试点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关于如何统筹好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人员待遇调整问题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是根据2009年1月，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发的《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首先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五省市试点。由于我国各省市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财政状况差异，绩效工资改革进度不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模式也不尽相同。未来的改革势必要向全国推开，因此，应统筹考虑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事业单位人员待遇的调整问题。一是统筹考虑养老待遇调整的频率问题。既要研究试点地区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时间或频率，也要考虑非试点地区的调整频率问题。如，对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是一样随统一的事业单位退休费调整一并进行，还是定期根据经济发展和物价变动情况进行调整，需要研究明确。二是统筹考虑养老待遇调整幅度(标准)问题。研究明确试点地区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调整幅度，是大体与非试点地区退休费调整水平相当，还是与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水平一致，也需要综合考虑。
(五)关于如何发挥好相关制度改革综合配套的协同性问题
分类推进，是事业单位改革的基本方向。涉及到的内容包括管理体制、治理方式、机构编制、人事制度、收入分配、养老保险、财政体制等。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是事业单位改革极为关键的一项。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事业单位改革前后的养老保险待遇问题，特别是不能给改革后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一个良好预期，改革将极难推进。但是，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更要与事业单位改革的各“部件”密切配合，综合配套，分类展开。
事业单位的现有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包括机构编制、人事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和财政政策等都需要与养老保险制度同时改革，互为桥梁。要着力消除制约事业单位和公益事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建立起功能明确、治理完善、运行高效、监管有力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改革管理体制、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进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加强对事业单位的监督等。但在管理体制方面，依然存在政事不分和管办不分等情况，事业单位还存在依据级别享受养老保险的问题。在运行机制上，没有形成独立的法人治理结构，多根据行政机关模式运转。在机构编制和人事制度方面，欠缺动态管理意识，未能很好地根据现实条件变化做出调整，不能完全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在财政体制上，还存在“吃大锅饭”、“金饭碗”等情况，不能很好地体现事业单位的工作绩效。在收入分配中，还存在“平均主义”等问题。由此，延伸出人事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上的诸多问题，很难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降低了收入和养老激励效果。为此，需要进一步思考事业单位包括养老保险制度在内的各项制度综合配套改革，协同改革，避免彼此制约，为全面推进和实现改革目标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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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历程有哪些

一、是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全面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轨，养老金“双轨制”走向终结。职工养老保险基本实现省级统筹。

二、是补充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加快推进。出台了鼓励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建立企业年金的政策。实施了修订后的《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推出了扩大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范围和企业年金养老金产品政策。

三、是商业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政策逐步建立。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2)养老保险制度已经转型扩展阅读

2017年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重点：

1、养老保险从县市级、省级统筹向全国统筹迈进

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养老保险普遍采用统筹到国家层级的形式。就国内而言，国内地区收支失衡和个人异地缴纳社保的问题都可通过提高统筹层级得到缓解。

2、“统账结合”模式更新

个人账户基金积累，统筹账户现收现付，是当前“统账结合”模式的核心。由于诸多历史问题，个人账户“空账运行”成为饱受各方争议之处。

3、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方案出台

延迟退休可以有效延长缴费时间，延缓养老金领取时间，相应降低抚养比，是缓解养老保险兑付压力的有效手段。

Ⅲ 养老金制度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养老金制度整体变迁的基本线索是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从以城市居民为对象的国家—单位退休金制度向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养老金制度整体变迁的基本线索是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明拿，从以城市居民为对象的国悔凯家—单位退休金制度向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养老金制度整激前搭体变迁的基本线索是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从以城市居民为对象的国家—单位退休金制度向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养老金制度整体变迁的基本线索是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从以城市居民为对象的国家—单位退休金制度向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转变。

Ⅳ 智利在养老保险制度转型中,在解决中人问题上采取了哪些措施

中国社会保障养老基金的隐性债务问题
[内容摘要]本文旨在从理论层面上对由基金制社会保障养老保险的创立所产生的隐性债务问题进行定性的分析和解释，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国际经验对于隐性债务中的责任认定、数值测算和债务安排等问题进行了具体阐述。
[关键词]隐性债务责任认定数值测算债务安排
一、隐性债务问题的产生和概念界定
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中，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方式为准，可以分为基金制和现收现付制两类，基金制社会保障养老保险是在国家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强制下，由社会保障养老体系覆盖范围内的个人在其年轻时按一定比例自我积累形成的、以个人账户形式保有的养老基金，用以保障其自身年老时的基本经济生活安全。对于任何一个社会而言，在此类基金形成之时都将面对全部年龄层次社会保障养老保险体系覆盖范围内的参与者群体，在其参与者群体中的已参加工作者和退休者，此前没有缴纳过以个人账户形式存在的养老金，无法按照基金制社会保障养老制度‘自我积累、自我保障’的基本原则获得养老金，然而由于他们已经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拥有（现在和将来）获得养老金的权利，这样就产生了基金的筹集和支付的实际情况与其基本原则之间的矛盾，形成了在基金制社会保障养老保险体制下的国家对于其覆盖范围内退休者和在职者的某种负债，这就是隐性债务。具体关系如图1所示。
这里，为便于读者理解有关概念和叙述的简洁，我们对于隐性债务中的相关名词作如下解释：‘新人’是指在基金制社会保障养老保险体制下刚参加工作的群体，他们的养老金完全可以按‘自我积累、自我保障’原则筹集和支付；相应的‘中人’和‘老人’分别指在基金制社会保障养老保险体制下的在职者和退休者，他们未按上述原则支付的养老金是隐性债务的产生根源。这一债务称为‘隐性’的原因在于其总体规模随时间而变化，并且是逐年地、部分地体现出来的。虽然对于基金制社会养老保险体制而言，隐性债务的发生是必然的，但是其存在具有时期性：从基金制社会养老保险的创立开始，到最后一个‘中人’退出其覆盖范围结束。
显然，隐性债务会影响到在基金制社会养老保险体制下养老金支付的顺利进行，因此必须得以妥善解决，否则就不能达到‘保障其自身年老时的基本经济生活安全’的基本目标。
隐性债务可以具体分解为三个逻辑上具有承继关系的基本问题：隐性债务的责任认定、数值测算和债务安排。
二、隐性债务的责任认定
隐性债务的责任认定实际上就是由谁来负担支付义务问题。从法理上分析，基金制社会保障养老保险对于‘中人’和‘老人’而言属于事后要约，对于其创立之前‘中人’和‘老人’的经济行为不具备约束能力，因此不能要求他们按照‘新人’的支付标准来实现个人养老基金的筹集。同时，由于‘中人’和‘老人’在基金制社会保障养老保险创立之前就已经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是隐性债务的债权方，因此对于他们就更不存在所谓债权回溯问题，不能要求他们自己来支付隐性债务，这样做颠倒了债权——债务关系的基本权责逻辑。从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历史考察也不存在债权回溯的经济缘由：中国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逐步构建基金制社会保障养老保险体制，到目前为止，这一过程的制度建设和具体实施尚未结束，因此其中的‘中人’和‘老人’的具体规模难以精确确定，从时间上看，其大致包括从新中国建立开始至1997年参加工作，并被纳入到其覆盖范围内的社会成员。此前的为‘离休者’，养老金只有公家财政负担，不进入社会保障范围；此后的为‘新人’，不会产生隐性债务。可见，从新中国建立开始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是我国隐性债务产生的主要时期，而在此阶段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采用‘高积累，低消费’的分配政策，通过降低居民工资的方式来积累建设资金，从而使我国迅速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建立以企业为行为主体的养老、医疗等现收现付制保障体系。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障体系替代了原有经济制度，产生了中国的隐性债务问题，而中国的‘中人’和‘老人’已经以‘低工资’的形式向国家‘预付’了社会保障的积累基金，因此没有任何经济理由要求中国的‘中人’和‘老人’为‘债权回溯’支付金钱，而且中国的隐性债务基本上要由国家承担。
从上述内容我们知道，中国隐性债务的权责认定问题的结论是由国家承担‘中人’和‘老人’的隐性债务，而具体由哪一个部门来解决这一问题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内容。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处于初创时期，《社会保障法》尚未出台，具体的施行过程也存在众多问题。隐性债务的具体承担主体并不明确，这为该问题的解决带来极大的困难。从上述对于我国经济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隐性债务主要应该由财政部负担。财政部作为计划经济时期唯一的经济管理部门以‘高积累，低消费’的分配政策从‘中人’和‘老人’获取了资金，发展了公用制经济，虽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剥离了一部分经济管理职能，但它仍是国有经济的主要管理者，因此作为原有政策的制订者和主要受益者，中国的隐性债务应该主要由财政部来负责解决。然而，目前财政部并没有履行这一义务，而是将其转嫁给社会保障的具体管理执行部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除了‘新人’和‘中人’交纳的个人账户养老金之外，没用其他的收入来源，因此只能动用这部分基金来支付隐性债务，进而造成了‘新人’和‘中人’个人账户的‘空帐’问题。
由于没有《社会保障法》相关条款的约束和其自身支付能力的限制，我们承认目前不具备要求财政部全额支付隐性债务的现实条件，但是这不能成为其逃避应付责任的理由。由此产生的‘新人’和‘中人’个人账户的‘空帐’问题，使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制变成了‘名义上的基金制，实际上的现收现付制’。这样，不仅使基金制的运行具有由‘空帐’造成的资金不足的潜在支付风险，而且还会增加现收现付制由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支付困难（这一问题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有力推动下正迅速凸现），从长期来看，将有可能诱发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的全面危机，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因此，财政部必须承担起支付隐性债务的责任，将之作为自己的核心工作。在这一问题上，智利的社会保障改革为我国提供了良好的范例。其具体改革方案见表1。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与智利在经济和人文背景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不能在我国照搬智利的经验。
表1：智利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隐性债务的解决方案
智利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隐性债务的解决方案
1925年，智利建立了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但是由于人口老龄化加剧、管理混乱等原因，该体制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
1973年，皮诺切特政变上台，成立军政府，基于‘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学说，于1979年进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建立基金制的养老保险体制，并于1980年颁布了《养老保险法》。
智利政府承担支付隐性债务的义务：
1.1980年以前退休的‘老人’，养老金由国家承担，不建立个人账户。
2.1982年12月前参加工作的‘中人’，有为期5年的自主选择权。如果选择旧体制，养老金由国家承担，不建立个人账户，但个人按15%缴纳保险费，雇主不再缴费；如果选择新体制，可获得标志其以往就业对旧制度的贡献和积累的权益的‘认可债权’，作为个人账户的储蓄额，它不是按照基金投资的回报率计息，而是按照每年弥补物价上涨后的4%的固定利率计息，在持有人退休、死亡或残废后兑现。
在改革前，智利有200万人参加养老保险计划，退休人员有80万人，新制度实行后只有40万人选择旧体制。目前，智利的社会保障体系运行基本正常，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四、隐性债务的数值测算
隐性债务的数值测算实际上是保险精算问题，由于我国的隐性债务存在上述责任认定方面的困难，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测算主体，测算对象的含义和范围不明，同时更缺乏有效真实的统计数据支持，使得我们在此不能对隐性债务进行定量测算，而只是交待其测算的定性框架。
1.隐性债务的存在时限。从基金制社会养老保险的创立开始，到最后一个‘中人’退出其覆盖范围结束，记为N年。
2.隐性债务的计算基年。即基金制社会养老保险的创立年。记为n(0)年。
3.隐性债务的核算年。即隐性债务存在的某一年，记为i,其中n(0)≤i≤N
4.隐性债务的覆盖人数。即社会保障养老体系覆盖范围内的‘中人’(Pm)和‘老人’(Po)的总数，记为P（P=Pm+Po）。
5.隐性债务的生命表。即以社会保障养老体系覆盖范围内的‘中人’和‘老人’为研究对象，根据他们的平均年龄、最高年龄、最低年龄以及平均寿命等方面的特征，得出的反映其生存和死亡规律的统计表，死亡概率记为Q(i),借以反映以死亡退出隐性债务核算的情况。
6.隐性债务基年的人均工资。即隐性债务基年中，社会保障养老体系覆盖范围内的‘中人’和‘老人’的平均工资，记为K。它可以通过已知工资水平和相关政策得出。
7.隐性债务的因子。由于隐性债务的支付是在多年内完成的，这就涉及到资金的时间价值问题，这里用N年内年均通货膨胀率表示，记为f；人民有权利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基本经济安全’所包含的物质内容也会随着经济的变迁而改变，因此用一个调整因子来体现指数化收入政策在N年内的年均值，记为g。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计算某一隐性债务核算年的隐性债务的终值：F(i),
F(i)=P[n(0)]×[1-Q(i)]×K×(1＋f＋g)^i(1)
进而可以计算出其现值:AF(i)，折现因子为f(2)
以及隐性债务的现值总额：∑AF(i)，折现因子为f(3)
这样也就完成了对隐性债务的数值测算体系的理论构架工作。
五、隐性债务的债务安排
在明确了隐性债务的责任主体和数值测算问题之后，我们要解决就是如何保证其责任主体及时、足额地支付特定年份的隐性债务的问题，即隐性债务的债务安排问题。
财政部作为隐性债务的责任主体，显然只能运用其自身所控制的经济资源来支付隐性债务，具体包括财政盈余和国有资产变现两个来源。
赤字财政是现代财政运行的基本特征之一，财政盈余、甚至是财政平衡已经不是现代政府的财政所追逐的主要目标，而是被以牺牲财政平衡为代价的财政赤字政策希望达到的‘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所取代。因此，财政盈余即便存在，其数量也不大。同时，财政盈余并不是一个稳定的资金来源，其产生受众多因素影响，财政部门对此的控制能力很差，显然不能以此作为支付隐性债务的可靠资金来源。再者，有限且规模不定的财政盈余是否必然投入到对隐性债务的支付也是值得商榷的问题，目前我国不存在将全部或部分财政盈余用于支付隐性债务的法律或政策规定，而且由于它不会给财政部带来任何经济收益，财政内部也不存在这样做的主观愿望。所以，将财政盈余作为支付隐性债务的主要来源是不现实的，我国目前的财政收支状况也印证了这一点。
国用资产变现是财政支付隐性债务的另一个可能的资金来源。从中国国有资产形成过程的历史角度考察，其相当部分是基金制社会保障养老保险体制下‘中人’和‘老人’前期对于经济发展贡献的产物和物质形式，将其一部分变现用以支付隐性债务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同时，财政对于国有资产的控制能力较强，可控国有资产数额巨大，能够保证对变现市场的充分供给。目前，我国财政部门主要通过直接出售和‘国有股减持’的形式变现国有资产。问题主要出在国有资产的需求方面，我国的市场经济历史不长，不存在足够的国内投资者来购买国有资产，而我国对于外国投资者购买国有资产有一定的约束，从而使对国有资产的需求不足。同时，财政部门出于自身和国家利益的考虑，也不会将业绩优良的或关乎国计民生的国有资产大量变现，这就进一步打击了其需求者的购买愿望，影响了财政变现国有资产的收入规模。以‘国有股减持’的形式变现国有资产面临着同样尴尬的需求状况。由于国有股本身存在着与现代市场经济原则相悖的内容，同时中国股票市场的投资者对于国有上市公司的总体业绩普遍不满和不信任，都使得‘国有股减持’方案一出台就遭到市场强烈的消极反映：股市一跌再跌，造成有行无市的局面。因此，以‘国有股减持’的形式变现国有资产来支付隐性债务在近期内在我国也难以奏效。
由于财政部单独承担隐性债务的支付面临严重的现实困难，同时缺乏明确的责任认定形式，作为社会保障管理、执行部门的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事实上分担了绝大部分的隐性债务支付责任。目前其资金来源主要是‘新人’和‘中人’个人账户的积累资金，前面已经论述了这种‘饮鸩止渴’方式对于社会保障体制，乃至经济和社会的危害，显然这不是解决隐性债务的理想办法。
由于基金制社会保障养老保险可以在长时间内保持很大规模的基金积累，一些人士认为可以参照智利改革的有关经验，将我国社会保障的基金积累用于投资，在保证社会保障基金保值增值的同时以一定比例的投资收益支付隐性债务，达到‘双赢’。本人认为这一方案是建立在‘投资必将盈利’的一厢情愿的基础之上的，与经济常识和社会保障基金的特殊性质存在本质冲突，同时我国经济的现实情况也使该方案不具备可行性。
综上所述，虽然智利的国际经验有助于我国对于加深对于隐性债务的责任
认定、数值测算和债务安排等问题的认识，但是并没用提供具体的方案，我国的现实情况也使得隐性债务问题的解决任重道远。
[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刘洪海]
参考书目：
1.《社会保险基金运行论》李连友著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1
2.《寿险精算原理》章琪朱文革编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9
3.《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发展》王东进主编法律出版社20011
4.《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林义主编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22
5.《德国秩序政策理论与实践》（文集）[德]何梦笔主编庞健冯兴元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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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最新消息有人知道吗双轨制是什么意思

养老金“双轨制”是指不同用工性质的人员采取不同的退休养老金制度。养老金“双轨制”是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的特殊产物，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双轨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同等学历，同等职称，同等职务，同等技能，同等贡献的人因退休时的单位性质不同，退休金也不同，企业比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养老金低两三倍。目前养老保险金双轨制，矛盾主要集中在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退休待遇与其他人员退休待遇存在差距的问题上。我国目前实行的养老金“双轨制”主要面对两个人群,企业职工目前是按照一定的标准缴纳“缴费型”统筹制度的社会养老保险。而机关和事业单位的退休金这是采用另一种机制，由国家财政统一发放。养老金双轨制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不公平、不合法政策，违背了社会主义宗旨，从制度上将中国社会划分了两个类似封建社会的社会阶级，为机关事业单位编制职工规定了达到正常待遇三到五倍的超国民待遇，贬低了企业职工及其他从业者的社会地位与尊严，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社会矛盾，并为青少年的树立良好的职业理想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机关事业单位不缴纳或很少缴纳社会保险，直接从国家财政支出养老金，所以从本质上来讲，养老金双轨制是一种歧视性的剥削政策，是以剥削所有纳税人为基础的。前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表示，由于配套改革正在进行当中，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难以“单兵突进”。根据统计，目前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总数约在5000万人。这个特殊的人群成了养老金管理体制改革的攻坚点。2009年初，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等五省市被列为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三年多过去了，这一工作推进艰难。今年的《社会保障十二五纲要》特别强盗了十二五期间的保障公平，要求逐步缩小相关群体的保障差距，使广大人民平等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看来由于种种原因，养老保险双轨制的改革还有待实践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公平公正的社会是我们的最终梦想。建议您及时完善社会保障，如有不足，小编推荐合众定期重大疾病保险，作为与社保结合的双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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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养老保险改革

法律分析：《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的规定。

法律依据：《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进行了20多年，虽然形成了覆盖全社会的养老保障体系，但是存在急于扩大覆盖面、忽视制度可持续性的突出问题。有必要对过去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成绩与问题做一个全面的审视和回顾，有利于从总体和规范的视角对未来几年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和管理做出科学、合理的判断和展望。

1、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险体系中最主要的险种，也是事关全体国民养老的大事，特别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日益提高，健全养老保险制度成为社会保险制度改革重中之重。上世纪九十年代建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近几年陆续建立了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也在五个省试点，除公务员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未改革以外，基本形成覆盖全社会的养老保险制度体系。体现了我们党执政为民的理念和让全体人民分享改革成果的思想。

2、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征缴、发放等管理体系初步建立。从八十年代探索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办法以来，国有企业职工养老金最初是由工会征缴和发放的；1997年实现“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以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由劳动社保部门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征缴和发放，并委托银行和邮局等机构发放给个人；进入21世纪很多地方探索地税部门代征，大多数地方实行主管部门征缴与地税部门代征相结合，大大提高了基金征缴率。同时，进一步健全了养老金由银行和邮局按照个人社会保险号码签发的社会保险金领取卡社会化发放机制，方便了群众领取养老金和其他社会保险金。近年来先后建立的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也采取了发放社保卡到银行和邮局领取的方式。

3、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社会统筹层次逐步提高。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初期实行县市统筹，多数省、自治区实行了省级统筹，只是统筹办法不一样，有的只上划基金调剂权，有的则设立养老保险基金垂直管理体系，将发放和弥补的责任都集中到省一级。尽管问题不少，但基本上解决了省内的基金调剂和平衡问题。扩大统筹范围，实际上是为了增强养老保险基金的调剂能力与可持续性，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的抗风险能力，解决因历史和经济发展不同地区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问题。而现行的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基本上都是以县、市统筹为主，存在统筹范围过小、抗风险能力低的突出问题，亟待提高和扩大统筹范围，比如市级统筹和省级统筹。

4、养老保险基金监管制度逐步建立和健全。不仅在社会保障主管部门成立了基金监管监管，出台了监管条例，定期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和结余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确保基金收支的规范和结余资金的安全。同时，财政部门和审计部门也不定期的进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缴、使用和投资运营情况的检查。通过加强内部监管和外部监管，使基金的安全得到加强。

Ⅶ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成效

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传统制度阶段；80年代中期以后的社会统筹试点及实施阶段；1995年3月以后的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阶段。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三个阶段中，真正具有改革意义的是1995年3月《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发布后付诸实施的三项原则规定，其中心内容是养老保险制度从现收现付制向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模式转变。从1997年开始，我国加快了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步伐。这一阶段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发展最快、成效最为明显的时期。近几年来，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进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统一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199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后，各地认真组织落实，基本上实现了企业和职工个人缴费比例、个人账户规模和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的统一和规范，实现了新老制度的衔接和平衡过渡。1998年，国务院决定将铁路、电力、邮电、石油等11个行业养老保险统筹移交地方，实行属地化管理，理顺了社会保险管理体制，增强了省级统筹功能，对确保养老金发放起到积极作用。(2)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不断扩大。2003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为1550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770万人，其中，参保职工11646万人，参保离退休人员3860万人，分别比上年末增加518万人和252万人。全国企业参保人数为13882万人，比上年增加603万人，其中，参保职工10325万人，参保离退休人员3557万人，分别比上年末增加395万人和208万人。基本上做到了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始终把确保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作为中心工作，狠抓落实。通过各渠道筹措落实资金、夯实工作基础、建立月报和重点督查制度，基本上做到了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3)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为了进一步减轻企业的社会负担，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失时机地启动了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全国确定了100个城市进行试点，分片召开了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座谈会，并派出工作组进行督导，经过努力，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2002年，全国有1434万名企业退休人员实行社会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管理率达到40%以上。到2003年末，企业退休人员实行社会化管理人数达到293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499万人，社会化管理率达到84.5%。(5)建立了基本养老金调整机制，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不断提高。几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不断完善养老金调整机制，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水平。企业离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水平已从1997年的415元提高到2002年的625元，增长了50%。在历次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时，都注意了向退休早、养老金水平较低的部分人员倾斜，较好地保障了他们的基本生活。(6)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进展顺利。2000年，国务院制定了《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并于2001年7月在辽宁省进行试点。试点主要内容是调整和完善养老保险制度，落实在职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为应对老龄化积累部分基金。2001年7月至今，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7)基本养老保险金征缴工作成效显著。2003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3680亿元，比上年增长16%。其中征缴收入3044亿元，同比增长19.3%；各级财政补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53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补贴474.3亿元。2003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3122亿元，同比增长9.8%。期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2207亿元。
但是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提前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给我国尚处于在转型期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暴露出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1.养老保险基金隐性负债负担沉重
养老保险基金隐性债务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与日俱增，原因之二是转轨成本。转轨成本包括：已经到退休年龄的老人在新制度中没有履行缴费义务却要享受领取养老金的权利；已经到中年的职工在新制度建立前没有履行缴费义务但到退休年龄后要享有法定养老金的权利。由此产生了两种人的养老金收支缺口，直接构成养老基金的隐性债务。在改革过程中，由于政府没有明确承担改革过程中的转轨成本，传统退休养老制度与正在建设中的基本养老保险的现实责任便无法划清。不同地区间，即指老工业基地与新兴城市，历史负担不平衡，造成各地区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畸高畸低。如武汉等老工业基地的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达到工资总额的24%以上，而深圳特区的企业只要缴纳工资总额的6%，高低相差18个百分点。这种不平衡直接恶化了地区之间的竞争环境，同时，老工业基地的历史负担因缺乏消化渠道，自我承担责任只能依靠很高的缴费率，而且还无法满足离退休人员增长所带来的养老金需求增长的需要。因此，一些地区只能运用个人账户基金来弥补缺口，从而使个人账户变成空账户，统账结合的新制度蜕变为空账运行制度。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显示，截止2002年底，国内养老保险金积累的个人空账规模为4800多亿元。如果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控制不力，企业缴费没有大的改善，再加上未来几十年人口的剧增，就会出现支付难问题，更不可能实现满足积累养老基金的目标。
2.立法层次不高，约束力不强，法制建设明显滞后
养老保险实质上属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具体的制度安排必然牵涉到政府、企业与个人之间的责任分担和不同社会群体或利益集团的利益调整。只有由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来制定法律，才能真正集中体现国家在养老保险方面的意志，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和强制性。目前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的宏观发展战略基本形成，但建设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法律依据还是上世纪50年代的《劳动保险条例》，虽然政府也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和通知等，但这些立法形式政策性较强，经常变动，缺乏法律规范应有的强制性、权威性和延续性。因此，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和体制建设迫切需要出台一部新的、具有权威性的、强制性的和延续性的《养老保险法》，以明确政府、企业与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3.家庭养老模式受到冲击
随着整体收人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传统大家庭文化发生了改变。例如，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平均每户家庭人口为3.44人，比第四次人口普查的3.96人减少了0.52人，比第三次人口普查的4.41人减少了0.97人。在有一个65岁以上老人的家庭中，16%为单身老年户。在有两个老人的家庭中，42%为一对老夫妇单独生活户。传统家庭观念受到挑战的另一个表现是，由于与以往的多子女家庭相比较，独生子女受到父母的更多的娇惯，形成自我中心的性格，成年后承担赡养老人的自然人感大大降低。此外，由于实行了几十年国家通过企业包揽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养老制度转型的条件下，许多家庭没有养老保险计划，甚至没有意识到对养老进行充分的储蓄。
四、深化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关键措施
1.弥补隐性债务，做实个人账户
弥补养老保险基金隐性债务不仅资金需要量大，而且影响深远。实践证明，试图用养老统筹基金偿还历史债务是行不通的，政府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可行的方式包括出售部分国有资产、发行长期专项债券、财政支出等手段。在弥补隐性债务的基础上，将目前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逐步做实，达到积累的目标。将个人账户基金和社会统筹账户基金分开管理，通过不同的组织机构，按照不同的管理方式分别实施，这样既可以明确政府和个人在养老问题上各自承担的责任，同时也避免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之间的资金挪用。此外还要求个人账户基金采用完全积累制，只有到个人退休时才能使用。
2.不断探索新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方式和领域
在目前基金规模不大、基金运营管理机制不健全、资本市场不成熟等现实条件下，采取以购买国债为主的政策具有合理性，但也有必要探索与资本市场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方式和领域。允许养老保险基金进行适当的投资组合，适当放宽投资领域。据在烟台、上海等地的调查，目前养老保险基金的增值率一般在5%左右，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除去管理费用，仍有一定的积累结余。若适当放宽投资领域，可进一步提高盈余率。同时，可以尝试推行投资委托代理制，将部分养老保险基金委托给专门投资机构进行投资，可以提高积累资金的增值率，也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保险行政管理部门与基金管理机构要同投资主管部门及投资机构加强沟通与协作，但也应当保持社会保险管理部门自主性和独立性，因为养老保险基金作为最重要的社会保险公共后备基金，安全性的维护仍然是最重要的，也是社会保险管理部门的基本职责所在。
3.加强社会养老保险法制化建设
工业化国家及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建立和改革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时，通常都是以立法机关制定或者修订相关法律、法规为先导，以管理部门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为条件，然后才具体组织实施。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立法已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100多年，从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趋势来看，加快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立法步伐显得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当前我国应该尽快颁布《社会养老保险法》、《社会保险法》、《基本养老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使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和改革进一步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
4.积极推进城镇养老保险信息化建设
全面启动“金保工程”，建立覆盖辖区内各城市全部参保人员和单位的集中式资源数据库，市域网延伸到业务经办窗口和相关服务机构。完成社会保险数据中心建设，实现省一市联网和中央一省互联，网上传输养老保险费用监测数据，建成全国网雏形。
5.在制度安排上重视家庭保险的基础作用
养老是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共同责任。家庭保险不仅符合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是中国社会的现实格局。可以通过相关福利政策的实施来维护甚至放大家庭保险的功能，如对家庭养老提供政策优惠乃至补贴等。比如台北市将2002年定为珍爱家庭年，并通过家庭减压政策、家庭健康政策、家庭扩散政策等一系列政策来补充和扩大家庭保险的不足，就受到了市民的欢迎并取得良好的效果。因此，在制度安排上要重视家庭保险的基础作用，选择适当的家居方式并且进行家庭内部收入转移，使之成为基本养老保险的重要补充，同时也弥补了我国在较长时期内保险低水平与覆盖面有限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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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2019“养老双轨制”并轨为延迟退休扫清障碍

如果说“渐进性”和“弹性”是推进延迟退休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那么，“养老双轨制”并轨和鼓励延迟退休的制度设计，就是延迟退休改革顺利实施的前提条件。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这意味着以延迟退休为突破口，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乃至社会保障制度将面临再次调整。然而，延迟退休年龄关乎每个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政策细节可谓众口难调。延迟退休究竟是决策者的一厢情愿，还是大势所趋?

延迟退休政策信号为何“遇冷”

要问民意舆情对延迟退休是支持还是反对，坦率地说，多数人对延迟退休抱有抵触态度。无论是官方调研，还是民间媒体的社会调查，结论大都表明，多数人并不支持延迟退休。而上海市“柔性延迟领取养老金”政策，自试点以来，仅有数千人自愿参与，与上海现有的数百万退休职工相比，这一可怜的数字表明大部分在职员工对延迟退休“新政”并不感冒。

实际上，每一项政策的实施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不同群体的利益，甚至会形成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再分配。高层不断释放延迟退休的信号，却频频遇冷，表明普通劳动者对延迟退休会损害自身利益的担忧。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确立了针对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制度，与之前的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退休金制度并立，形成了极具社会转型色彩的“养老双轨制”。在“养老双轨制”下，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退休金不需要本人在退休前缴纳，全部由财政负责;而企业退休员工的养老金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在其退休前共同缴纳。而且，从现实来看，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退休金可达到在职工资的八九成，而企业退休员工的养老金只能达到在职工资的四至六成，替代率严重偏低。

“养老双轨制”犹如一道藩篱，人为地将劳动者划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对于体制外的普通企业员工，特别是劳动强度大的员工而言，延迟退休将意味着他们在退休前要缴纳更多的养老保险费，退休前的生活负担因此而增加，虽然理论上退休后会获得更高的养老金，但“羊毛出在羊身上”，而且，领取养老金的时间缩短了。对于体制内的退休人员，延迟退休不仅意味着他们正在享受的零养老保险费待遇得到延长，还意味着他们的权力、声望等身份属性能够继续得以保有，而退休后却可以享受多于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的退休金。况且，延迟退休政策的制定者又恰恰属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范畴，这也难怪为何高层屡次以延迟退休试探民意，却得不到大多数民意舆情上的支持。

从主观方面来看，企业和企业普通员工对延迟退休的积极性都不高。对于在企业低层次岗位工作的群体来说，他们的在职收入较低，养老金和在职工资差距不大，作为理性人，都不愿意延迟退休，多缴纳几年养老保险费。对于在企业高层次岗位工作的群体来说，退休后往往可以被用人单位返聘，可以获得养老金和返聘报酬双重收入，他们显然更愿意按时退休。而且，企业返聘退休员工的人工成本，由于不必为其支付养老保险费，反而更低。

另一个反对延迟退休的群体来自需要就业的年轻人，特别是高校毕业生。虽然延迟退休人员的工作岗位和性质，与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的工作岗位和性质，并不一一对应，但从就业岗位总量上看，延迟退休还是减少了闲置岗位的供给，而且减缓了年轻人的晋升步伐。国家人社部的研究数据表明，我国每年新增的1000万左右就业岗位中，三分之一来自退休人员的更替。延迟退休年龄，不仅是年轻人不愿接受的，主管全国就业工作的人社部也将承担巨大的压力。

如此说来，延迟退休的决策似乎是一厢情愿，然而，《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人社部官员面对媒体时的多次表态，却为何多次表明准备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坚定立场?其实，静心推敲，不难理解这背后的政策焦虑。

延迟退休是“情非得已”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愈发严峻，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并且继续延长的趋势还将长期存在。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4.83岁，而2000年我国这一数字仅为71.4岁。我国现行的退休年龄政策基本沿用了上世纪50年代的规定。人均预期寿命有了大幅提高，退休年龄却仍然根据60多年前的人均预期寿命标准确定，这也确实有违人口和社会发展规律。因为，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意味着领取养老金的群体不断扩大，单个退休劳动者领取养老金的年限也将增加。而延迟退休可以很好地缓解这一状况。

老年人口占总人口和劳动者总数的比重越来越大，等待领取养老金的群体规模不断膨胀，较低的退休年龄使得个体退休者获得的社会养老保险总额相对较大，这使得我国社会养老保险支付面临的压力骤增。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先富后老”是应对老龄化形势的理想状态。而目前，我国面临的是“未富先老”的窘境，由于人口基数过大，人均财富还远不足以支撑建立雄厚的社会养老保险。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逐渐建立起来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由于种种原因，在其成立之初就存在很多“空账”。社会养老保险支付压力大，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先天不足，这就是我国在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时的真实处境。而延迟退休则可以在减轻养老保险支付压力的同时，为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赢得时间。

推进延迟退休实施的另一个客观因素，是我国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延长。高校扩招以来，我国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规模空前扩大，劳动者为在就业市场中获得更强的竞争力，倾向于不断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参与更广范围的培训。这使得我国初次就业劳动者的平均年龄，较之以前有所推迟，继续维持目前的退休年龄政策，意味着我国高校扩招以来初次就业群体的劳动年限缩短。而这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在临近退休时，他们的经验、技能和专业素质仍有年轻劳动者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从长远来看，延迟退休对于我国劳动者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充分利用具有积极意义。

这样来看，延迟退休的确是适应我国人口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之大势。分析国外退休年龄改革政策实践，美国、日本、法国和巴西等国，大都选择延迟退休年龄来应对老龄化快速发展带来的财政养老压力。考虑到激进地延迟退休政策会对社会不同阶层群体利益带来冲击，国外延迟退休改革均采取渐进式，政策实施之前较长时间的“预告期”也有效地减轻了改革推进的阻力。同时，富有弹性的退休年龄政策，有利于劳动者自由选择自己的退休年龄。此外，为了鼓励劳动者延迟退休，实施在经济上富有激励效果的阶梯式退休金领取制度也必不可少。

遵循两个原则，实现“双轨制”并轨

国外的施政经验和国内人口、社会发展大势，都凸显出推进延迟退休实施的必要性。然而，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现实，却使得我国延迟退休改革面临的形势尤为复杂。

“渐进式”和“弹性”是其他国家在探索延迟退休年龄改革实践中普遍遵循的原则，这两条带有普适性的经验，同样适用于我国的退休年龄制度改革。“渐进式”可以起到“缓冲剂”的效果，为倾听和吸收民意以及政策的及时调整创造空间，从而减轻政策实施阻力。而“弹性”原则可以尽可能地照顾到不同群体的利益，尊重不同个体自由选择退休年龄的权利，从而减少反对的声音。

但要真正扭转民意舆情对延迟退休改革的抵触态度，还要在“养老双轨制”并轨和鼓励延迟退休的激励机制上下功夫。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鼓励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商业保险。这意味着，以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为契机，备受争议的“养老双轨制”并轨将有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养老双轨制”并轨，并不是单纯地将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统一纳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社会统筹中来，更不是将企业退休人员纳入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金体系，而是建立一个统一的、覆盖体制内外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具体来说，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保障体系由基本养老保险、职业年金构成，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障体系由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商业保险构成。其中，所有劳动者都享有的基本养老保险体现了公平性，而职业年金和企业年金体现了体制内外公益性和营利性的差异。

如果说“渐进性”和“弹性”是推进延迟退休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那么，“养老双轨制”并轨和鼓励延迟退休的制度设计，就是延迟退休改革顺利实施的前提条件。在扫清了体制和机制上的障碍之后，延迟退休就可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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