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养老模式

㈠ 农村养老的含义

给你找了点资料
你可以参考一下,然后总结你自己的想法和提纲做

一、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的基础分析
养儿防老是中国农村几千年的传统养老方式，这种以家庭作为最基本的养老模式得以长期存在的基础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深层次研究将成为我们设计今天的农村养老制度的重要参考依据。
（一）家庭养老的客观条件分析
1．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家庭养老的前提条件
新中国建立以前的两千多年中，中国农村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一种不发达的经济形态，低下的生产力将农民紧紧地束缚在一块块土地上而无其它谋生手段，封闭的交往形式又使农民只能依靠自身积累经验而无其它获取知识的途径。于是，对土地和耕作知识的拥有就成了社会继承与世代交替的重要内容。土地是父母的私有财产，父母退出生产领域后，并不放弃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子女要想获得土地必须以赡养父母为代价。同时，子承父业是传统农民家庭的突出特点，后代不仅由父母抚养成人，而且还从父祖那里学会谋生的技能，继承一定的产业和土地，这种生活上经济上的高度依赖使得他们自觉服从父辈祖辈的制约，不敢有丝毫违抗。
父辈们靠土地生产生育，培育后代；子辈们靠土地维持生活，赡养老人，土地构成百姓们家庭养老的重要经济来源。为了确保农民拥有土地，历代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土地分配政策，如井田制，占田制和均田制等。除了土地制度之外，政府还通过法律条文，严禁子孙与父母分家分财。《唐律•户婚律》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明律》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其目的就是为了稳定家庭养老的经济基础。
2．非货币经济是家庭养老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人类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家庭赡养功能就慢慢脱离家庭而社会化。”（1）米特罗在《欧洲家庭史》中进一步描述道：“农民经济是一种无货币经济，以致于赡养老人只在家内是可行的，提供实物在超出一定距离时就会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需要用现金支付并用此钱购买食物，而在前工业时代，在农业地区中，这两个都是不存在的。”（2）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极其落后，工业化程度很低，非货币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有主导地位，在这种非货币的农业社会中，农民生产自己几乎全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要不停地生产以获得生活资料的供给，否则便无法保障自己的生活。而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因年老而丧失生产能力的时候，此刻要想获得生活资料，就必须依赖于家庭其他成员的生产。很显然，非货币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家庭存在的必要性，也决定了家庭养老的必然性。
（二）家庭养老的主观条件分析
1．传 统的孝道思想是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内在动力
在任何年代里，老人的赡养不仅是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决定，而且还受到建立在这种生产力基础上的赡养观念的制约。历史上，我国的老年赡养是以孝为核心在家庭内部进行的，孝道思想在中国有着长久的发展历史和深刻的社会影响。儒家认为：“孝为百行之冠、众善之始，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德之本也。”（3）所以儒家立教以孝为起点，“孝字上半部为老，下半部为子，有老人扶子之义。”（4）因此，孝的道德观最初是调解长者与小辈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但是，到了封建社会，孝被抬到了极高的地位，成为一切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起点，并做为封建伦理纲常的基础。封建统治者就是用孝束缚着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孝的原则为：“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异，子不敢不同”。（5）封建统治者重孝的目的是为了效忠，显然以孝治天下，本身就包含了伦理和政治双重意义。在封建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广大农民总是认认真真地行孝，孝顺父母的意识逐渐成为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内在动力。
2．享受天伦之乐的本能是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精神动力
人是社会的动物，不仅有物质上的需要，而且有精神上的需要。老人害怕孤独，乐于和儿孙生活在一起，于是在长辈与晚辈之间形成一种强烈的群体感情，这就构成了家庭结构变化的向心力，形成一种牢固的封建家庭关系，成为一个团结的整体，具有强大的保护职能，共同保护家庭成员和财产安全。每个家庭成员都脱离不了家庭生活，更脱离不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而且家庭还有一定的稳定性，每个人都重家庭，轻个人，为了家庭的生存、利益和光荣，个人便可以忽略，为了维护家庭内部的和谐，个人必须各安其分，在人伦规范所界定的范围内，将自己的社会角色演好，而个人的真实意见和感受则慎藏于角色、行为之后。于是又形成近代农民家庭的内聚性和封闭性，主观上要求赡养老人必须在家庭内部进行。
3．政府的强力推行是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外在动力
中国传统社会自实施君主专制制度以来，国家权力日益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在“家天下”的政权模式下，统治者为了确保统治权力，努力造就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和绝对服从的心态。孝的本意是顺从和“无违”，将孝扩展到政治关系方面，就形成了“以孝移忠”的思想观念。另外，老年人是政府业绩的形象代表。在传统社会，老年人是知识和智慧的代表，更是国泰民安和国运长久的象征。乾隆三下江南，其间五六次都有百岁“人瑞”迎驾道旁，他认为是“太和之气”，“用征寿世”的吉兆。显然，当老年人被赋予国运和德治的象征意义时，家庭养老就不只是家庭的私事，而是政府的公事了。因此，历朝历代的政府官员都将维护家庭养老作为国家任务进行推动。政府强力推行家庭养老的标志有三：第一，有负责相关事务的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或专司其职的官员；第二，有保障家庭养老的制度和法规；第三，有维护家庭养老的思想观念和道德。（6）中国历史上的家庭养老是通过民政部门主管，县级机构直管，吏部考课，监察部门分察，孝文化灌输等逐渐纳入政府行为范畴的。
二、现代社会中国农村家庭养老方式面临的挑战
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社会经济现代化以及人口流动的过程中，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开始面临许许多多的挑战：
（一）家庭规模缩小、核心家庭增多、家庭功能弱化。1982年到1990年两次普查之间，家庭户规模从4.3人／户降到3.97人／户，到1995年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平均家庭户规模降到3.9人／户，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平均家庭为3.44人/户。中国的家庭结构也转变为以核心家庭为主体的结构，1990年核心家庭占家庭总数的67.31%，其中父母与未婚子女组成的完全核心家庭占57.81%，比1982年增长4.92个百分点。家庭户平均规模的缩小和完全核心家庭的增多导致纯老年户不断增加。1990年四普时城乡合计60岁及以上老年人生活在单身户和一代户中所占比例为25.6%。据1992年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对全国12个省市的一份调查，老人中一代户的比例，城市达到41%，农村达到43%。（7）
生育率下降、子女减少和居住方式的代际分离还使得子女对老 年父母的照料产生了许多困难。子女多意味着老年人有较多的支持来源，独生子女现象的出现使得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变得异乎寻常的困难。总之，家庭的小型化和核心家庭的增多，使得家庭的养老功能弱化，同时居住方式的代际分离也意味着健康不佳的老年人在经济供养之外还面临生活不便、照料不够、精神苦闷等问题。
（二）竞争压力增加、人口流动加快、代际倾斜严重。现代社会人口流动越来越快，大量农村的年轻人进城打工。迫于岗位的竞争压力，忙于工作和事业，使他们无暇顾及老父和老母；同时，一些青年夫妇较重视子女的教育和成长问题，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向独子或独女倾斜，产生了“重幼轻老现象”，这对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和实际的生活质量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三）老年人平均寿命延长、患病率、伤残率上升、自理能力下降。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人的寿命也在不断延长。同时，随着年龄增长（特别是超过75岁之后），老年人口健康状况有所恶化，患病率、伤残率会上升，自理能力下降，将更多地需要日常护理、生活照料和社会服务。这一切必将加大家庭的负担，也必将导致年轻人消极拒养老人情绪的增加。
各种挑战因素的结合使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开始瓦解和分化，这就是子女养老和在家养老相分离的态势，而且子女对老年父母的照料和慰藉也不象过去传统模式下那么密集和经常了。这是传统家庭养老制度在现代化冲击下的一种变革。导致这种变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以下两个因素在农村正在逐渐突出：第一，两代人的居住偏好。喜欢分开过，是现代人特别是青年人的时尚，也可以说是人的现代性的一种表现。对我国14省市的一项调查表明，2/3的农村青年婚后一二年都要建立自己的小家庭。（8）在老人那一端，也有个图清静、少麻烦的想法。第二，家庭人口外流或外迁因素。子女不在身边，在外地学习或工作，条件不成熟，两代人只好分居两地。显然，作为家庭养老，无论是传统模式抑或现代模式，有二个基本因素决定家庭养老的质量，一是子女的支持和关照程度，二是自身的一些因素，如经济实力、健康状况、人际关系。在农村，传统孝道观念的淡薄和老人自身经济实力的弱小，决定了农村养老质量的下降，也决定了养老社会化在农村存在的空间正在形成。
三、当前中国农村养老的基本方式分析
现代社会，中国农村的养老方式已不再是单一的家庭养老，而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多种养老方式并存的农村养老格局。许多新的养老方式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认真分析比较研究不同的养老方式，寻求一种适合中国农村情况的养老制度，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将具有重要意义。
（一）家庭养老。这是当前中国农村使用最普遍的养老方式，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具体体现。这是一种最完美的养老方式，它所具有的优越性是任何其他养老方式都无法比拟和替代的。在现有经济水平条件下及传统文化模式下，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农村的主流养老方式。有关资料显示：老年人口的全部经济来源构成中，来自子女供给部分城市占16．8%，镇占21．0%，县（农村地区）占38．1%。这说明子女供养在城镇老年人中占有一定地位，而在农村中则占有重要地位。（9）
（二）集体养老。集体养老就是由集体经济组织对年老多病、无依无靠的老人进行赡养的制度。集体养老的形式主要有五保制度和养老院制度。集体养老存在的物质基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的完善和物质的丰富，存在的心理基础是老人社会交际的广泛和子女对养老认识的多元化。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和农民意识的落后直接影响了集体养老的普及化和规模化。笔者认为集体养老只能作为农村养老的重要补充形式而不可能象有些地方官员所言成为家庭养老的替代形式。
（三）养老保险。面对农村老年人口数目的迅速增长和家庭养老的弱化，农村养老改革也加快了步伐。从1991年开始，根据国务院的决定，民政部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组织农村社会化养老保险改革的试点。到1998年底，全国已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00多个县（市、区）开展了农村养老保险改革试点，有8200多万农民参加了养老保险。（10） 应该说，农村养老保险从无到有并初具规模，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以上数字对于8亿农民来说，社会化养老保险对大部分农民来 说还是离他们较远。由于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仍比较落后，且地区间极不平衡，差异较大，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农村社会化养老保险制度与现实情况相脱离。
（四）储蓄养老。依靠平时的积蓄用来防老，在农村仍然有一定的市场。据笔者对河南省部分农村的调查，15%的农民对养儿防老已丧失信心，他们认为只有钱财是可靠的，因而尽可能省吃俭用，节约储蓄以备老年之用。但是，低利率、高膨胀、天文数字的医疗费以及农民收入的降低，使得储蓄养老已失去太大价值。
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基础
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农民人口多，占全国12亿人口的74%，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7285万，占农村人口的8.2%，并且以每年3%的速度递增。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应如何建立和完善，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环节。我国“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农村养老以家庭保障为主，坚持政府引导和农民自愿发展多种形式的养老保险”。2010远景目标纲要为中国农村养老指明了方向。特别是指明了今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思路，那么，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基础是什么、是否已经成熟？能否替代家庭养老？”就成为每一个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的焦点。
根据笔者多年来对农村养老问题的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基础主要有：
（一）货币经济的发展
非货币经济决定了交换只能在相同的时间和空间进行，从而使生产者和消费者无法分离，家庭养老成为必然。只有到了工业化的现代社会，社会化生产达到了极度发达的程度，生产单位由家庭变为工厂，家庭成员各自都是独立的商品者，依靠参加社会化劳动而取得工资收入，即以货币经济完全取代非货币经济，老人才能挣脱作为生产单位的家庭的桎梏，用货币来购买自己喜欢的商品维持生存，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才算成熟。因此，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变的前提条件就是现代化的货币经济的存在。哈瑞斯说：“我们正在用老年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办法取代工业化以前孩子照看老年父母的制度。当这一过程完成之后，父母孩子之间真正的反哺关系的遗迹也将消失”。（11）可见，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他们的社会处于非货币经济即农业经济阶段时同样也是实行的家庭养老，不可用其它方式取代。
（二）农村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形成
养老的两个要素是物质保障和生活服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关键是解决了养老的物质基础，但是对于一个人特别是对于一个没有生活能力或者生活能力很低的老人来说，仅有钱是远远不够的，这就必须具备相配套的生活服务体系。生活服务的提供有三个来源，第一，老人自我服务；第二，家庭成员的服务；第三，社会化服务。家庭养老之所以经久不衰，就在于家庭成员不仅提供了充足物质资料，还提供了完善的生活服务，而且亲人提供的服务又是最细致入微和完美周到的。因此，不管将来社会养老保险多么发达，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家庭养老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老人自理能力的降低和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就使得社会化生活服务成为影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一个关键因素。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个村的经济发达程度、社会化服务程度、对社会养老保险的认可程度是完全成正比的。据《经济日报》记者王培楠报道，2001年初，广东省东莞市率先覆盖全社会的农村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开始正式运作。全市参保农民76万，16. 2万符合退休年龄的农村老人领取了首笔养老保险金。这意味着，从2001年起，东莞所有20岁至60岁的男性农民、20岁至55岁的女性农民，将全部进人“社会养老保险的安全网”中。广东省东莞市之所以率先实施覆盖全社会的农村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就在于小小的东莞2000年的财政收入总额已达103. 56亿元，市、镇、村三级公有资产已达1168亿元，净资产652亿元；就在于每一个村的第三产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社会化生活服务水平已大大提高。
（三）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起步较晚，许多地方现在还处于摸索阶段，国外没有现成的模式 供使用，国内没有完善的法律作依据，操作的时候难免有种种不尽人意的地方，不当的管理和不周到的服务都会影响农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信心。“受管理体制改革、利息持续下调及政策变动等因素的影响，2000年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出现了参保人数下降、基金运行难度加大等方面的困难，一些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甚至陷入停顿状态”。（12）
从国外成功经验来看，养老保险制度越完善、服务越到位，投保者的热情就越高，保险基金也就越充足；反之，越没钱，服务就越无法提高，投保者越没有热情，保险基金就越不充足，周而复始，形成恶性循环。
四、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的现状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我国起步较晚，制度也不完善，再加上农民素质、社会心理、东方文化、社会化服务水平、农民对保险制度的信任度、非货币经济等等因素的影响，与城市职工养老保险相比，状况很不如意。尽管到1998年底，全国已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00多个县（市、区）开展了农村养老保险改革试点，有8200多万农民参加了养老保险。但以上数字对于8亿农民来说，社会化养老保险对大部分农民来说还是离他们较远。从目前农民缴费的情况看，人均缴费不到150元钱，根据他们的缴费额，几十年后，平均每人每月拿不到几元钱（相对于目前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养老保险金，根本达不到保险的目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随着农村经济情况的好转，部分参与社会保险并最终获得部分社会经济来源的条件已经产生：第一，除极少数未脱贫的地区之外，中国农民已经过上了温饱生活，很多农民已经在向小康生活水平迈进，具有了一定参加社会保险的经济承受能力。经济较发达的浙江省杭州地区农民，开展养老保险的乡镇覆盖率已达到95%，一些富裕的年迈农民通过一次性交纳几千元养老基金，已开始按月50元、60元不等数额领取养老保险金（13）。第二，随着全国保险业务的发展，社会影响的扩大，计划生育政策手段的强化等等，农民参加保险的观念不断增强。他们开始理解到了参加社会保险对自身利益的保障作用，自觉性不断提高。上海市早在1984年即顺应农民需要而推出了《农村养老保险暂行办法》，山东烟台从1989年开始，大胆地进行农村社会保险体制的改革，取得了极好的社会效果。
这种喜忧参半的现状是和我国的基本国情完全一致的。我国的农村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发展差距大，因而在养老问题上，各地情况差别很大，有些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已全面覆盖，如东莞、温州以及山东的一些地方，而有些贫困地区，连一般的保费还无法收齐。由于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仍比较落后，且地区间极不平衡，差异较大，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农村社会化养老保险制度与现实情况相脱离。因此，在现有经济水平条件下及传统文化模式下，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农村老年人的主要方式。
五、解决我国农村养老的方式选择及立法的价值取向
根据当前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传统文化模式、社会化服务状况以及养老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家庭养老仍然是中国农村中的主要养老方式，只不过这种家庭养老已不再是传统的家庭养老，而是以家庭作为养老的载体辅助于多种养老方式的农村养老模式。可以这样说，不管今后农村养老如何改革，家庭作为养老载体的地位是其他养老方式无法替代的。因此对于家庭养老中存在的问题及困难，我们应给予高度的重视，切不可以偏概全，随意放弃对家庭养老的研究和规范，更不可武断地认为社会养老保险能够完全替代家庭养老。
之所以说家庭作为养老载体的地位是其他养老方式无法替代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家庭养老的成本较低。同居一室，家庭成员更便于照顾老人，无需由专人脱离生产而专职对老人进行看管，既不影响生产，又不影响养老，符合帕累托效率最优原则。第二，我国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不高。由于诸多的原因，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的全面推广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还很低的情况下，家庭养老这种古老的养老方式不能随便地减弱或放弃。第三，家庭服务业不甚发达。即使人人都参加了社会养老，年老时有一笔可观的收入，但由于农村家庭服务业刚刚起步，从事家庭服务的人员十分有限，因而，如果没有家庭这个养老载体， 老人们即使手中握着钱也仍然无法安度晚年。第四，思想观念、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对老人养老载体选择的影响。传统的“子孙满堂”观念在农村依然根深蒂固，年老人随着年龄的增加，对家庭的依赖性、对子孙理解的渴望会进一步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拿到保险金的老人会选择离开自己的家人而与他人生活在一起吗？很显然，家庭永远都是最理想的养老载体。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的观念更新以及人口的流动对家庭养老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单靠原有的道德、法律法规对家庭养老进行规范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因此，建立完善的农村养老制度，必须将家庭养老放在重要的位置。
养老的载体与养老的内容是相辅相成的，家庭愿意承担养老责任，但没有物质上的支持，老年人的生活仍然无法得到保障；或者相反，老年人仅有资金上的保证，但无人对其进行照顾，其生活也是难以得到满足。所以，在巩固原有的家庭养老模式的前提下，必须在农村强制推广社会养老保险，使农民建立防患意识，在其年轻力壮、创造力最强时，能有少部分的储蓄，以备年老、多病没有生活能力时所用。
鉴于上述分析，根据我国农村的基本国情，参照“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对农村养老的基本精神，我国农村养老立法的价值目标应该定位于：以家庭养老为主导，强化社会养老保险，引进商业养老保险，建立多种形式并存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14）
解决农村养老问题，除了加强对全社会的尊老、敬老的宣传教育，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养老的传统美德外，在依法治国的今天，还要依靠完善法制。但是，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单独的农村养老法，有关农村养老的问题散见于《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继承法》、《保险法》、《民法通则》等等之中，这种分散的规定方法不仅容易造成彼此的不协调，而且影响到农村养老制度的实施。考虑到中国农村的特殊性和养老保障的复杂性，笔者认为，本着“以家庭养老为主导、强化社会养老保险、引进商业养老保险，建立多种形式并存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农村养老立法价值取向，我国农村养老法律体系可按以下思路构筑：
第一，尽快制订农村养老基本法——《农村养老保障法》，农村养老保障法可以作为我们正在制订中的《社会保障法》的部门法。其主要内容应当包括：农村养老的原则、农村养老的形式、农村养老的种类、农村集体养老机构及其性质、家庭养老的内容、集体养老的内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内容、社会养老保险机构及其性质、农村社会养老基金的筹集管理发放、法律责任等等。
第二，根据《农村养老保障法》的基本原则制订如下部门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农村商业养老保险法》、《农村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农村家庭养老示范法》等等。
第三，制订农村养老的行政法规。这一层次的农村养老保障法律规范是我国农村养老保障法律体系的重要方面，在整个农村养老保障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体应该包括：《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农村家庭养老条例》、《农村集体养老条例》、《农村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办法》、《农村养老基金管理机构条例》、《农村养老基金管理条例》、《农村养老基金管理机构税收减免办法》。
综上所述，农村养老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农村秩序的稳定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固有的道德体系的崩溃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通过构建和不断完善农村养老法律体系来规范农村养老已是大势所趋。“以家庭养老为主导，强化社会养老保险、引进商业养老保险，建立多种形式并存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价值定位既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又有利于操作和实施，相信其研究对国家今后的农村立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㈡ 我国农村有哪些养老模式

中国目前老年人的基本养老模式有：一、居家养老，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以家庭为中心，靠子女亲属养老；二、社会养老，城镇和农村均由社会福利机构负责养老（指各级民政部门开办的敬老院、福利院，属于国家出资）；社区居委会、街道办开办的养老机构、托老所等（属于自收自支性质）；三、民间养老，一些民营企业投资开办的养老院等，有养老意愿的个人进行选择。一般这样的养老院收费较高。

㈢ 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体制是什么

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障机制，实现农民的老有所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
一、我国农村的养老方式的现状用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存在，我国农村的养老方式仍然是传统的家庭养老，以农民子女扶养与农民个人自养相结合的方式为主。随着社会变革进一步加剧，传统养老方式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农村很多地区的老年人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
(一)农村土地养老保障不断弱化
我国农民的养老保障曾经世代以土地为中心。改革开放推动我国不断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农民拥有土地的数量因此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递减。目前，我国有1/3省份的人均耕地面积不到1亩，有660个县的人均耕地面积不到半亩，已经接近或低于联合国测算的、土地对人类生存最低保障警戒线0.8亩。这意味着，减少了农作物播种面积，加大了农业生产继续增长的难度[1]。加上农业天生弱质和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依然低下，生产经营中的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非常巨大，绝对收益越来越低的趋势没有根本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有限的土地越来越难以承载农民的养老需要。
(二)农村家庭养老方式面临挑战
我国农民的养老一直是以家庭为主。由于各种原因，农村家庭养老的问题日渐增多。 首先，家庭养老投入受到制约。人口流动性增强和社会价值观转变，使得更多的农村年轻人到外地独立谋生，以至于不能够切实地承担起扶养老人的责任。在农村，农民用在子女身上的花费，远远高于所支付的养老费用。农民家庭的财富由父母向子女转移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产生了“重幼轻老”的社会现象。
其次，家庭规模逐渐缩小，农民子女凸显养老负担。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规模小型化成为农村家庭的发展趋势。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农村家庭户均规模3.65人。越来越多的农民独生子女将形成“四二一”的家庭格局，一对夫妇可能赡养4个老人。农民子女的养老负担逐渐演变成突出的社会问题。
再次，农村老年人自养比例上升。子女不赡养，或者只提供很低的养老保障，老年农民只有自养。目前，农村老年人自养比例逐渐上升。他们年老体衰，生产经营能力很低，导致生活质量不断下降，已经沦为农民群体中的弱势群体。
(三)农村人口老龄化拖累农民改善养老状况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标准，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这个国家或地区就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2006年2月，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表明：2001—2020年是中国社会的快速老龄化阶段。到2004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4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0.97%。同时，我国农村老年人口为8 557万人，占全国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农村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老龄化水平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持续到2040年[2]。我国农村已经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农民老年人队伍数量庞大，不仅影响他们自身的生存质量，而且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的重大人口因素。
(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加重家庭养老负担
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需要大量的农村人口，特别是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农村青年进城务工搞基础建设。而城镇户籍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的松动，促进了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农村家庭养老提供了经济支持。但是，
长期的聚少离多所带来的“空巢家庭”和“代际”分化，造成了农村人口结构老化，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失去了依托。在此情景下，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得到好转，而是面临着更多的新困境。
(五)农村税费改革冲击集体养老基础
在我国农村，赡养年老多病、无依无靠的老年人，多年来实行的是以五保户和养老院为主要形式的集体养老制度。集体养老的物质基础是农村集体经济的物质丰富和管理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减轻了农民的整体负担，但也削弱了县乡两级的财政实力。村级集体经济趋于瓦解，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又相当有限，致使原来由乡镇统筹和村级集体经济负担的部分五保户和其他一些农村贫困对象失去了救济保障。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情况更为严重。一些符合五保政策的对象，因为财政下拨资金有限而被挡在五保门外，未能实现应保尽保。各地集体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直接影响到集体养老的普及和规模化发展。从目前的情况看，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的迅速变化，集体养老只能作为农民养老的重要补充形式。

二、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我国农村实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20多年来，一些地方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主管部门和经办机构积极工作，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扩大覆盖范围、创新制度模式、建立增长机制、防范基金风险，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和进展。到2006年末，全国已有1 900个县（市）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工作，5 374万人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354亿元[3]。农村特困老年人的生活救助工作也逐步展开，全国有1 200多个县（市）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享受农村低保的人数达到445万。
然而，从总体上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人口覆盖范围有限，保障水平低。已有的保障措施具有应急性，缺乏制度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相比，与农村居民发展的需要相比，与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待发展
1.城乡社会保障二元分割。受到城乡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影响，我国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覆盖广大农村居民。在很多地区，多数农民缺少社会保障。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所享受的退休金、公费医疗、福利住房、粮食和副食补贴等待遇，农民都不能够享有。尤其是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们不得不退回到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保障模式。
2.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从各地情况看，只有极少数失地农民能够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考试大网站整理许多失地农民家庭靠征地款来维持生计。征地款一旦“吃”完，生活往往没有着落。部分失地农民“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生产生活、子女就学等得不到政策扶持。失地农民大量转化为城市贫民，已经影响到城乡社会稳定。
3.农民工社会保障。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开始以不同方式从城镇职工向农民工延伸。据国家农业部2005年的调查，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仅占农民工总数的12.9%，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仅占农民工总数的10.0%，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仅占农民工总数的13.8%。只有9.6%的用人单位为农民工购买了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与农民工的关系最为密切，但农民工的参保率低，他们中间的伤残者不容易得到经济赔偿；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关系不能跨地区转移，参保不能受益，退保率高。根据现行规定，当农民工的工作发生变动的时候，退保只退还个人交费的部分，企业给农民工缴纳的保费是不予退还的。
(二)农村社会保障资金待充实
这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财政投入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方面，财政投入的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不相适应。投入总额不但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增加，反而逐年下降。另一方面，财政投入的社会保障资金分配不均衡，重城市轻农村的现象比较严重。
实际上，我国政府用于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明显少于其他国家。以2000年为例，用于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占中央财政的总支出，加拿大为39%，日本为37%，澳大利亚为35%。我国只有10%左右，而这10%也主要用于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仅占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总数的11%；占全国人口20%的城镇居民，却占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总数的89%。城镇社会保障的覆盖率达到91%，而农村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只有2%[4]。
(三)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待健全
1.农村社会保障项目发展不平衡。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比较高。从基金规模上看，排在前5位的是江苏、山东、上海、浙江和北京，共计221亿元，占全国农保基金总额的71.3%[5]。而经济不发达的西部地区，集中了我国大多数贫困人口，有些人甚至连温饱还未解决，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相当低。在我国农村，付诸实施的社会保障项目，除了救灾救济、优抚安置之外，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基本上无从谈起。
2.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窄，农村民政对象应保未保的现象普遍存在。截至2006年底，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分别占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的66%和55%；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人数，仅占农村人口总数的7.22%[6]。
3.农村社会保障机构效率低下。首先是管理体制不顺。从1998年机构改革至今，全国多数省区直辖市将农保管理的职能划入劳动保障部门，但多数地县和乡镇还未划转，形成劳动保障部门没有接、民政部门不好管的状况，造成不少地方的农保管理工作断档。在全国1 900个农保试点县中，多数地方的农保机构还遗留在民政部门。其次是资金掌控不公。农村社会保障资金，既有商业保险的技术难度，又有依法实施的政策难度。由于缺乏专业人才、没有严格制度和健全机构，管理上出现很多漏洞。最严重的问题出自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与使用。许多贫困村民无法投保，少数农村基层干部却用公款为自己投保。他们置百姓生活于不顾，滥用公共权力，瓜分侵吞本来就不充裕的农村社保资金——农民的“活命钱”。养老保险成了这些人谋取私利的工具，致使养老保险项目无法正常运作，群众投保的积极性自然受到影响。一些地区还强制农民参保。筹集到的养老保险金被挪作他用以后，出现风险，以致损害被保险人的利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难以推行。
三、完善我国农村实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对策
“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基本目标。如何为4 000万失地农民、1.5亿农民工、1.6亿农村剩余劳动力、8 000多万农村老龄人口提供基本养老保障，如何衔接城镇和农村的养老保障体系，最终形成一体化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面对这些重大社会问题，我们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积极探索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机制，建立与家庭保障、土地保障相结合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一)改革现行土地制度，再造土地保障能力
“耕者有其田”是农耕社会极低层次的保障制度。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今天，土地保障功能持续弱化。考试大网站整理然而，在现代化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土地既是农民最为基础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最可依靠的生活保障。
1.改“承包制”为“永包制”。只有永久性地确定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才能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和耕地的主人。只有充分调动农民经营土地、长期投资土地的积极性，才能最大限度地
发挥土地的生产潜力，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土地流转制度，逐步实现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大幅度地增加农民的生产性土地收益。
2.改革征地制度。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是从计划经济时期沿袭下来的。它以政府的名义征地，不分公益性项目还是经营性项目。所以，必须修订有关非农建设用地的法律制度，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内涵，严格限制政府运用征地权的项目范围，切实保障被征用土地的农民的合法权益。
（二）巩固农村家庭养老的基础地位
家庭养老依然是我国农村居民养老的主要方式，在农村养老中具有基础地位。在新的形势下，需要继承和发扬家庭养老的传统优势，赋予农村家庭养老以新的内涵。一是继续倡导尊老敬老的风尚，强化家庭养老的思想观念；二是完善家庭养老规章体系，使家庭养老从伦理走向法制；三是把赡养农村老年人同其子女的切身利益(如遗产继承和职位升迁等)联系起来，鼓励尊老养老的行为美德。同时，还需要正确引导农村老年人加强自我养老。农村老年人应当切实转变传统观念，树立“防老”意识，提高自我养护能力。一方面，合理控制和有效利用自己的财产。老年人不应当将自己毕生积累的财产一味“无偿”地转让给下一代，而应当参加养老保险或进行储蓄，强化自我养老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积极鼓励老年人发挥余热。农村老年人不仅具有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而且其中的一部分人身体健康，劳动热情不减。他们有知识、有技能做到老有所为，自我养护。这种自养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
（三）搞好农民身份转换过程中的养老制度衔接
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加快了农村的城市化进程。相当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身份开始向两个方向转变：其一是通过劳动力转移，一部分农村劳动力成为城镇务工人员；其二是通过土地征用，一部分原来拥有土地的农民成为失地农民。
农民工的情况比较复杂，既有正规就业的，又有灵活就业的；既有稳定就业的，又有流动就业的。对此，应当分层次、分类别地保障农民工。对于稳定就业(从事正规就业，建立了5年以上合同劳动关系和事实劳动关系)的农民工，直接将他们纳入城镇职工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之中，养老保险基金由雇主和个人共同缴纳。对于不稳定就业(签订短期合同，频繁流动和灵活就业)的农民工，先建立过渡性质的个人养老保险账户，不实行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对于转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可以按照缴费比例和个人账户规模，折算成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并且根据折算后的缴费年限建立城保个人账户。对于回乡务农的农民工，可以继续在原籍所在地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在本人达到最低领取养老金的年龄、经本人提出申请、经办管理部门批准，也可以将农民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积累额并入本人在原籍的农保制度，改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执行。当前，从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国家要尽快出台全国性的统一政策，以解决农民工养老账户的合理流动问题。
至于失地农民，除了做到公平补偿，还要把好“土地换保障”这一关键环节，确保一定比例的土地补偿金能够进入失地农民本人的养老保险账户，或者将完全失去土地的农民纳入城镇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让他们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
(四)建立社会统筹的农村养老保障框架
因地制宜，逐步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方式的变革与创新，就是要实现从家庭养老和土地养老为主向社会养老为主的转变。这个转变所遵循的原则主要是，朝着城乡统筹的一体化方向，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政府引导与农民自愿相结合，根据群众的经济承受能力实行低标准、广覆盖，逐步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1.扩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范围。适应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分阶段、有步骤地将农村居民基本养老账户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账户接轨，统一制定城乡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衔接办法，保障农民的养老金能够在不同地区之间、在不同保障方式之间进行有效的流转或接转，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实现资源的保值增值。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由完全个人账户的模式改革为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调剂金账户相结合的模式，也就改变了完全依靠个人账户增加积累、没有待遇调整、难以长期保障参保人员基本生活等一系列问题。
2.多渠道筹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作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核心问题，农民养老保险基金的来源制约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事业的发展。面向农民筹资，要降低门槛，坚持农民个人、农村集体、国家三方联合筹资的办法，采取以个人缴费为主、国家政策支持、集体适当资助的形式,实行基金积累的个人账户模式。对于集体资助存在的不确定性,国家财政要保底，要适当投入,以保证养老保险基金落实到位。公共财政投入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机构就不应该再提取管理服务费。其人员工资和工作经费相应地列入同级财政预算，有利于用多种方式建立农民参保补贴制度。
3.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监管机制。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是一种长期性的后备基金,具有累计性和刚性增长的特点。管理这部分社保基金，就要确保其安全，努力实现其保值增值。现行的基金统一与财政专户的管理方式，虽然可以规避投资风险,但很难保值与增值。随着资本市场不断成熟，国家应当逐步放松投资管制，以便农民养老基金能够通过股票市场和其他有价证券市场实现保值增值。
4.制定与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立法滞后，农民养老保障项目就不易开展。通过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立法工作，进一步明确政府、农村社区、企业、农民个人等不同主体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中的权利和义务。通过法律的强制作用来推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各种形式、各项措施都有法可依。
（五）开发农民养老保障和补偿保障的新模式
1.提高农民个人参保覆盖率。符合本地社会经济条件的个人筹资方案，必定得到农民的认可，因而能够调动农民的参保积极性，降低服务成本，增强服务效果。根据本地特点，各地区探索适宜的筹资、补偿、奖励的模式，已经形成了不少好的做法。如一次交纳、分期定额缴纳、以资产权利抵押融资，或者个人先不缴费，年老后倒扣个人应出资部分等，以及多种形式的困难农民参保补贴制度。
2.强化农村社会化养老保险的低成本服务。盘活养老资金，提高养老金的使用效率，发展集中公共养老服务，推进服务的规模化、专业化，降低服务收费价格，减轻农民养老的经济负担。建立参与式的便民服务机制，让越来越多的农民认识到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好处，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受益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需要指出的是，在使用资金和具体提供养老服务的时候，应该允许有一定的运用灵活性和地区差异性，以便农村社会化养老机构等及时开展相关服务。

㈣ 农村老年人如何养老

在我国的农村地区，主要有以下几种养老方式：

1、家庭养老

这是我国农村最主要、最普遍的养老方式，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孝”的集中体现，它具有其它养老方式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短时期内不会被其它养老方式取代，仍然是我们主流养老方式。但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这种传统的养老方式正受家庭规模缩小、人口流动、失地、老龄化等因素的挑战，目前这种养老方式的质量有下降的趋势。

2、集体养老

这是一种在农村很常见的养老方式，它是由集体经济组织对年老多病、无依无靠的老人进行赡养的制度。其主要形式有五保制度和养老院制度。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部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但是适合这种养老方式的，只是农村老年人口中很少的一部分人，并不能成为解决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的主要形式。

3、养老保险

随着农村老年人口数量增多及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养老保险也是一种好的养老制度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4、储蓄养老

这种养老方式只有少部分的农村老年人采用，他们依靠平时的积蓄用来防老，在农村仍然有一定的市场。一些农村居民对养儿防老已丧失信心，他们认为只有钱财是可靠的，因而尽可能省吃俭用，节约储蓄以备老年需要时用。

拓展资料：

养老制度的变化：

改革开放前

改革开放之前，城镇家庭的养老功能强大，家庭和单位合力使老年人的养老服务资源得到很好的发挥，尽管资源有限，但各尽其力。在农村，政府和集体合力为“五保”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而其他农村居民只有靠家庭，有时需要求助亲戚和邻里来照顾。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特征在养老服务领域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改革开放后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介入，“单位人”演变为“社会人”，企业办社会的现象消失了，单位的福利待遇越来越少了。很多企业在转轨后，职工已经完全失去了享受单位福利待遇的机会，退休后实行社会化管理。迄今为止，依靠单位提供各种养老服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由社区和企业以及各种组织提供的养老服务。

综上所述，随着人口、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动，原有的养老服务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为适应时代要求，重构养老服务体系、制度成为当务之急。

㈤ 农村老年人越来越多，未来的农村老人该如何养老

农村老年人越来越多，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历史的问题。

我们知道之前的人们都是多儿多女，比如50后60后这一代，但是现在这一带也慢慢的进入了老龄时期，如果他们是城里人，他们现在应该享受退休待遇，有空的时候拉着老伴的手，到处旅游去外面看看，感受到夕阳无限好的人生美景。

但是农村的老人就不一样了，他们与城里人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退休待遇，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些老人的养老问题，老人们老了以后该如何养老？

比如我姑这几天就要在医院里打一个星期的针，因为之前得过脑梗，这个病是一种慢性病，他说每年至少要打两次针，要住两次医院。这也是他们最难熬的日子，因为家里的农活还主要由我姑来分担，儿子不争气，也挣不了多少钱，还喜欢乱花钱。

而我姑一旦住院，家里的农活就彻底瘫痪了，不但不挣钱而且还要花钱，希望姑姑的身体早日康复，因为那个家里还真的离不开我姑，虽然年龄大了，但是负担并没有减轻，还要管两个小孙女，真的是太辛苦了。

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农村老人过得好，才会家庭美满，其实老人问题并不是个退休的问题，比如农村的留守老人，他们常常在孤独中度过，说句难听一点，就是死了都没有人知道。

因此农村的养老院等相关的场所也该完善，使老年人转变思想，进老院并不是一件丢人的，当然没有免费的养老院，这一部分的费用也是一个难题。

总之，农村老人的问题养老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

㈥ 制约农村养老模式发展的原因有哪些

（一)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这种进程，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弱化了土地保障作用，促使了社会养老方式的产生；另一方面，工业大生产劳动方式的重大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者作为养老义务承担者的角色，家庭赡养和生活照料功能随之受到削弱。
(二)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推行之后，农村家庭类型由拓展型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家庭人口规模逐渐缩小。
(三)劳动力流动和人口的迁移导致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城市更加严重。在户籍制度限制下，农民举家流动的比例很小，人口向城市迁移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加速城市化将进一步提高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
(四)农村土地的收入和保障功能被不断削弱。虽然土地在农户家庭生产经营活动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即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功能，但因规模狭小、流动性差和产权不稳定，不仅难以成为促进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而且也难以发挥其收入保障功能。农民收入增长越来越依靠非农就业收入来源。
(五)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增加，商品性支出增大。农民收入提高，消费尤其是商品性支出的增加，改变了老年人供养以实物支付为主的传统方式，子女对老年人的供养主要表现为货币支出。自给性消费向商品性消费的转变使老年人经济供养来源对市场的依赖性加大，老年人供养状况直接受子女货币收入的影响，缺乏稳定性并隐藏着风险。
(六）农村社会网络的作用也在下降。例如，农户家庭之间的转移性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例下降到。此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日益弱化，无力为困难家庭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