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养生论的观点

㈠ 中华养生理论怎么发展的

当今中华养生学说与方法备受公众的推崇及世界各国人民的青睐，说明中华养生学说与方法具有深厚的科学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基础源远流长，经历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理论概括与积累，并得到养生实践的检验。

(1)先秦时期的养生理论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历史时期，称为先秦时期。

先秦诸子在探讨自然规律及其生命奥秘的过程中，提出有关养生理论观点。这里仅就周易、道家、儒家、杂家等有代表性的学术思想作一简介：①周易养生理论

《周易》亦称《易经》，又简称《易》，“易”有变易、简易、不易三义。《周易》是阐述宇宙天地万物自然变化的理论。宇宙万物时刻在运动着、变化着，天体的运转，地壳的变迁，四时寒暑、昼夜晨昏的更替，无一例外，人也是如此。《易经》将这种变化称之为“变易”，这种变化无论在宇宙，还是人体生命活动，都有一定的规律，变化不息，循环不止。

《易经》着眼于宇宙天地，立足于人类自身，以求得在认识宇宙运动变化规律中探讨生命的奥秘，从而得知生与死的缘由和规律。《周易》在探讨宇宙、人生必变、所变、不变的机理之后，又提出人生的知变、应变、适变的原则，并以此作为人类生活、行为和养生、防病的规范。

②杂家养生理论

先秦杂家学派出现稍晚，约在战国时期，以《吕氏春秋》为代表，全书160篇，涉及养生的约50多篇，内容丰富。主要的养生观点有：“毕数之务，在乎去害”、“趋利避害，顺应自然”等。

③《管子》养生理论

《管子》的作者承袭了老子关于“道”是宇宙本原的思想，但他还明确提出了“道”即精气的观点。管子认为，“精”是生命的物质基础，主张存精以养生及虚其欲以存精。《管子》除了在起居有时、节制饮食、适应四时等方面提出看法外，特别强调精神乐观，认为“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欢”。保持乐观情绪，对于健康生活是十分必要的。

④道家养生理论的诞生

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学说，是以老、庄为代表的。

《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源于自然的规律，即道法自然才能够长寿。这是道家养生思想的根本观点。道家倡导的“清静无为”、“返朴归真”、“贵柔”等主张，对养生学也有很大影响。

“形神兼养”，老子主张去物欲以养形，致虚静以养神。庄子认为：“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形全精复，与天为一”。在养形方面，则主张以形达郁。

⑤儒家养生理论的诞生

儒家学派创始于春秋末期，创始人是孔子。儒家养生观，首先强调精神调摄。孟子认为“养心莫善于寡欲”。人生存在着欲望是正常的，但能在社会许可的条件下实现欲望，不可过分，应遵循“礼”的原则。

同时，儒家养生思想强调重视身体护养和注意饮食卫生。

(2)秦汉隋唐时期的养生理论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从秦汉到隋唐，养生术得到长足的发展。秦始皇、汉武帝等梦求长生不老之术，促进了人们对养生术的探索，涌现出华佗、嵇康、葛洪、孙思邈等养生学家，也出现了食丹、服石等荒诞怪异的养生术。

①节养术和服饵术的提出

节养术和服饵术由汉唐时期著名的养生学家孙思邈所提出。孙氏撰写的医学名著《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有不少养生的内容。其中的重要养生方法就是节养术。他认为，人的精气就像一盏油灯中的油，而生命活动就像灯火光辉。每个人拥有的“油”的量都差不多，如果不注意节养，就好像油灯用大灯芯，油很快就会耗尽，寿命即短;若能注意节养，就像用小灯芯，油尽灯熄则慢，寿命自然延长。

节养的要领主要在于:避免精气的过度损伤。具体来说，就是要注意节制房事，思想清静，心无妄想，耳无妄听，要“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好、少恶行”，对名利之事和非名利之事都毫不在意，将精气的损耗减少到最低限度

“服饵”是通过长期内服药物，以减断谷食、益寿延年的方法，也见于孙思邈《千金要方》。

服饵分为三个步骤，一是去三虫，二是避谷，三是服食。三虫指长虫、赤虫、蛲虫，是人体的大害。若不去除，服补药必不得药力，必须用“去三虫方”杀除。所谓“避谷”就是断绝五谷，此法来源于道家。“三虫邪怪”靠五谷而生的说法，认为通过避谷，可以去除三虫，达到长生不死。孙氏曾用茯苓、松柏子等，希图代替谷食，但没有成功。服食就是长期用药物。《千金要方》记载有“服食方”三十二首，如茯苓酥、杏仁酥等，皆具有一定延年益寿作用。

②养老术的遵守

养老术为孙思邈所倡导。孙氏认为人到老年后，生理和心理上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在生理上，阳气日渐衰减，身体逐渐虚弱;心力减退，忘前失后，饮食无味;皮肤失去光泽，头发变白枯槁，四肢沉重，懒于动作。随着衰老的到来，疾病日增。在心理上则容易产生“万事零落，心无聊赖”的衰老感和失落感，以及性格上的变异，影响躯体健康。因此，老年更应注意养生。

孙氏主张，老年应了解自己的生理、心理特点，加强自身的摄养。首先，在思想上要“反俗”、超脱，别人高声说话而我声音不高，别人发脾气而我不恼怒，心无妄想，耳无淡闻易消化，切忌繁杂;要坚持做轻体力劳动和适度运动，如散步、导引吐纳等。所居之处宜雅净素洁，衣服、身体要勤洗，务使洁净。这样，自可神安而长寿。

③食丹、服石术的兴起

食丹术始于秦代。秦始皇拼命追求长生之术、不老之药，也由于冶金技术的发达，出现了一批专讲长生之术，炼长生不老之药的人，称为“方士”。他们搜集一些荒诞的神仙之说和奇方异术，用汞、铅、丹砂、硫黄等炼制“仙丹”。晋代食丹以求长寿之风盛行;唐代则愈演愈烈，唐太宗等就曾服过“仙丹”。

与食丹同时盛行的还有服石。所谓服石，就是用由矿物类药物组成的方药，如由钟乳石、紫石英、白石英、硫黄、赤石脂等组成的“五石散”。据说服后可使人“心情开朗，精力转强”，颇能满足沉溺于声色的统治者和士大夫的需要。

服食“仙丹”或“五石散”后，可起到一时的兴奋作用，如全身发热躁动，性欲增强。但对人体有害。如有名李抱真者，服“仙丹”后，性情暴躁，体质衰弱，最后被宦官陈弘志等害死。唐穆宗、唐敬宗等几个皇帝及杜伏等大臣都深受其害。

由于食丹服石术危害健康，遭到有识之士反对，孙思邈就大声疾呼:“宁食野葛，不食五石。”

(3)宋元时期的养生理论

宋元历时400余年，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中期。这一时期，先后产生了陈直、邹铉、邱处机、朱震亨等养生学家，并有《养老奉亲书》、《摄生消息论》、《保生要录》、《泰定养生主论》等专著问世。这些著作既丰富了前人的养生理论，还发展了古代的养生方法。

①饮食养生术的进一步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认识到食物养生的重要性。孔子认为食物要精细，烹调要得当，进餐要定时，不要吃变色、变味、腐败的食品。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第二十六卷中专门讨论饮食养生，是现存最早的食养专篇。其中记载果实类30种、蔬菜类63种、谷米类24种、鸟兽类45种，大多数是有补养作用的日常食品。孙氏认为，如果不了解饮食宜忌，就不足以保全性命。他指出，食物既能保养生命，还能治疗疾病，并提出了少食多餐、食宜清淡、知饥即食等原则。

宋代对医学特别重视，饮食养生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贡献最大者当推陈直。陈直又名陈真。宋代元年任泰州化县(今江苏兴化)县令。他在《养老奉亲书》中系统总结了唐代以来食物养生的成就，阐述了饮食调养的作用和具体方法。

陈氏认为，饮食在保证人体健康、调节人体阴阳平衡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如果饥饱失宜、调停无度，便会生病。他指出，饮食应少量多餐，使脾胃易于消化;食物宜温热熟软，而忌粘硬生冷，以防伤脾胃。

陈氏极力主张喝牛乳。他认为，牛乳性味平和，能补血脉，益心气，长肌肉，使人体健康强壮，面目光润，老而不衰，并对生乳的适应范围和食用方法作了详细说明。

有了疾病，他主张先用食疗的方法，认为食疗治病，优于药物疗法。因为食物既可排邪，又可安定脏腑，而药物则总有一定的副作用。如果食疗不愈，再考虑用药物治疗。②药物养生方法走上正轨

服食药物延年益寿，最早见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古医书，其中记载用动物的睾丸、阴茎及植物中的松果、柏子仁等祛老复壮。西晋张华的《博物志》认为黄精有缓老延年的作用。在东汉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的“轻身”、“延年”，药物已达165种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食丹服石之风盛行，药物养生术走向歧途，不少人成为丹石药物的牺牲品。唐代以后，这种流弊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开始崇尚用动、植物养生。宋代，对金石药物的毒副作用认识更加深刻，药物养生走上正轨。宋代注重对方药的收集和研究，由朝廷组织整理的《太平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等医学著作中，都收集大量延年益寿的方剂。其时的许多养生方剂，如还少丸、不老丸等，都是抗衰延寿的名方。

唐宋以后的养生方剂，大抵可分为补肾、补脾、补阴、补阳几大类，选药以地黄、枸杞、人参、黄芪、山药、黄精、麦冬等甘平滋补者为多。宋元时期还推崇使用称为血肉有情之品的动物药，如鹿、龟等。这对明清时期的药养术影响很大。如《景岳全书》的抗老名方“全鹿丸”，方中即有角胶、鹿茸、鹿肾、鲜鹿肉、鹿尾等，配合人参、熟地、菟丝子益气养血、滋阴补阳药物，达到益人体阴阳气血、益寿延年的作用。

③倒仓术的推介

倒仓术见元代朱震亨的《丹溪心法》。震亨又名溪，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朱氏自幼好学，日记千言，年轻时潜心孔孟之道及程朱理学。30岁后专攻医，撰写了《丹溪心法》、《格致余论》等医学著作，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医学家。他一生操劳而精气充沛，又享高寿，可见其养生有道。

仓，是指人的肠胃;倒仓，就是倒去肠胃中的糟粕。朱氏认为，人遇到适口食物，常有进食过量的时候。这些过量的食物会和体内的停痰淤血纠缠在一起，日积月累，郁积成聚，伤身损寿，所以要用“倒仓术”将其去除。倒仓术的具体方法是:取雄性黄牛肉5至10公斤，用长流水煮烂，以布滤去渣滓，将所得的汁液再倒入锅内，用小火熬成琥珀色。熬成后，首先喝一小杯，过一会又喝，断断续续直到喝几十杯。喝了后会出现呕吐，以适量多吐为有效。吐后安静睡一二日，如果感到饥饿就喝点稀粥。三天后则可喝点淡菜汤之类，逐渐恢复正常饮食。朱氏认为此法有推陈出新、扶虚补损的作用;人到中年以后用此术一二次对祛病延寿大有帮助。

(4)明清时期的养生理论

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在这历时5个多世纪的历史阶段，我国的养生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涌现了张介宾、高濂、曹庭栋等著名养生学家，并出版了《寿世青编》、《养生四要》、《修龄要旨》、《遵生八笺》、《寿养丛书》、《老老恒言》等养生专著，老年养生理论等进一步完备。同时提出了养形术和中兴术等养生方法。

①老年养生方法的完备

养老之法始于唐代孙思邈，宋代陈直根据前人的成果和自己多年的研究体会，撰成《养老奉亲书》，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老年养生专著。该书对老年人的起居养护、饮食调治、用药宜忌等都有较详细的论述。元代邹铉将《养老奉亲书》多次刊行，并流行到日本、朝鲜等国，《四库全书提要》对其评价极高。

明清时期，老年养生理论进一步完备，其中最有影响的著作是高濂的《遵生八笺》和曹廷栋的《老老恒言》。《遵生八笺》对老人的四时顺养、饮食调治、起居调理、药物补养等都作了有相当深度的讨论。

《老老恒言》的作者曹廷栋是清代著名的养生学家，他遵循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格言，博览众书，提出对老年人衣食住行的简便易行的养生方法，对老年人的安寝、盥洗、散步、昼卧、夜坐、衣、帽、带、鞋、床、帐、枕、席、被褥、便器等逐一分析宜忌，指导取舍。论述虽无惊人之处，然大都周详切用。如“安寝”中，分段介绍如何就寝、睡时采取何种姿势、手足如何放置、就寝时间，如何护头、护肚、护肩颈等，皆论有法。这些方法既简便易施，又行之有效。

明清时期有关养老术的著作还有:明代的《寿世保元》、《红炉点雪》，清代的《长生秘诀》、《养真集》等。这些著作都以不同的角度讨论了老年人的养生和长寿问题。

②养形术和中兴术的倡导

明末著名医学家张介宾，极力倡导养形术与中兴术。张氏出身名门，博览群书，学富五车，于天文、地理、史学、兵法均有知晓，中年后潜心医学，对养生方法颇有研究。

明代以前的养生学家多注重精神对健康长寿的作用，而张氏在《景岳全书？治形论》中则系统阐述了形体与精神、形体与生命的辩证关系，认为形体依赖精神生命的物质又依靠精血滋养而维持不衰，而养形主要在于保养精血。具体而言，一方面要节制色欲，以防止精血的损伤;另一方面要经常服食温补精血的药物。张氏所创的“全鹿丸”就是温补精血的名方。

在《景岳全书》中，张氏提出了“中兴”的养生方法。所谓中兴，就是加强中年时期的养生。张氏认为，人的衰老在中年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只是一时尚未显露，并且中年时期是人体由盛到衰、元气逐渐衰弱的转折时期。若能在此期间加强摄养、“再振根基”，就会给老年期的健康打下良好基础。如果中年时期不注意养生，则会加速衰老的到来。中年养生的关键在于恢复元气。通过保养精神、运动形体、填补精血等方法，使趋于衰弱的元气得以恢复，自可强身延寿。总之，我国的养生理论源远流长，我们的祖先在探索延缓衰老、延年益寿的道路上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留下了许多宝贵遗产。对这些遗产，我们要努力去整理、挖掘和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为增强中华民族的体质、延长人类寿命发挥更大的作用。二、道教、儒教、佛教的养生方式

中华养生学除了与医学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之外，还深受宗教、哲学、伦理道德及民风习尚的影响。在中华传统养生文化中，道教文化、儒教文化、佛教文化占据重要地位。它们不仅为中华养生文化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为中华养生实践提供了独具特色的养生方式，至今仍被人们所喜爱。

㈡ 养生论原文及译文注解

养生论原文及译文注解：

世或有谓神仙可以学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寿百二十，古今所同，过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两失其情，请试粗论之。

夫神仙虽不目见，然记籍所载，前史所传，较而论之，其有必矣。似特受异气，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能致也。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

何以言之？夫服药求汗，或有弗获；而愧情一集，涣然流离。终朝未餐，则嚣然思食；而曾子衔哀，七日不饥。夜分而坐，则低迷思寝；内怀殷忧，则达旦不瞑。劲刷理鬓，醇醴发颜，仅乃得之；壮士之怒，赫然殊观，植发冲冠。由此言之，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丧于外，犹君昏于上，国乱于下也。

夫为稼于汤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虽终归燋烂，必一溉者后枯。然则一溉之益，固不可诬也。而世常谓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伤身，轻而肆之，是犹不识一溉之益，而拍烂竖望嘉谷于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过之害生。

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

夫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称也。不知区种可百余斛。田种一也，至于树养不同，则功收（一说“功效”）相悬 。谓商无十倍之价，农无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变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欢蠲忿，萱草忘忧，愚智所共知也。

薰辛害目，豚鱼不养，常世所识也。虱处头而黑，麝食柏而香；颈处险而瘿，齿居晋而黄。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气，蒸性染身，莫不相应。岂惟蒸之使重而无使轻，害之使暗而无使明，薰之使黄而无使坚，芬之使香而无使延哉？

故神农曰“上药养命，中药养性”者，诚知性命之理，因辅养以通也。而世人历悄不察，惟五谷是见，声色是耽。目惑玄黄，耳务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肠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气。思虑销其精神，哀乐殃其平粹。

夫以蕞尔之躯，攻之者非一涂，易竭之身，而外内受敌，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饮食不节，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乏绝；风寒所灾，百毒所伤，中道夭于众难。世皆知笑悼，谓之不善持生也。至于措身失理，亡之于微，积微成损，积损成衰，从衰得白，从白得老，从老得终，闷若无端。中智以下，谓之自然。

纵少觉悟，咸叹恨于所遇之初，而不知慎众险于未兆。是由桓侯抱将死之疾，而怒扁鹊之先见，以觉痛之日，为受病之始也。害成于微而救之于著，故有无功之治；驰骋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寿。仰观俯察，莫不皆然。

以多自证，以同自慰，谓天地之理尽此而已矣。纵闻养生之事，则断以所见，谓之不然。其次狐疑，虽少庶几，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药，半年一年，劳而未验，志以厌衰，中路复废。或益之以畎浍，而泄之以尾闾。

欲坐望显报者，或抑情忍欲，割弃荣原，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数十年之后，又恐两失，内怀犹豫，心战于内，物诱于外，交赊相倾，如此复败者。

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难以目识，譬犹豫章，生七年然后可觉耳。今以躁竞之心，涉希静之涂，意速而事迟，望近而应远，故莫能相终。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专丧业，偏恃者以不兼无功，追术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类，故欲之者万无一能成也。

善养生者则不然也。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非欲而强禁也。识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非贪而后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泊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

然后蒸以灵芝，润以醴泉，晞以朝阳，绥以五弦，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若此以往，恕可与羡门比寿，王乔争年，何为其无有哉？

译文：

世上有人说成仙得道可以学习获得，长生不老也能够实现，还有人说人的最高寿命也就120岁，古往今来概莫能外，人的寿命超过这个界限，全都是妖言惑众。这两种说法其实都违背实情，请让我粗略的阐释我的观点。袭大

神仙我们虽然没有见过，然而史书典籍都有记载，纵观历史记载，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到神仙确实存在。他们似乎接受了天地的奇异之气，具有天然赋予的成仙之道，这不是通过学习所能实现的。由于导气养性合乎自然之理，所以能够尽享天年，年龄大的可以活到数千岁，年龄小的也可以活上数百年，这种情况确实存在。

然而当今世人并不精于养生之道，所以没有人能够成仙。为什么这么说？人们服用药物以求发汗，有时并无收效，然而愧疚之情一旦涌来，就会大汗淋漓。一天没吃饭，就会饥肠辘辘欲食心切，而曾子整日心怀哀伤，七天没有吃饭也没有感到饥饿。

半夜坐起，就会睡眼迷蒙想要睡觉，如果心怀忧郁愁苦，就会通宵不眠。用力才能理顺头发，美酒能够焕发红颜，仅此而已，然而壮士愤怒，就会赤红满面，怒发冲冠。由此可见，人的精神相对于身体，犹如一国之君。人如果精神躁动不安，人的身体就会受到伤害，这就如同一国之君混乱在上，那么整个国家就会混乱不堪。

商汤时期种庄稼，曾经有过仅用一次灌溉就使干旱的禾苗得以再生，虽然最终禾苗还是枯死了，但毕竟是通过灌溉再生以后才枯萎的。这就是一次灌溉所获得的成效，所以说功不可没。然而人们常说一次发怒不足以伤害性命，一次哀伤不足以伤害身体，于是就轻视放肆，这种做法如同不懂得一次灌溉能够使禾苗起死回生，如同寄希望干旱的禾苗也能长出好庄稼。

所以说君子懂得精神是身体得以挺立的依靠，精神也依靠身体而存在，懂得生命机能容易丧失，懂得精神的一次过错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所以君子通过修养性情来保养精神，通过安定心境来保全性命。

爱恨情仇不要栖息于情感上，喜怒哀乐也不要停留于的心间，清静淡然不由感而发，保持气血平和，呼吸吐纳自然顺畅，用适度饮食保养身体，使身体与精神相互呵护，保养精神与保养身体相互兼济。

种庄稼，一亩地产出十斛粮食，就应该说是良田了，这是人们的共识。然而却不知道采用区种法每亩可以获得上百斛粮食。土地和种子都是一样的，由于种植方法不同，收获的成果却相差悬殊。人们说商人没有十倍于成本的卖价，农民也没有亩产百斛以上的奢望，这些都是墨守成规的固执看法。

黑豆能使人身体沉重，榆树叶会使人昏昏欲睡，合欢能消除忿怒，萱草能使人忘记忧虑，不论聪明人和愚笨的人都懂得这个道理。辛辣食品能够灼伤人的眼睛，河豚鱼有毒不能食用，这是人们的共同认识。虱子藏在头发了就会变成黑色，雄麝吃了柏树叶就会生成麝香，生活在山区里的人脖颈容易生疮，生活在晋地的人牙齿会变黄。

由此可见，食物的特性，能够熏染人的身体和性情，这种作用完全与食物的特性相对应。岂止唯独熏蒸会使人变得沉重，而不会使人变得轻松，唯独使人的视觉变得昏暗，而不会使其变的清明，唯独使人的牙齿变黄，而不会使其变得坚硬，唯独使得雄麝生出麝香，而不会使得雄麝寿命延长。

所以神农氏说过，上等的药物能够调养性命，中等的药物能够调养心性，真正懂得养生之理的人，能够遵循养生之道保持气血通畅。然而世人并不明白这个道理，只知道五谷对生命的重要，只知道噪声美色对身体的伤害。

两眼被世间物质财富所迷惑，两耳被低级淫秽的靡靡之音所劳累。美味伤害了五脏六腑，美酒损伤了肝脾胃肠。芳香的气息侵蚀了骨髓，喜怒哀乐悖离了天赋正气。忧愁思虑腐蚀了纯洁的精神，哀伤欢乐伤害了身体的真气。

用小小的生命之驱，去应对多方面的外来伤害，用容易衰竭的身体，来应对体内体外的共同夹击，人的身体并不是木头石头，长此以往能够坚持多久啊？那些透支生命的人，饮食不加节制，继而百病缠身，那些沉迷美色的人，最终气血枯竭，这种人容易被风寒所害，容易被百毒所伤，在多重病痛灾难的打击下短命死去。

世人都嘲笑这种人的死去，说他们不善于养生，导致违背生命之理滥用自己的身体。

生命的死亡是渐进的过程，微小的损伤积累起来就会造成大的伤害，各种伤害积累起来就会造成生命的衰败，生命衰败头发就会变白，头发变白人们就变得年迈老态，年迈老态死亡就会逐渐到来，这样的死亡过程我们好像昏然不见它的开端。

缺少智慧的人，认为这样的死亡实属正常。很少感悟到其中的道理，他们都感叹悔恨发病之初没有及时治疗，而不知道防止各种疾病征兆在未出现之前。这就犹如齐桓公患上了即将要死的疾病，却迁怒于扁鹊的早期诊断，把感觉病痛之日，当做患上疾病的开始。疾病微微显露之时，此时救治会得到显著的效果，这就是所谓没有疗效的治疗。

生活在常人生活的地方，会有不一样的寿命。抬头看看现在低头看看过往，莫不如此。人们喜欢用多数例子来佐证自己的观点，用相同的事例来自我安慰。

人们认为寿命长短是天理决定的，纵然听说过养生的事情，他们也会视而不见，认为不可能，还有些人抱着怀疑的态度，认为养生延年非常少见有几个人能够做到，也不知道养生的根本原因。再有些人服用丹药，一年半载，没有收到效果，心里就厌烦了，中途就放弃了。

有的人养生获益像小溪流水一样缓慢，而挥霍养生的成果却像江河流泻一样快速。想要坐等获得养生显著回报的人，要抑制急功近利的性情忍住贪图欲望，割弃荣华富贵的原有想法。

当各种嗜好总在眼前耳边出现，所希冀的养生效果又在数十年之后才能显现，又害怕最终眼前利益将来的效果都得不到，有些人就会犹豫不定忐忑不安，内心矛盾作用于内，物质诱惑作用于外，内外相互作用，如此一来必定再次失败。

养生的作用非常微妙，可以通过理性认知，却难以用眼睛看到，这就如同栽种豫树樟树，生长七年才能够认识它们的特性。如今用躁动急切的心情，进入虚静的养生之路，意欲快速见效却作用迟缓，希望急功近利却应效遥远，所以就不能够长年坚持下去。

有些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养生未见成效就不再坚持，有些人不专心致志也就半途而废，片面追求养生的人不能够做到内外兼修因此无功而返，讲究养生技巧的人只懂得了一些小道理就自我沉溺，像这一类人，要想获得养生的成功万分之一的可能性都没有。

懂的养生的人却不会这样，他们能够做到虚静泰然，清心寡欲。懂得追求名利地位会伤害人的德性，所以就不去苦心经营占有它，这类人不是对名利地位有占有欲而强行抑制。知道贪吃美食能够伤害人的性情，所以就弃之不顾，不是因为对美食有贪吃欲而强行抑制。

身外之物因为会拖累人心所以内心就不存留身外之物，保持人的神气淳朴洁净人格独立，心胸旷达就没有忧患，内心虚静就无忧无虑。再加上能够做到始终如一，与自然之气和合一致，由于合乎养生之理就会日见成效，就会顺应自然。

再用灵芝熏蒸身体，用甘泉滋润五脏，用朝阳沐浴身体，用音乐调养性情，顺应自然安然自得，身体轻灵心地安静，因为忘掉了欢乐却得到了快乐的满足，因为忘掉了养生却得到了生命的长存。长此以往，可以与羡门比长寿，可以与王乔比年龄，怎么能说养生没有效果呢？

㈢ 想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健康养生，有什么好办法

养生先养心:
虚静养神，凝神益气
祖国养生学向来认为“神”是一切生命活动的主宰和生命存亡的根本。因此，养生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养神”来保养和提升人的内在生命力。
追溯历史可以发现，虚静养神这样一种中国养生文化的特点，首先肇端于先秦时期的老庄哲学。庄子就提出了“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才是“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的观点，从而得出了“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天行，此养生（神）之道也”（《庄子·刻意》）的结论。顺着老庄哲学所开启的这条思路，后代的养生家无不提倡“养静为摄生首务”（清曹庭栋《养生随笔》）。晋代著名养生家嵇康在《养生论》中集中探讨了虚静养神的要义：“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非欲而强禁也。识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非贪而后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 。

考察中国养生文化中的“虚静养神”学说，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同一味诉诸体力消耗的运动养生方法不同，“虚静养神”理论更注意于人的意念守情、恬淡虚无，在尽可能排除内外干扰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逼近生命活动的低耗高能状态，以便从根本上改变人体内部组织器官的不协调状况，达到却病延年和发挥人体内在潜能的目的。这种理论的作用机理，中国古代哲人早就有过这方面的深刻认识。
从文化史的观点来看，“虚静”不但是古人追求内在生命力自我提升的一种有效手段，而且也是传统哲学，特别是道、释和宋明理学观照外物、修身养性的主要方法。佛家也是在“禅性”状态中观照世界的。所谓“禅”，在梵语中正是沉思之意，而沉意与虚静则具有相近的内涵，其本质都是要求人们暂时切断感觉器官与外界的联系，排除一切外在干扰，中止大脑中的其他意念，使意识集中到一点，从而进入一种单纯、空明的状态。佛家认为只有如此，人们才可能理解整个人生、认识宇宙的终极真理。
为什么如此多的中国古代哲人都不约而同地倾心于“虚静”学说呢？从文化特征的角度来看，其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思维形式上具有偏重直觉的趋同性，而虚静状态正是诱发直觉思维的一个重要条件。
顺乎自然，物我合一

“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 ——《灵枢》。阐明了自然界的一切运动变化，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体生理、病理变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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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嵇康的美学观点有哪些~

嵇康所作琴曲有《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被后人合称为“嵇氏四弄”，和蔡邕所作的“蔡氏五弄”被合称“九弄”，在中国音乐史上倍受推崇，隋炀帝将弹奏“九弄”作为取士的条件之一。宋代的杨瓒向民间搜此四弄曲谱，结果应征十多种，可见其流传之广。《玄默》、《风入松》据传也是他的作品，《玄默》反映的是老庄思想。这些作品见于明代刊传的谱集，但未必是原作。

他的有关其音乐思想的著作《声无哀乐论》是我国第一篇音乐理论著作，书集中了了他的音乐美学思想，直到现在，仍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他在文章中探讨了音乐与感情，创作与演奏，演奏与乐器、欣赏，欣赏与习惯等问题，通过“秦客”和“东野主人”之间的反复辨驳，提出了声无哀乐的观点（即音乐是客观存在，哀乐是主观渲泄），这是中国音乐史上“自律”论美学最早的典型表达。《声无哀乐论》中提到的许多音乐美学问题，具有创始的意义。鲁迅曾指出：“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

《琴赋》也是他的一篇音乐评论文章，在文中他肯定了音乐的作用：“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琴赋》中提到了许多琴曲，包括传说中师旷演奏的《白雪》、《清角》以古代的《渌水》、《清徵》等曲目，他还将当时流行的作品分为“曲引所宜”的雅曲及“下逮谣俗”的通俗琴曲两类。此外，他还具体细致地分析了琴曲从开始到结尾的发展过程及表现特点。

嵇康是玄学情感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按照他的声无哀乐论，音乐之美是没有情感的内涵的，它只是“和平”，然而却可以使各具不同德性的音乐的听者得以增进各自的德性。这一针对着德性的综合作用他称之为“触类而长，所致非一，同归殊途”（《琴赋》），它的性质是审美的。嵇康与庄子不同的是他讲善，不过这个善不是普遍的伦理概念，而是每一个体的个性德性即寓于特殊的普遍或是具有个性的普遍。嵇康的理论与王弼也有不同，嵇康并非以善为主导来统一美，而是以美为主导来统一善。这种统一下的情感也并非单纯的审美情感，而是所谓的“同归殊途”，殊途者即不同个体各自的德性，同归者即审美经验将那些不同的德性统摄起来，使之增强了，它们表现为各各不同的融汇了个体德性的审美情感。

论嵇康《声无哀乐论》的美学思想
作者：马钦忠
在中国这个传统和成见看得特别重要的文化的国度里，嵇康应该说是一个特例。从他的生活行为到他的哲学美学思想，就表面而言，都显得与中国文化传统格格不入。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他的骨子里还是特别看重传统的道德标准的；比如，一方面，他“言论放荡，非毁典谟”(《晋书·嵇康传》)，“轻贱唐虞而笑大禹”，“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但另一方面，他抱着终身不仕二主，保持作为一个士人的名节，甚至还准备参加田丘俭的起事，试图把政权从司马氏手里夺回来还给曹魏宗族。假如说，这种矛盾贯穿着他的终生的话，那么，《声无哀乐论》却就是他试图从有限的人生中解脱出来的审美建构。正因此，这篇关于音乐哲学问题的论文便显得具有特别的意义。

一、人的自觉和审美的自由境界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里说，魏晋之际是文的自觉的时期。这个“文的自觉”首先是以人的自觉为先导。当然，这个“人”不是今天的历史的实践主体，也不是结构主义的静态化的结构要素之一的人，而是追求自我完善、在变幻莫测的生死循环的永不止息、人与人的福与祸、权力与毁灭、囚犯和权贵之间的无常的转化和变换过程中寻求灵魂净土的“人”。

这种追求和嵇康所生活的时代是密不可分的。长年的战乱使得整个社会显现一片凋蔽的景象。曹操在他的《蒿里行》中曾有如下的描绘：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王粲的《七哀诗》也描绘了这样悲惨的景象：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这简直就是一幅战乱之后的“难民图”。凄冷和悲惨的社会境况和个人生命的霎时幻灭，造成了这个时代的人生的苍凉感和生存的艰难迟重的感悟。那种源自灵魂深处的生存欲的强烈的跳动，给这个时代的人们的心灵投上一层苍凉和浑厚的悲壮的色彩。渴望和平，渴望破碎的河山复归于一统。可是当这个统一的局面实现之时，跟着来的是人与人的倾轧和权力的勾心斗角。在这种政治的倾轧中，所谓的有识之士便惟有独善其身了，借助诗、酒、药，游览名山大川，沉迷于声色之乐来排遣个人有限生命的忧患。阮籍的《咏怀诗》可谓是此方面典型代表：“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这儿描绘了衰朽和趋向死亡的无可奈何。个人在这个生死频繁交替的时代，更是如一草芥。“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先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在这样的优患中，惟有回到自我的内心世界，找到灵魂凭依的栖居之所。这便是嵇康的“养生论”的社会基础和社会背景。而“养生论”亦是他的“声无哀乐”的音乐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他在《养生论》里有如下一段话：

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非欲而强禁也。哀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非贪而后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然后蒸以灵芝，润以醴泉，唏以朝阳，绥以五弦，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

这儿提出的养生的中心是：一要清心寡欲；二要不为名位利禄去伤德——自然生命之特性；三是不要贪美味佳馔；四是不为外物所累。由此而回到自我的心灵世界，达到生存的“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虚”的“至乐”境界。在《答难养生论》的驳难中，嵇康又从反面论证了养生需要净化的条件，即“名利不灭”、“喜怒不除”、“声色不去”、“滋味不绝”、“神虑转发”。实际上，从嵇康自己的表白来看，他的确是达到了他的上述“养生”的准则，但至于是否能从内心世界上实现这些原则，并乐斯于此却就难以取证了。但他作为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在音乐演奏中体会到那妹凭于音乐旋律的绝对自己的心境却是无可置疑的。在他的《琴赋》中，深刻而又细致地描绘了在听琴时的心灵的解放。最后他感叹地说：

于时也，金石寝声，匏竹屏气，……感天地以致和，况歧行之众类，嘉斯器之懿茂，咏兹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厌，信古今之所贵。乱曰：音音琴德，不可测兮!体清心远，邈难极兮! 良质美手，遇今世兮!纷纷翕响，冠以艺兮!识音者希，孰能珍兮!能尽雅琴，惟至人兮!

在音乐美的绝对的自律性的存在中，他感受到了心灵和天地的合一。而这些，对那些总是把音乐和哀乐联系起来的人来说是不存在的。因此，想认识“琴”的“不可测”的至理，惟在于像有他嵇康这样的“至人”。当然，这个“至人”不是孔、孟，而是“采药山泽，会得其意，忽焉忘反”的庄子式的“至人”。“夫称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

于是，我们看到，嵇康看待音乐与哀乐的关系是从他自身的追求的这种人从物欲和各种功利目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角度来立论的。只能净除这种种之“欲”，音乐的形式之美才更能体现契合于宇宙的精神。

假如我们把嵇康的上述关于人生的自由境界的“养生”之问题，加上一个“审美的”前缀的话，似乎便可以看作为康德的关于审美鉴赏的心理感受的规定：

规定一个对象为美时的这种关系，现在是和快感结合着的；而鉴赏判断却声明这种快乐是对每个人都有效；所以绝不是一个伴着表象的快适，也不是对于这对象的表象，也不是善的概念所含有的那种规定根据。所以除掉在一个对象的表象里的主观的合目的性而无任何目的(既无客观的也无主观的目的)以外，没有别的了。(《判断力批判》上册，中译本，第59页)

康德的论述是就审美的时间特殊性所产生的心理感受性质来说的。而这个性质的核心便是摆脱外在限制的心灵的自由，是无任何目的的合目的性，正如嵇康所说的“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两相比较，我们可见，康德的论述和嵇康的论述都贯穿着一个共同的思想和审美的追求：无欲无动、淡泊无为。但也因此见出中西美学落实在人生问题上的根本分野。在嵇康这儿，这种审美性质的构成，就是人生的至尚追求和生存的目的，关键是人们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实现它并转化成为个人的生存状态。而在康德那儿，这种心境不过是人的诸多心境的一种心境之特征而已，至于它是否会转化成为个人的切实的生存状态；那完全是另一个问题。

嵇康在《答难养生论》之时，已解了这个秘密了：“有主于中，以内乐外，虽无钟鼓，乐已具矣。故得志者，非轩冕也；有至乐者，非充屈也；得失无以累之耳!”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审美鉴赏之特征在此化成了嵇康的人获“至乐”的标志。

这儿，还有必要添上一笔的是：在前此，中国古代的乐论总是强调音乐的“群”的“和”的意义。就是说，音乐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助教化，淳人伦”，而嵇康却从这种“群”之“和”转移到了“个人”之“和”。这种“和”是作为社会个体的自我之完成和终结。这可以说是嵇康对中国音乐哲学思想的新的发展。

二、《声无哀乐论》的理论难题和“声无关哀乐”的理论宗旨

自先秦以来，物感心动，发之于声，声之比而成乐，正因此而说“乐与政通”，“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几乎丝毫没有怀疑的余地。如刘向《说苑·修文》所说：

乐者，至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是故感激憔悴之音作，而民思忧；啴奔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奋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断之礼义，含生气之和，带五常之竹，……皆安其位不相夺也。

这种把音通于“哀乐”并进而等同于“哀乐”的音乐观，一直就被认为是不变的真理。嵇康针对这种观点，提出“声无哀乐”，既要有极大的理论勇气，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文化传统的压力，同时他的理论自身的逻辑统一性也面临严峻的挑战。这里，有相互关联的两个命题：其一，“声”无“哀乐”之义是声与哀乐是非对应的，有什么样的“声”未必一定有什么与之相对应的“哀”与“乐”，但这不等于说“声”就不包涵某种情感；其二，“声”无“哀乐”表明声本身不存在哀乐之谓，所谓什么声有什么感情等等，完全是听者的主观附与。我把前者称之为弱证明，后者称之为强证明。

此处先说弱证明。

嵇康正确地指出了把声与古圣贤的德等等之类的问题对应起来，既有夸大事实的一面，又盲目崇信古人。但由这种“夸大”和“盲目”并进而从理论上彻底推翻这一论断并非易事。也就是说，推翻“物感心动”而有“介之卢而闻牛鸣知其三犊牲牺”的论点是容易的，但再进一步，证明声根本和哀乐无关却就要难得多。

关于嵇康的论证声无哀乐的哲学基础，有诸多不同的观点。李泽厚和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关于嵇康的部分说他是从元气论的观点来构筑音乐的本体论，把音乐的无关于哀乐的自身之“和”看成是外在自然之和的自然延伸。至于这种延伸怎样和“音之比”的人的有目的的创造活动联系起来却没有明确的证明。吉联抗在他的关于《声无哀乐论》的注释本小册子里说嵇康是以二元论的方式来论证声无哀乐，即社会之内容的哀乐为一元，声自身之数比的关系之构成为另一元。这和哲学上的作为看待精神与物质问题的二元论完全不是一回事。修海林著的《古乐的沉浮》(山东文艺出版社，1 9 8 9年)，说嵇康是以唯物论的哲学思想基础来论证音乐的自律性存在。这儿的解释似乎更有些不着边际。如果把音乐看成一种独立于人之外的存在物，显然难以说何以大自然从来就没有提供过任何一部乐曲。而且，嵇康只是开始从自然的演化说明音乐之“和”的数比是秉承了自然的“和”的性质，但并没有说这“和”的性质就直接成了音乐。

我认为，解释嵇康的声无哀乐的理论问题应该站在人生论的立场上，才是切合于中国美学问题的原则。

嵇康的“声无哀乐”的立论目的很显然，那便是：假如说任何一种声都与一定的社会内容相联系，人们在音乐的感受中也就根本不存在自由的心境之可能了，生之有限性的悲惨乃至到了连一片净土也找不到的地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嵇康从他的切身的音乐实践中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这可以从他的《琴赋》里找到例证。对此，前边已有引述，此处不赘。

正是从这样的切身感受出发，嵇康站在他的时代的玄学思辨的高度，阐述了他的主张：

首先，就音乐来说，它是以乐曲的不同数比的关系构成的一种自律性文本。但是，又该怎样解释诸如此类现象呢？比如伯牙与钟子期的以音乐的相互心灵的感应，善听察音乐的人与不善听音乐的人自然会对音乐之美有不同的领悟。这些岂不是都证明了音乐自身即有哀乐?

嵇康的证明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坚决摈弃这些俗儒之妄见，听凭自身心理感受的契悟，即“得之于心”。他说：

然和声之感人心，亦犹酝酒之发人性也。酒以甘苦为主，而醉者以喜怒为用。其见欢戚为声发，而谓声有哀乐，犹不可见喜怒为酒使，而谓酒有喜怒之理也。

显然，这个反驳是非常有力的。由此，另一方面再回到音乐自身来说：

且声音虽有猛静，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发。何以明之?夫会宾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欢，或惨氽而泣；非进哀于彼，道乐于此也；其音无变于昔，而欢戚并用，斯非‘吹万不同’邪?夫唯无主于喜怒，亦应无主于哀乐，故欢戚俱见。……由是言之，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然则，声之与心，珠涂异轨，不相经纬， 焉得染太和于欢戚，缀虚名于哀乐哉?

就音乐自身来说，“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浊乱，其体自若而无变也。”再就音乐演奏的乐器来说，不同材质制成的乐器亦有一种自然之“太和”：

啼声之善恶不由儿口吉凶，犹琴瑟之清浊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谭，而不能令籁篱调利，犹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篱不因慧心而调节器，然则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二物诚然，则求情者不留观于形貌，揆心者不借听于声音也。

嵇康是从音乐自身的特点和听者对音乐反映的主观差异这样两个方面来证明声无哀乐。就音乐自身的形式化特点来说，某种特定的或清或浊的乐曲，不论在什么条件下，不因演奏的善与不善而改变其基小性质。从听者来说，同样一首乐曲，由于与自我的“审美关系”不同，则会有或哀或乐的巨大差异。在此，音乐好比是一个应合哀与乐的契机，因而会有‘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

假如我们把嵇康的上述观点，和1 9世纪的音乐美学经典之作，汉斯立克著的《论音乐的美》所提出的音乐形式美相比，更可见中国人早于欧洲人一千多年前即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该书第二章说：

音乐美是一种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这是一种不依附，不需要外来内容的美， 它存在于乐音以及乐音的艺术组合之中。优美悦耳的音响之间的巧妙关系，它们之间的协调和对抗、追逐和遇合、飞跃和消逝——这些东西以自由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直观的心灵面前， 并且使我们感受到美的愉快。

这些说法正是嵇康在《声无哀乐论》说的“官商集比，声音克谐”，“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但是，汉斯立克并没有说“声无哀乐”，他认为声与哀乐及情感是非对应的，而且，由于音乐正如艺术的装饰之美一样，不同的线条有不同的表情特征，比如“一些弧形曲线，有时轻悠下降，有时陡然上升，时而遇合，时而分离，这些大大小小的弧线相互呼应，好像不能融合，但又构造匀称。”音乐之形式美正是这种宽泛的多义性的表情特征。嵇康也谈到这一点。他说：“然声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劳者歌其事，乐者舞其功。”过去，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正是嵇康的声无哀乐理论的漏洞。其实，这儿也是从音乐的表情性功能来二二分化，即音乐本身之象征的功能和感受者的哀乐之感受。因此，“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克谐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声，得于管弦也。”

这样，嵇康基本上完成了他的理论目标，把“声无哀乐”释为“声”非对应于“哀乐”，然后再从个人的心理感受音乐美的差异来张扬个体在聆听音乐之自律性的形式之时的“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的自由的心境。

把音乐之美，从传统的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转化成为个体人格的心灵自由的媒介，是嵇康《声无哀乐论》这篇名作所要说的中心内容。

三、“声”无关于“哀乐”和音乐教化问题的社会赋予

我在前边说过，证明音乐无关于哀乐远远比证明音乐非对应于哀乐要难得多。

这里有这样两点要明确：第一，嵇康并不否认音乐的教化作用，第二，嵇康把音乐与哀乐的传统的直接对应性关系割裂开来的目的何在。

贯穿在《声无哀乐论》里的逻辑线索是把我前边说的“弱证明”和“强证明”混为一体来谈的。也就是说，在嵇康看来，说“声无哀乐”就是等于指音乐本身不含有任何的社会内容。遗憾的是，嵇康的这一证明并不是完全成功的。

其一，嵇康举乐器之不同来证明声无关于哀乐。那么，这儿的问题是：不同的声音何以相互区别呢?一方面是他说的形式的区别，即所谓的“声之比”而成为“乐”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宽泛的表情性特征的问题。不同的声音虽然经过提炼、净化，但其任何一种声音的特征，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表情性，而这种表情性也是感受者把它与特定的哀乐对应起来的基础。否则，仅仅靠从纯形式的角度去感受音乐，那么音乐只可能是“和寡”之艺术形式了。再说，音乐家和音乐鉴赏家也非是由纯形式的“数比”之关系去思考和感受音乐之美。反过来说，纯粹之数比是无所谓美与不美的。乐曲之数比在于落实在怎样打动人的感官这一层次上才有美与不美的问题。即就嵇康自己之对琴之声所抒发的自由心境的美的感受而言，正是在于声音之数比所封闭起来的与生活隔绝的“自律性”的媒介，缘此而契合于他的人生之感悟。当然，只是这种“感悟”不能用传统的哀乐去加以诠释罢了。

其二，嵇康在由说“声与哀乐是非对应的”过渡到“声与哀乐无关”这一强证明之时，偷换了概念。如：他一方面说，“玉帛非礼敬之实，歌哭非悲哀之主也。”证明是：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然其哀乐之怀均也。就是说，玉帛不是礼之本身，而只是借以表达礼的内容的媒介。音乐也是如此。如把这种或哭或欢当成音乐之本身的特征，岂不是说：“今用均同之情，而发万殊之声，斯非音声之无常哉?”嵇康在此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他的证明：起先他是描述音乐之构成的特征，如汉斯立克所说的那一系列形式特征，即专注于作品之本身，然后跟着便置这音乐本体之说明于不顾，而跳到关于对音乐的价值论的说明。也就是说，嵇康是从音乐本体的自律性存在之设定，然后跳到社会的历史的特定条件下对音乐评价的差异来得出“声”无关于“哀乐”这一结论的。

于是，我们看到嵇康为他解释音乐的教化问题开辟了广阔的天地。那便是：他把音乐的教化问题看成是教化问题，并不是音乐自身特性的自然顺延，而是从外在方面对音乐之社会价值的功能给予。这正是所谓“声有哀乐’’的社会根源。他说：

……言语之节，声音之度，揖让之仪，动止之数，进退相须，共为一体，君臣用之于朝， 庶士用之于家，少而习之，长而不怠，心安志固，从善日迁。然后临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变，然后化成。

社会的礼仪和所谓之“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正是人们比附音乐之“数比”的秩序关系，从上到下比附成为一个社会化的系统，年深日久，便深化成了所谓的一种教化方式。

再一个教化问题是从音乐所具有的“导情”的功能看待的。音乐自身无所谓“情”，无所谓“哀乐”，但通过听音和演奏却可以抒发人心中的积愫，从而令人心气和畅。这又是人们从社会的功能上来给予音乐教化意义的又一个原因。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夫言移风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后也。”理由在于：

和心足于内，和气见于外；故歌以叙志，舞以宣情，然后文之以采章，照之以风雅，播之以八音， 感之以太和，道其神气，养而就之，迎其惰性，致而明之，使心与理相顺，气与声相应，合乎会通，以济其美。故凯乐之情，见于金石，含弘尤大，显于声音也。

应该说，嵇康从社会对音乐的价值赋予的角度对音乐的无关哀乐和这种哀乐因而是外在于音乐自身的证明还是成功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因此完成了他的“声”无关“哀乐”的强证明。不过却由此为他的理论宗旨找到了社会学的基础，，即音乐的哀乐的价值内容是社会历史的赋予。在特定的条件下，一定的历史主体总是体现为个人。所以，就对特定的音乐作品而言，就是独立的审音者。从而审音者赋予音于作品的他自身的独特的人生价值也便是合情合理的。这个隐含在嵇康的《声无哀乐论》里的深刻的美学思想，在一定程度接触到了马克思在《1 8 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提出的鉴赏音乐的耳朵和音乐作品的意义之展示的内在关联性。这一点，正是嵇康非得把音乐自身之特点与作为社会内容之体现的哀乐的传统的直接对应性关系割裂开来不可的目的所在。

“今不求乐于自得之域，而以无笑噱谓齐楚体哀，岂不知哀而不识乐乎?”

“自得之域”是人们从音乐中感受到的形式化的自我。人们也是借助这种形式来触摸自我的自由状况。难怪嵇康在临刑的一刹那，之所以奏《广陵散》，是触摸他最后之自由乎?

主要参考资料
1、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2、《晋书·嵇康传》。
3、《三国志·魏志·王粲传》。
4、《世说新语》中《任诞》、《德行》、《稚量》等有关嵇康的言论。
5、吉联抗译注：《嵇康·声无哀乐论》，人民音乐出版社。
6、修海林著：《古乐的沉浮》，山东文艺出版社，其中有关嵇康的专论。
7、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其中有关嵇康的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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