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儒家思想中的孝道
孝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往今来,孝文化在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维系家庭和睦,增强民族团结,稳定社会等方面,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儒家思想中的孝道,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儒家思想中的孝道
“百善孝为先”。孝道是中国文化自古提倡的一种善,同时也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吧!
儒家宗教根源于对生命创造者的感恩之情与敬畏之心,“孝亲”是儒家宗教的重要内容。《论语》中记载了不少有关孝道的言论。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儒家强调“博学于文”,以重视教育著称。孔子指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在孔子看来,若要成为“君子”,“文”(后天的文化教育)与“质”(质朴的善良本性)缺一不可,因而,“学文”是儒者不可或缺的人生内容。不过,勤奋好学、自学成才的儒宗孔子认为,就做人的根本而言,比“学文”更加重要的是“孝”与“弟”,即孝顺父母和尊敬兄长。
“仁义”是儒家的基本道德价值,“孝弟”则是“为仁之本”。在“孝”与“弟”两项中,更为根本的是“孝亲”。在这一点上,儒教与基督有很大区别。基督也提倡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爱上帝、爱基督。《圣经》上记载,基督要求信徒们爱天父和基督超过爱自己的生身父母。孔子则认为,凡是不能够将爱父母作为人生第一要义者,就是在做人的根本上还没有立起来。
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呢?因为儒家文化对人的生命来源的看法与基督有所不同。犹太教和基督认为,一位男性的天父———上帝———创造了一切,与天地万物一样,人也是上帝的创造物,因此,人最该爱戴与感恩的不是自己的父母而是造物主天父。儒家文化则认为,天地孕育万物,父母生育儿女,我们生在天地之间,既要敬畏感恩造就了这一切包括人类的天地大父母,又要孝顺感恩养育了自己的生身父母。在基督信徒的婚礼仪式上,感恩与顺服上帝是重要内容,在中国传统的婚礼上,则一拜天地(人类和万物的大父母),二拜高堂(自己的生身父母),最后夫妻对拜,男女合德。
正因为中国儒家文化认为生身父母是个体生命的来源,所以对父母极其感恩,父母在家庭中地位神圣,“孝亲”是儒家宗教的重要内容。儒家文化主张对父母要“生,事之以礼;死,祭之以礼”,“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父母在生时要在物质上尽力供养,在态度上恭敬和顺,父母过世后依然要如同他们在生时一样供奉祭祀。
儒家文化强调仁爱、同情,宽恕,主张推己及人,仁人爱物,“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时又肯定“爱有差等”。“爱”之所以有差等,是由血缘的远近所决定的。最该爱的.是父母(自身生命的来源),其次是兄弟(自身的同胞手足),因而,“孝”与“弟”就是最重要的家庭道德,是一个人能否仁人爱物的根基,也是做人的根本。儒家也弘扬博爱道德,致力于培养“民胞物与”的境界与情怀,不过,儒家认为,要求一个人“爱无差等”,即爱别人跟爱他的父母兄弟一样,是不自然、不合理、不近人情的,因为血缘关系才是最根本的人际关系,“我”的爱是从跟“我”有血缘关系的人依次扩展出去的。
在与“我”有血缘关系的人中,对生身父母的爱是最重要的。2008年四川大地震,一位正在上课的高中老师在地震发生瞬间不顾学生,只身逃离。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公布了当时的情况,引发强烈谴责,因此得到了“跑跑”的绰号。事后,“跑跑”先生公开声称,如果当时自己的母亲和女儿同时在场,他很可能会救女儿而不是自己的母亲。按照儒家的传统道德理念,在危难中,儿子毫无疑问地应该先救生养了自己的母亲,母亲的生养之恩与生命价值高于女儿。这种把母亲生命的价值放在女儿和自己之后的言论,在传统中国社会无疑会被视为忤逆不孝,这就好像在基督一统天下的时期,有人敢公然宣称不信上帝一样的可恶。
正因为个体生命来源于父母,在儒家传统中,父母对儿女行使体罚就具有正当合理性。“打是疼,骂是爱,不打不骂要变坏”,“棍子底下出好人”,父母既然生养了儿女,当然有权对之实行责罚。对于父母的责罚,儿女应该痛悔己过,顺受无怨。《圣经·旧约》记载了亚伯拉罕对上帝的无条件服从。亚伯拉罕毫不怀疑上帝的绝对权威和其要求的合理性,遵照上帝之命,用独子献燔祭。同样,在中国传统孝子们的心目中,生身父母就是自己的上帝,是自己生命的创造者与绝对权威,父母的任何要求责罚都有其合理性,都应该和婉顺应。
胡适成名于上个世纪初期全盘反儒家文化的激进新文化运动,他逝世时,蒋介石在挽联中称之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位新文化运动大将是深受传统儒家孝亲宗教陶冶同化的孝子。在《四十自述》一书中,胡适生动描述了童年时代寡母对他十年如一日的孝亲“布道”,以及在做人和学习方面的严格督导,包括犯错时所受到的训责和体罚。中年胡适深深感激母亲,赞美自己的寡母既是“严父”又是“慈母”,将自己做人和为学的成就归功于母亲教子有方。青年时期,胡适曾一度因失意而酗酒浪荡,一次大醉后与巡捕争斗被关押了一夜,清醒后,他看着镜中狼狈的自己,想起了在家乡时时期盼他成才的母亲,决心痛改前非。不久,他考取了官费留美,数年后学成归国,迅速在学术文化界爆得大名。胡适广受到异性青睐,在婚姻问题上却惟母命是从,对母亲包办的发妻始终爱护不弃。三岁丧父的胡适对父亲毫无感性印象,却致力于从父亲遗留的文字中追寻其思想轨迹。在《四十自述》中,他称自己明理性重经验的为学路径是步父亲的后尘。他不仅学成后扬名显亲,还整理出版了父亲的全部遗著,晚年在《口述自传》中,他进而大量补述了父亲一生的主要事迹。综观胡适的生平可见,父母在他生命中的地位近乎神明,母亲的“布道”内化为他的人生动力,他的生命可谓是实践父母期待的一生。胡适的作为正是儒宗孔子所主张的君子当“善述父之事,善继父之志”的具体实践。
因为“孝亲”,孝子必然会珍爱自己的生命,爱护自己的荣誉。“孝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儒家认为,生命是父母给的,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能损毁,应该爱惜。人生一世,要好好做人,努力做事,在家尽孝道,在外行忠信,为父母争气,为祖宗争光。记得曾看到美国华裔劳工部长赵小兰女士的电视访谈节目,赵女士说自己无论是在学校学习,还是在社会上做事,都有一种很强烈的心理动力,那就是要为父母争光。赵小兰是姐妹中的老大,她的几个妹妹也都很出色。在她的家庭教育中,中国传统“孝道”仍然起着作用。
应该说明,基于父系家族人伦道德的传统,儒家孝道与崇尚个体自由、人权、人人平等的现代世界普世价值有重大冲突,因而,维护父子、君臣、男女三大不平等人际关系的传统儒家“三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的断裂不可避免,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武断口号并非历史偶然。儒家文化在大断裂后的再度复兴必须经过重大转型改造。不过,儒家仁义道德和孝道的精华,诸如敬爱、感恩、善待和回报生养了我们的父母,珍爱生命,和睦家庭,并从家庭伦理进而扩展到社会,立己立他,尽忠守责,仁人爱物,乃至“治国平天下”,建立和谐社会,因此显身扬名,荣耀我们的父母,等等,无疑应该在充分尊重个体自由、人权与人人政治平等的文化框架内继续在个人生命中发挥作用,为中国社会的道德重建与世界和平做出重要贡献。
拓展:儒家学说中的孝道名言
1、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
2、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
3、贤不肖不可以不相分,若命之不可易,若美恶之不可移。——《吕氏春秋》
4、孝子不谀其亲,忠臣不谄其君,臣子之盛也。——庄子
5、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庄子
6、惟孝顺父母,可以解忧。——孟子
7、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
8、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
9、孝子之养也,乐其心,不违其志。——《礼记》
10、孝有三:大尊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礼记》
11、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
12、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忧。”——《论语·为政》
13、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孔子
14、长幼有序。——孟子
15、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
16、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孟子
17、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
孟子
18、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闻也。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
本也。——孟子
19、大孝终身慕父母。唯孝顺父母可以解忧。——孟轲
20、孝敬父母经常可以代替最高贵的感情。——孟轲
21、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孝经》
22、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经》
23、永言孝思,思孝惟则。——《孟子》
24、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25、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26、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27、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28、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29、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30、 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31、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32、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33、孟子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出自(春秋)《孟子·离s娄上》。
34、孟子说:“只要人人各自亲爱自己的双亲,各自尊敬自己的长辈,那么,天下自然就可以太平了。”
B. 张国立老来得子,一家五口合照被曝,到底有有多温馨
演艺界的夫妻并不多,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努力,但他们的感情似乎并不被世人所看好,毕竟在这个充满美丽陷阱的地方,总是让人深陷其中。而且演艺圈几乎每天都有重演,每一部都不偏不倚,他们的故事也让观众刷新了三观,这不,老戏骨张国立又传来了好消息。
事实上,对于不能要孩子这一要求还是有些过分的,但是张国立出于自责,便答应了。张国立多年没有忘记自己的诺言,也没有和邓婕生过孩子,只是出于对孩子的喜爱,张国立夫妇决定收养孩子。
现在,张国立也算不上是什么遗憾了,不仅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身边还有许多孩子陪伴,俨然成了很多人生活中的理想模样。对于这一点,每个人都想说什么?
C. 请问您知道“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心。”是谁说的吗
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
明·王守仁《传习录》上 比喻修养品德必须培养好心性。
---王守仁
名人姓名:王守仁
性 别: 男
出生年代:1472-1529
名人职称:哲学家、教育家
名人国家:中国(明朝)
相关介绍:
王守仁(1472—1529)字安伯,号阳明,世称阳明先生,生于余姚。父王华,在明成化十七年辛丑(1481年)中了状元,王守仁就随父移居绍兴还到过北京。
原名云,后更名守仁,字伯安,因曾筑室绍兴阳明洞,因别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死后三十九年,诏赠新建侯,谥文成,故后人又称王文成公。明余姚(今属浙江)人。
生平事迹
明宪宗成化年间,生于绍兴府余姚县(今浙江余姚)。父王华,王华在明朝成化十七年辛丑(1481)中了状元,王守仁就随父移居北平(北京)。 《明史》载, 王守仁出生时取名为王云,但五岁不能说话。一位高僧告诉王华,要他给儿子改名为王守仁。王华照做了,王守仁这才说话。王华对儿子家教极严,王守仁少年时学文习武,十分刻苦,但非常喜欢下棋,往往为此耽误功课。其父虽屡次责备,总不稍改,一气之下,就把象棋投落河中。王守仁心受震动,顿时感悟,当即写了一首诗寄托自己的志向: 象棋终日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旦丢。 兵卒坠河皆不救,将军溺水一齐休。 马行千里随波去,象入三川逐浪游。 炮响一声天地震,忽然惊起卧龙愁。 王守仁自幼聪明,非常好学,但不只限于四书五经,而且也很喜欢其他书籍。思想也比较怪癖,一直很多私塾先生都不能理解他。有一首他做的打油诗很能说明他的这种思想: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 据考证,作者王守仁,时年十二岁,这首诗叫《蔽月山房》,是王守仁第一首流传千古的诗作。
王守仁故居(20张)他以诸葛亮自喻,决心要作一番事业。此后刻苦学习,学业大进。骑、射、兵法,日趋精通。明弘治十二年(1499)考取进士,授兵部主事。当时,朝廷上下都知道他是博学之士,但提督军务的太监张忠认为王守仁以文士授兵部主事,便蔑视守仁。一次竟强令守仁当众射箭,想以此出丑。守仁再三推辞,张忠不允。守仁只得提起弓箭,拉弯弓,刷刷刷三箭,三发全中红心,全军欢呼,令张忠十分尴尬。王守仁做了三年兵部主事,因反对宦官刘瑾,于明正德元年(1506)被廷杖四十,谪贬贵州龙场(修文县治)驿丞。前往龙场途中历经波折,成功逃脱锦衣卫追杀,最后在龙场悟道。刘瑾被诛后,任庐陵县知事,累进南太仆寺少卿。其时,王琼任兵部尚书,以为守仁有不世之才,荐举朝廷。正德十一年(1516)擢右佥都御史,继任南赣巡抚。他上马治军,下马治民,文官掌兵符,集文武谋略于一身,作事智敏,用兵神速。以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宸濠之乱”拜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后因功高遭忌,辞官回乡讲学,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宣讲“王学”。嘉靖六年(1527)复被派总督两广军事,后因肺病加疾,上疏乞归,1528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于肺炎病逝于江西南安舟中。
政治主张
明赏罚
主张明“赏罚”以提高统治效力,行德治礼教以预防“犯罪”他认为:赏罚乃“国之大典”,应当受到充分重视和正确地加以使用。而当时“盗贼”日益增多,是由于“招抚”太滥,“招抚”太滥是由于兵力不足,而兵力不足是由于没有很好地实行赏罚,以至于“进而效死,无爵赏之劝;退而奔逃,无诛戮之及”。象这样法令不明,赏罚不信,即使有百万的兵力,也是没有用处的。他还主张“赏不逾时,罚不后事”,认为过时的奖赏,等于没有奖赏,过时的惩罚,等于没有惩罚,都起不到劝善惩恶的作用。这些主张的目的,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提高统治效率,以“破山中贼”。 他还主张行德治教化以缓和阶级矛盾,减少犯上作乱。他说:“民穷必有盗贼”,认为老百姓已经贫困不堪,还要没有休止地征敛,就等于驱使他们去作盗贼。因而有必要“罢冗员之俸,损不急之赏,止无名之征,节用省费”,对灾民实行“赈济”、“免租”,使他们“不致转徙自弃而为盗”。所以,他反对“蔑道德而专法令”,主张在镇压人民起义之后,立即“建立学校,以移易风俗”,以求得久安长治。他教导下级官吏说,作县官的如果能竭尽自己的心力和聪明才智,诚心“爱民”,贯彻“抚缉教养”的方针,即使是蛮夷的人,也是可以被感化的;即使是产生“盗贼强梁”的地方,也是可以变为“礼义冠裳”的所在。他强调这一方面的目的,集中到一点,即在于使用软的一手,以“破心中贼”。但这软的一手是有限度的。他强调刑罚是“德治教化”的保障,“果有顽梗强横,不服政化者”,就一定要“即行擒拿,治以军法,毋容纵盗,益长刁顽”。
量情法
强调执法要“情法交申”,区别对待他反对“贪功妄杀,玉石不分”。例如处理“宸濠之乱”的反叛人员时,主张只对主犯处以极刑,至于各“从逆”的人犯,则认为“原情亦非得已,宥之则失于轻,处斩似伤于重”,不如“俯顺舆情”,判处永远充军,使“情法得以两尽”,“以存罪疑惟轻之仁”。在另外一个“告示”中,他甚至宣布对于胁从“作乱”的人,免于追究,“俱准投首免死,给照复业生理”。这样作既使得“谗谀知警,国宪可明”,也显示了朝廷的“仁慈”。这正是他的“绥柔流贼”策略在法律上的具体运用。此外,他还主张适用法律要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在“地里遥远,政教不及”的边远地区和“小民罔知法度”的情况下,一切“词讼差徭钱粮学校”等事务,都可以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作权宜的处置:“应申请者申请,应兴革者兴革,务在畜众安民,不必牵制文法”。在“行法以振威”的原则下,他已注意到运用法律的灵活性问题。
重纲纪
求重视“纲纪”,整肃执法之吏,杜绝“法外之诛”他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对那些寅缘窃踞官职的豪门势家子弟的不法行为,如居心刻薄,“骚扰道路,仗势而夺功,无劳而冒赏,懈战士之心,兴边戍之怨”的情况,要大力加以整肃,特别是对“戾于法”的执法之吏,应当严格要求。但是他指出,在司法审判中,“刑曹典司狱讼”,事情“繁剧难为”。他们往往受到权贵的拂抑和牵制,以至使得依法断狱之词,“未出于口,而辱已加于身;事未解于倒悬,而机已发于陷阱”。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他们“不挠于理法,不罹于祸败”是很难的。这就尤其要从整肃吏治、严明赏罚入手,消除执行法律的阻碍。他还力主加强监狱管理,杜绝“法外之诛”,指出京师的“提牢厅”,是“天下之狱皆在焉”的重地,负责提牢的官吏,不能不慎重对待,特别对于“桎梏之缓急,扃钥之启闭,寒暑早夜之异防,饥渴疾病之殊养”,甚至于微贱到“箕帚刀锥”、“涤垢除下”的事,无不应当认真注意,以“身亲之”。这样才能既防止“变故不测之虞”,又可免使囚者被“轻弃之于死地”。他还强调,狱中囚犯的再行“犯罪”,并非全是“禁防之不密”,还有促使他们再犯的监管不当的原因。所以只有监狱里做到“令不苛而密”,使囚犯免受“法外之诛”,才能避免“弊兴害作”。
编辑本段思想成就
王守仁是我国宋明时期心学集大成者。他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用以对抗程朱学派。他说:“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并以此作 王守仁立像
[1]为讲学的宗旨。他断言:“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天理即是人欲”;否认心外有理、有事,有物。认为为学“惟学得其心”,“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学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删锄之者也,无非有事于根焉而已。”要求用这种反求内心的修养方法,以达到所谓“万物一体”的境界。他的“知行合一”和“知行并进”说,旨在反对宋儒如程颐等“知先后行”以及各种割裂知行关系的说法。他论儿童教育,反对“鞭挞绳缚,若待拘囚”,主张“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以达到“自然日长日化”。他的学说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在明代中期以后,形成了阳明学派,影响很大。他广收门徒,遍及各地。死后,“王学”虽分成几个流派,但同出一宗,各见其长。他的哲学思想,远播海外,特别对日本学术界以很大的影响。日本大将东乡平八郎就有一块“一生伏首拜阳明”的腰牌。他的弟子与心学影响了很多人:徐阶,张居正,海瑞,陶行知等,名扬海外! 王守仁不只是哲学家、教育家,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他非常热爱故乡的山山水水,回故乡时,常游览名胜古迹,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他写的《忆龙泉山》: 我爱龙泉山,山僧颇疏野。 尽日坐井栏,有时卧松下。 一夕别云山,三年走车马。 愧杀岩下泉,朝夕自清泻。 王守仁的游足还到奉化雪窦山,他写的《雪窦山》诗明丽、秀拔。数百年来被人们传诵不息。 穷山路断独来难,过尽千溪见石坛。 高阁鸣钟僧睡起,深林无暑葛衣寒。 壑雷隐隐连岩瀑,山雨森森映竹竿。 莫讶诸峰俱眼熟,当年曾向画图看。 王守仁的一生,著作甚丰。他死后,由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是《传习录》和《大学问》。 他将心学凝成四句话,即心学四诀: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余姚“四碑亭”,留有纪念他的碑亭。碑文是:明先贤王阳明故里。楹联:曾将大学垂名教,尚有高楼揭瑞云。横额:真三不朽。
思想主张
心外无理: 王守仁秉承陆九渊的学说,使陆的思想得以发扬光大,因此他们被称为“陆王学派”。陆九渊从“心即理”说出发,认为格物的下手处,就是体认本心。王守仁并不满意陆九渊的解释,他说:陆象山之学,“其学问思辨,致知格物之语,虽亦未免沿袭之累”。 王守仁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认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 正如陆九渊所言“心接具是理,心即理也”,何消外求?故明“本心”则明“天理”。故王守仁强调:“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以心外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 知行合一: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守仁从“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出发,他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说。王守仁认为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如果只是自称为知道,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识是离不开实践的。比如,当知道孝顺这个道理的时候,就已经对父母非常的孝顺和关心;知道仁爱的时候,就已经采用仁爱的方式对待周围的朋友,真正的知行合一在于确实的按照所知在行动,知和行是同时发生的。他的目的在于“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 对于朱熹的“先知后行”等分裂知与行的理论,王守仁在他学生编著的《传习录》中是这样理解的,古代的圣贤在看到很多人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知上,而忽略了行,认为这样下去会造成浮夸的风气,于是开始强调要知,更要行,而后世的人就理解为要先知而后行,这就错误的理解了圣贤的意思。北京交通大学、东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把它作为校训的一部分。 [2]认为士、农、工、商“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且进一步说明“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的观点,他把传统观念中一直被视作“贱业”的工商摆到与士同等的水平。(《节庵公墓表》)王阳明《传习录拾遗》说:“虽经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此说被称为“新四民论”。 四句教: “四句教”是王阳明晚年对自己哲学思想的全面概括,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 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它是“未发之中”,不可以善恶分,故无善无恶;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善恶的差别,他可以说是“已发”,事物就有就有中和不中,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中者善,不中者恶;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却自在地知善知恶,这是知的本体;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 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 但是有时候人的判断会出现错误,也就是意之动出现了错误,即不能正确地分辨善和恶,把恶当作善,把善当作恶,那么他的良知也会出现错误,从而格物也会误入歧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此时的心已经被私心和物欲遮蔽了,不是天理,这时就要反诸求己。 努力使自己的心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 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了,才能有正确的良知,才能正确的格物。 什么是有理,只要格物致知来达到一颗没有私心物欲的心,心中的理其实也就是世间万物的理。 天理不是靠空谈的,是靠格物致知。靠实践,靠自省,即“知行合一”。 心中有天理,无私心,就好比世间有规矩,有规律,有规矩就能丈量世间万物的方与圆。无论有多少方和圆,无论这些方和圆的大小,都能靠格物致知揭破其规律,不然这些规律就是不正确的。天理就在人的心中。 这是王阳明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即是“怡神养性以游于造物”,“闲观物态皆生意,静悟天机入穴冥。道在险夷随地乐,心意鱼鸟自流形”的“真乐”或“真吾”状态。这种境界是超凡脱俗,摆脱个人名利毁誉贫富穷达束缚的自由状态。在这种“至乐”境界之中,人与“大化”流行,“逍遥”于“人生山水”之间,实现了社会与自然、理性与感性、美与善相统一,达到了一种活泼泼的怡悦的高度自由的精神境界。 他的良知体验美学值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好好咂摸体验。在忙忙碌碌前行的道路上,偶一回头,发现先人衣决飘飘,面对蝇营狗苟生活着的人们,早已微笑的将我们宿命的留在艰苦跋涉的道路上,而兀自去追求那种自在清明的圣人生活去了。也只有在这假日,我才能去触摸内心本有的“良知“,王氏的“格物致知”显然对我而言,比朱熹的要亲和受用的多了。 王门四句教阐述了心体、性体和良知在其心学体系中所具有的多重意蕴,指出心、性、理三者的内涵并不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完全等同的,并通过心性“无善无不善”的分析,指出王阳明所说的“至善”是超越道德善恶的不可执之善。最后,通过对本体与工夫之间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四句教所内含的潜在矛盾,指出此矛盾是心学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教育思想
《传习录》分上、中、下三卷,载于《王文成公全书》,为一至三卷,亦有单行本。卷上是王守仁讲学的语录,内容包括他早期讲学时主要讨论的“格物论”、“心即理”,以及有关经学本质与心性问题;卷中主要是王守仁写给时人及门生的七封信,实际上是七封论学书,此外还有《社会教条》等。在卷中最有影响的是《答顾东桥书》(又名《答人论学书》)和《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着重阐述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理论;卷下一部分是讲学语录,另一部分是《朱子晚年定论》。《朱子晚年定论》包括王守仁写的序和由他辑录的朱熹遗文中三十四条“大悟旧说之非”的自责文字,旨在让朱熹作自我批评与自我否定,证明朱熹晚年确有“返本求真”的“心学”倾向。卷下收录的王守仁讲学语录主要是讨论“良知”与“致良知”的。《传习录》是由王门弟子徐爱和钱德洪等编辑的,它包括了王守仁学说的主要观点,历来被视作阳明学派的“教典”,是研究王守仁教育思想的重要资料。其中的语录是王门弟子分别记录的,编辑者只作了汇编工作,注明哪些条是由谁记录的,未作进一步地整理,因此各条之间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7封书信出自王守仁的手笔,是王守仁论学书的代表作,但阅读这些书信时,如果与其他有关论学书信联系起来看,它们更多的反映了王守仁晚年比较成熟的教育思想,但由于编者的取舍,如《稽山书院尊经阁记》、《大学问》等重要著作未予收录其中,它对于了解和研究王守仁的教育思想,明显有不足之感。所以在评介《传习录》一书时,有必要联系《全书》中的其他篇章。
至理名言
1.“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2.“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 3.“心即理也。”“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 4.“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 5.“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教) 6.“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7.“有志于圣人之学者,外孔、孟之训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于萤爝之微也,不亦谬乎?” 8.“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我之用,是之谓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 9.“殃莫大于叨天之功,罪莫大于掩人之善,恶莫深于袭下之能,辱莫重于忘己之耻,四者备而祸全。” 10.“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11.“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 12.“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
编辑本段广泛影响
由于明末的朱舜水远渡日本,把阳明学传到了日本,现在日本的水户市,还存有朱舜水的雕像。 阳明学在日本,直接成为了日本在明治维新中,传统思想抵制全盘西化的基础,所以现在的日本,传统保留得比中国好很多。 蒋介石在日本期间,看到电车上很多日本人都在看王阳明的《传习录》,看一会,闭目沉思一会。他大为震惊,于是开始阅读《传习录》,并崇拜王阳明。 陶行知原名文濬,大学期间推崇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终身行为准则。并据此改名为“知行”。43岁时,他在《生活教育》上发表《行知行》一文,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并改本名为陶行知。陶行知从心学中悟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道理,且终生以此自勉。
《明史》评价
赞曰:王守仁始以直节著。比任疆事,提弱卒,从诸书生扫积年逋寇,平定孽藩。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当危疑之际,神明愈定,智虑无遗,虽由天资高,其亦有得于中者欤。矜其创获,标异儒先,卒为学者讥。守仁尝谓胡世宁少讲学,世宁曰:“某恨公多讲学耳。”桂萼之议虽出于媢忌之私,抑流弊实然,固不能以功多为讳矣。
D. 戴笠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戴笠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他是一个有大才能者,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他内是有功劳的,容但是同样的,他残害了不少革命人士,所以说他也是有罪过的。
戴笠是浙江人,所以他和蒋介石也可以算是老乡,而且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蒋介石。早年时,戴笠未曾进入黄埔军校前,他在老家扮演的是一个小混混的角色,这也对他后来“讲义气”的行事风格有很大影响。军统局是他一生的精血,而军统局所做的事情却非常有争议,一方面他们暗杀了很多汉奸,对国家来说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另一方面他们也残害了不少共产人士。
并且戴笠建立的情报机构也是非常厉害的,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他们就截获了日军情报,但是却得不到美军的信任,事后才建立了合作关系,但是没多长时间戴笠就出事了,随着飞机的坠落,戴笠颇具争议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