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长寿

A. 匈奴人为什么总是侵扰中原

匈奴人除了吃肉还吃粮食，他们又太不会种地，而粮食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我们也许能从中为汉武帝发动汉匈战争找到一个强大的理由，即是不愿被他们抢劫、骚扰，也不愿意给他们那么多粮食，所以，战争打响了。
《史记·匈奴列传》和《汉书·匈奴传》中都说匈奴“自王以下咸食畜肉” 。这就是说匈奴的老百姓是不吃粮食，大量食肉的。但近日读民族学者谷苞相关的文章时，谷苞先生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匈奴人不但吃粮食，而且粮食在他们的生活中必不可少。然而，匈奴那么多人，吃的粮食从哪里来呢？会种地吗？他们是如何解决呢？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匈奴到底有多少人？
学者马长寿最早断定为70万，后来改写为50万，学者林干觉得这两个数字多了，就假定成了30万。不管是谁，这种断定、改定、假定都不足以让人信服，但没办法，因为这方面确实没有资料让人查询。然而，匈奴人在冒顿单于时有三十万军队，这在史书里是有记载的，是明确的，根据这个数字，个人认为匈奴人口为50万相对来说合理一些。
如果按照游牧民族以肉食为主计算，我们给每个匈奴人每天半斤粮食，那么这50万人每天要消耗25万斤粮，一年365天，即需要9000多万斤粮。显然，游牧的匈奴人是很难弄到这么多粮的。

B. 段氏的由来起源那里

1、源自共叔段，根源于姬姓，属黄帝的后代。段姓受姓始祖是共叔段。他的曾祖父是周厉王，公元前841年，发生 “国人暴动”， 厉王死于囚所。

2、来自段匹磾,根源于鲜卑族后裔。段匹磾，辽西石城人。据《辞海》载，西晋时，鲜卑族的一个部落首领叫段务勿尘，在归顺朝廷后被封为辽西公。

他的领地内原有三万家，分布在今辽宁西部。但后味他的领地被十六国之后赵石虎于太宁元年（349年）占领，其属民逃到中 原各地，与汉 人杂居，并逐渐与汉人融合，在生活习惯上也没有两样。

又据清人张澍《姓氏寻源》一书载，段务勿尘本鲜卑人檀石槐之后，其属民在与汉人融合之后，其东晋怀帝时的左贤王兼幽州刺史，段匹磾，作为段务勿尘之后人，即将这“段”作为这些属民统一的姓氏，使之成为段姓族人重要的一支。是为辽西段姓。

3、云南白族（还有哈尼族），根源于段思平。唐宋时期，在今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带，白蛮出身的段思平，建立了大理王朝，其子孙在这里相继统治了317年 （737—1053年）。

(2)马长寿扩展阅读：

段姓名人：

段韶：南北朝时北齐姑臧武威人，累官至左丞相，封平原郡王。

段随：十六国时西燕人。初为西燕大将，国内大乱之时被推为王，旋被杀。

段业：西安人，十六国时北凉国君，初为后凉建康（今甘肃省高台南）太守，后为匈奴人所拥立，在位三年被杀。

段规：先秦时期曾以崇高的声誉而被韩康子礼聘为相。

段干木：战国时魏国人，求学于子夏，与田子方、李克、翟璜、吴起俱为魏国才士。其潜学守道，不事诸侯，受到魏文侯敬重，据传文侯每过段干木家门，定站立伏于车前横木，以示尊敬。

段会宗：天水上邽（今甘肃省天水）人，西汉任西域都护、雁门太守等职。为人义气，重功名，受到各族敬畏。

C. 大蒙古国政治制度的发展

“既存汉法，又行国俗”，浅析蒙元体制的“二元性”特征

柚子爱历史
2019年06月日 ·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导语：成吉思汗统一草原诸部，建立大蒙古国后，确立了三项最基本的游牧国家政治制度，即“千户百户制度”、“怯薛制度”以及“兀鲁思分封制度”（“兀鲁思”在蒙古语中，最初意为“人民”，后来发展成为“人民——国家”的意思）。这三项制度对于蒙元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有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和历史意义，对后世王朝的政治制度也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1260年，忽必烈在上都即位，建元中统以后，以草原本位为立国基础的大蒙古国逐步转变成为一个以中原本位为基础的汉式中央集权统治的王朝。然而，即便是到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大元”，建立元朝，在大规模采用汉法治理汉地的同时，也始终保留着“蒙古旧制”，此即所谓“既存汉法，又行国俗”。汉法，即中原之法；国俗，或称“旧俗”，即蒙古汗国之习俗。

忽必烈

中统、至元之交，忽必烈建立了省、院、台等汉式中央政府机构，也确立了路、府、州、县等地方行政机构的基本框架。与在同时，作为蒙古汗国的三项政治制度并没有被完全废止，它们仍然在元朝的日常政治生活中，或多或少地发挥着各自不同的功能和作用。

所谓蒙元制度的“二元性”特征，是指蒙、汉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杂糅在一起，两种不同背景、不同来源的制度，互相联系，嵌合在同一系统中进行运转。政权主体形式仍然是传统的汉式中央集权统治体系，而部分蒙古旧制被灵活配置在这一体系的不同部位继续发挥着作用。

那么“千户百户制”、“怯薛制”以及“分封制”这三大制度在中原汉地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和影响呢？

“千户百户制度”与中原地区路府州县制度并行

1204年，在征讨乃蛮部太阳汗之前，成吉思汗曾对手下部众进行过一次整编。对于这次整编《蒙古秘史》是这样记载的：“数自的行共数着，千那里千做着，千的官人，百的官人，十的官人那里委付了。”这次编组的百户、千户，对于后来蒙古制定的“千户百户制度”的影响十分重大。

《蒙古秘史》成书770周年纪念邮票

1206年，成吉思汗在1204年整编部众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蒙古高原各部百姓，按照“千户”的组织形式进行了编组，将全国的草原部众共划分成95个千户，每个千户设千户长一名（蒙语称“敏罕那颜”）。千户以下，每百户设百户长（蒙语称“扎温那颜”）一名，百户以下每十户设十户长一名，又称“牌子头”（蒙语称“阿儿班”那颜）。

千户是草原上最基本的军事、行政和社会单位。千户之上有博尔术任右翼万户长，木华黎任左翼万户长；纳牙阿则为中军万户长，管辖“怯薛”军。千户那颜可以认命百户长，百户长也可以任命自己的十户长，由此形成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这就是千户百户制度的由来。

蒙古大军南下席卷中原时，草原游牧性质的千户百户制度，也被同时带到了中原地区，对各地的基层官制系统形成了冲击。各路、府、州、县的长官职衔很多都兼有万户、千户头衔，或者佩有虎符、金符等。

成吉思汗把大蒙古国分为95个千户

事实上，蒙古的千户百户制度，如果与中原路府州县制体系加以对应的话，万户相当于中原的路、府单位，千户则相当于州、郡单位，形成了一种“万户路”、“千户州”，千户百户制度与路府州县制度并存的格局。当然，这只是蒙元政权对征服地区初期的一种管理模式，等元廷统治渐趋稳定以后，草原制度又逐渐让位于中原传统的汉制，这一历史进程是不容忽略的。

怯薛组织成员参政与汉式官僚体系并存

怯薛制度是蒙元政治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所谓“怯薛”，本义为“轮值”，有轮流值宿守卫的意思。“怯薛军”就是指成吉思汗的侍卫亲军。

早在1203年，成吉思汗就以“那可儿”为基础组建了一支亲卫军，当时只有五六百人。1206年成吉思汗将怯薛军扩充到一万人，成为万人怯薛。他把精心挑选的一万名怯薛 , 建成大中军 , 并把他们分编为宿卫、箭筒士、散班等。任命其最信任的“ 四杰”博尔术、木华黎、博尔忽、赤老温为怯薛四大长官，四怯薛可以世袭。同时还任命其心腹那可儿为各级怯薛长官。一万名怯薛中, 有一千名箭筒士、一千名宿卫、一千名勇士军和七千名散班。四怯薛轮流值守，三天一换班。

弓马娴熟，武艺高强的怯薛军战士

当时怯薛集团的首要职责就是守卫大汗金账，护卫大汗；其次，还要负责大汗账内几乎全部的日常生活事务；此外，还要协助大汗处理日常军政事务，因而怯薛成员也起到了重要的行政职能，这一特点一直延续到元代，终有元一朝，怯薛组织成员始终在中枢系统参与军政大事。

怯薛成员的地位是很高的，它既是大汗的护卫军, 又是汗国的柱石。所以, 成吉思汗给予怯薛军特殊的权力和地位。成吉思汗下令: “ 我的护卫地位高于在外的千户那颜之上, 在外千户那颜和我的护卫同等斗殴, 罪罚千户那颜! ”任意一名怯薛士兵都比外面的千户长地位高，不得不说怯薛军地位之尊崇。

护卫在大汗金账周边的怯薛军

正因如此，虽然元朝建立了汉式官僚体系，来对汉地进行统治，但是怯薛体系人员参政的局面依然显得十分突出。由异姓贵族所组成的怯薛组织，一直都是高级官僚的主要来源。若是皇帝权利欲较弱，不勤政务，大臣的权势必然被强化，如元代后期的大臣燕铁木儿、伯颜相继擅政，其权力几乎与皇帝相当，已危及黄金家族的统治。

“兀鲁思分封制”及分封食邑对中原部分路、府、州的促成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同时被推举为大汗，享有最高的权力和地位。同时，他“所有儿子、孙子、叔伯都分享权力和财富”（《世界征服者史》），孛儿只斤氏成为草原上的黄金家族。

成吉思汗虽然形式上成为了帝国的第一人，但是蒙古人的游牧生活方式和传统决定了大汗只能通过分封的形式来实现对地域辽阔的游牧国家进行统治。

“太祖皇帝初起北方时节，哥哥弟弟每商量定，取天下了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元典章》卷九）
成吉思汗遵照草原游牧民族的家产析分系统，将整个蒙古国视为庞大的的家产，在黄金家族内部进行分封，家族各分支分封所得可以世袭。这就是蒙古作为游牧家产制国家的典型表现，也是蒙元“家天下”政治的基本内容。

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

成吉思汗把新编组的95个千户拿出了24个，分别封给了诸子、诸弟，其中他的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因为封地在蒙古高原西侧，被称为“西道诸王”；他的弟弟合赤温、斡赤斤等被封在蒙古高原东部地区，被称之为“东道诸王”，而成吉思汗和幼子拖雷直接据有蒙古高原的中部地区，这块地区被称为“中央兀鲁思”，它是为被分封的黄金家族的共有财产，是一种“公产”。

各宗室王拥有自己的兀鲁思，他们成为一个个“宗藩之国”，管理各自的家产，各支宗王尊奉可汗为宗主，他们拥有推举大汗、参与中央兀鲁思重大事务决策的权利；同时，各宗藩国的王位继承，则必须得到大汗的认可。

蒙元之宗藩各国

到窝阔台执政时期，他曾把中国北方地区（主要指今天的河北、山西、山东）的州、县分封给诸功臣、驸马等，成为他们的食邑。这些分封的州、县因为分封时比较混乱，元廷在中统、至元之交又进行了调整，于是逐渐形成了一些路、府和直隶州。蒙古的分封食邑，对于元代北方地区部分路、府、州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关系。

元朝政治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家天下”的政治形态，主要体现在“皇权（含汗权）独尊，臣僚奴化，宗亲分封，家臣执政”。宗亲贵族都是黄金家族成员，最为显贵；外戚贵族次之，一般功臣贵族再次之。宗亲贵族一般都拥有兀鲁思领地，外戚贵族则被封受千户部众，同时也拥有自己的世居领地，这两个阶层的贵族一般平时都是留驻在自己的领地内。

而同时，元朝建立以后，汉地的一般功臣贵族是没有领地的，他们只有参与朝政事务的权力。正如历史学家马长寿对匈奴游牧帝国的管理方式作出的精辟概括：“同姓主兵封于外疆，异姓主政居于廷内。”而这同样也适应于蒙元的政治形态。

结语：总而言之，蒙元政权下有多种不同背景和不同来源的制度共存着。从他们之间的榫合来看，事实上蒙古制度的许多成分，保留在了南方汉地社会；同时，他们又与汉式制度进行“整合”，于是就会产生制度上的各种“变异”：原本属于蒙古的制度成分，出现了对应的汉式译名。如“扎鲁忽赤”对应的概念相当于“行尚书省”，失吉忽秃忽曾为“也可扎鲁忽赤”，也就是“大断事官”。这一官职被汉人称为“丞相”，是蒙古汗国最大的司法行政长官。

蒙元“二元性”特征不仅体现在政治制度的具体安排上，在其他方面也有着显著的表现。如元朝皇帝即位的仪式既有汉式的登基仪式，也有蒙式的“忽里台”即位仪式；纪年的方式既采用汉式的年号（如中统、至元、大德、至顺等），也并存有蒙古式的“十二生肖纪年法”（诸如“狗儿年”、“猪儿年”等）；帝号既有汉式庙号（如太祖、世祖、仁宗等），也有蒙式的尊号如“薛禅合罕（世祖）”、“完者笃合罕（成宗）”等。

总之，蒙元的很多制度体系都体现出了“二元性”的特征。而蒙元体制的“二元性”特征，反映了蒙元政权从两种不同的政治资源中来获取合法性的地位。于蒙古人而言，最高统治者始终是他们的大汗；于汉地臣民来说，最高统治者就是皇帝。

参考文献：

《元史》

《蒙古秘史》

《世界征服者史》

《元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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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为什么永嘉之乱后长达200多年北方汉人没有再在北方建立强势政权

五胡十六国时期纯属汉化少数民族暴乱，而汉人还有正统政权东晋的存在，所以北方一些在永嘉之乱后出现的汉人军阀，除了建立政权的前凉、西凉、北燕之外基本都会被选择性无视了。 在与国力强盛的刘宋大战时，北魏太武帝甚至这样放话： “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指鲜卑人)。 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氐、羌。设使丁零死,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减并州贼；氐、羌死，减关中贼。” 整个魏晋南北朝最缺的资源是什么？就是人口。 而军事上最依赖的资源是什么？就是依托于人口数量的兵源。 而整合了蒙古高原几乎所有部落的北魏，不缺兵源。中原的胡人要是全死光了，蒙古高原的鲜卑人和丁零人可以完全取代他们。拓跋焘这里放的狠话也不完全只是恫吓。 面对这样的庞然大物，关中的胡人连年造反，每一次都是被北魏镇压下去，弄到北魏后期，关中已是赤地千里人口凋零。而北方的汉人大族，也只好妥协了。

E. 段氏由来的历史

段姓是多源姓氏，主要来源有：
一、源自共叔段，根源于姬姓，属黄帝的后代。
段姓受姓始祖是共叔段。他的曾祖父是周厉王，公元前841年，发生 “国人暴动”， 厉王死于囚所。据《左传》、《史记》的记载，周宣王继位，把他的弟弟姬友分封到镐京附近的郑（今陕西省华县）。姬友就是共叔段的祖父郑桓公。他是周幽王的司徒。公元前770年，犬戎攻破镐京，姬友死于王事。姬友的长子姬掘突继位，助周平王东迁洛邑有功，仍为周朝司徒，并把郑室迁到洛阳东南，史称“新郑”。故城至今保存完好。武公娶了申侯的女儿武姜，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寤生”，因难产，姜氏受了惊吓，对他一直不喜欢。姜氏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叫“段”，人们称他“叔段”。共叔段死后，家人子孙四处逃散。郑庄公的儿子郑厉公继位，态度有所改变，他曾对臣下说：“不可使共叔段无后于郑。”并于周釐王四年（公元前678年）将出奔在卫国的共叔段的孙子公父定叔及其家人迎回郑国。公父定叔的父亲名叫公孙滑，定叔回郑以后，共叔段的子孙始称“公孙段氏”。这就是所说的河南段氏。共叔段的后代子孙将“段”作为自己的姓氏，这表明了他的后代子孙对共叔段的爱戴与尊重。
二、来自段匹磾,根源于鲜卑族后裔。
段匹磾，辽西石城人。据《辞海》载，西晋时，鲜卑族的一个部落首领叫段务勿尘，在归顺朝廷后被封为辽西公。他的领地内原有三万家，分布在今辽宁西部。但后味他的领地被十六国之后赵 石虎于太宁元年（349年）占领，其属民逃到中 原各地，与汉 人杂居，并逐渐与汉人融合，在生活习惯上也没有两样。 又据清人张澍《姓氏寻源》一书载，段务勿尘本鲜卑人檀石槐之后，其属民在与汉人融合之后，其东晋怀帝时的左贤王兼幽州刺史，段匹磾，作为段务勿尘之后人，即将这“段”作为这些属民统一的姓氏，使之成为段姓族人重要的一支。是为辽西段姓。
《晋书·卷八十六王浚传》称“鲜卑务勿尘”《 晋书·段匹石单传》曰:“段匹石单,东部鲜卑人也。《晋书·惠帝纪》:“王浚遣乌丸骑攻成都王颖于邺。光熙元年 ,司空越遣祁弘等帅鲜卑西迎车驾⋯⋯祁弘等入长安,所部鲜卑大掠⋯⋯“ 《 《北史·徒何段就六眷传》[1-3] 曰：“日陆眷，因乱被卖为渔阳乌丸大人库辱官家奴。诸大人集会幽州，皆持唾壶，唯库辱官独无，乃唾日陆眷口中。日陆眷因咽之，西向拜天曰:‘愿使主君之智慧禄相，尽移入我腹中。’其后渔阳大饥，库辱官以日陆眷为健，使将人诣辽西逐食，招诱亡叛，遂至强盛。” 魏晋之际，段氏祖先段日陆眷作为一个社会地位极低的家奴，以口接主人痰唾，获得乌桓大人库官氏的信任，并乘渔阳大饥，吞并了库官大人“诣辽西逐食”的乌桓人众，以此作为最初最基本的部众建立起段部。而后，日陆眷又于辽西“招诱亡叛”，继续扩充实力。日陆眷所招诱的“亡叛”， 都是一些零星分散的、没有组织的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成员，或者是和日陆眷同样身份的奴隶，他们没有领袖与部落，很容易便统一于日陆眷的旗帜下，成为段部部众。 据中国民族史家马长寿先生《乌桓与鲜卑》等考据，段部可能是在东汉中叶迁入辽西的，段部世袭部落大人，历经了段日陆眷、段乞珍、段务目尘、段就六眷、段涉复辰、段匹磾、段末波、段牙、段辽、段兰、段龛、段勤等部落首领的统治，于东晋永和年间全部鲜卑化。段部其后裔以及与之相关的乌桓部落和高车部落全部鲜卑化，并融入北朝的鲜卑人之中。
鲜卑段氏也称段部或者段国，是东晋十六国前期活跃于北亚的力量。 段部最初是由乌桓化的高车段氏家族主导的乌桓部落，在迁入辽西以后，又吸纳 不少少数民族加入不断壮大， 所统少数民族至少包括乌桓、鲜卑、匈奴和高车。段部与慕容部、宇文部并列为东部鲜卑三部，因其族属为鲜卑，史书称其为鲜卑部落。
段日陆眷本是高车族库狄部落族人， 高车族的先祖便是春秋时期的赤狄。段日陆眷的祖先很有可能便是赤狄部落的铎辰氏（段干氏），因而以段为姓。 唐代 《元和姓纂》卷九“辽西段氏”条记北平襄侯段文振是东部鲜卑段匹磾之八代孙。段匹磾即段日陆眷之侄孙、段务目尘之子。《周书》卷三十六《段永传》记载周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瓜州刺史段永亦匹磾之后：“段永，字永宾，其先辽西石城人，晋幽州刺史匹磾之后也。” 段部后裔还有一支因避难改姓库狄，恢复了段部首领先祖库狄部落氏姓。 《周书》卷三十三“库狄峙传”：“其先辽东人，本姓段氏，匹磾之后也，因避难改焉。后徙居代，世为豪右。祖凌，武威郡守；父贞，上洛郡守。”唐朝《元和姓纂》卷八“库狄”条记载：“鲜卑段匹磾之后，避难改姓库狄，居代北，后迁中夏河南。后魏上洛太守库狄陵生保真，保真生峙，周宣州刺史，生嶷、徽、崧；徽生璠，益州总管、乐成公；崧生仁志，千牛郎中；仁志生益利，益利生履温，库部郎中。” 唐代的襄阳令库狄履温即出自此族。 库狄氏为 鲜卑著姓，《北齐书》为之立传的有库狄干、库狄回洛、库狄盛等，《周书》为之立传的有库狄昌、库狄峙，《隋书》为之立传的还有库狄嵚。《北齐书》卷六《孝昭帝纪》：“赵郡王壑与库狄显安侍坐。帝曰：‘须拔我同堂弟，显安我亲姑子。今序家人礼，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
三、云南白族（还有哈尼族），根源于段思平。
唐宋时期，在今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带，白蛮出身的段思平，建立了大理王朝，其子孙在这里相继统治了317年 （737—1053年）。白蛮就是白族，段姓一直是白族的大姓之一。特别是大理王朝被蒙古人忽必烈灭亡之后，有更多的白族人改姓段氏。如今在大理一带，多为段姓。清人张澍在《姓氏寻源》中说：“云南蛮段氏，魏末段延没蛮，代为酋帅。裔孙凭入朝，拜云南刺史，本出武威。”这就是云南段氏的来历。始祖段延是出自武威的地道的汉人，是共叔段子孙西迁武威后的后裔。如此看来，云南段氏同河南段氏本是同根生，云南段氏被世人视为白族(还有的是哈尼族)。清人冯苏在《滇考·段氏大理始末》一数千字的长文中说：“段氏之先为武威郡人。唐天宝末，段俭魏佐南诏王蒙氏有功，赐名忠国，擢清平官（相当于宰相）。六传生思平。”
四、源于蒙古族，属于文化上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蒙古八旗姓》记载：1、蒙古族土尔扈特氏，源出蒙古土尔扈特部等，本姓巴达盖、给尔给斯氏、土尔扈特(陶尔高德)氏以部为氏。
2、蒙古族陶日根席日氏，陶日根沙拉(陶日根席日、陶尔干锡热)氏、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字姓为段氏、黄氏等。
五、据《皇朝通典·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满族段姓，其先清代八旗段氏。
六、源于其他少数民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今锡伯族、土家族、苗族、回族等少数民族中，均有段氏族人分布，其来源大多是在唐、宋、元、明、清时期政府推行的羁糜政策及改土归流运动中，流改为汉字姓氏，世代相传至今。

F. 阿坝州石棺葬的代表物是什么

收集遗物时期
(1910—年)早在1910年代，英国传教士陶然士就在理县、汶川县岷江上游两岸的羌族村寨中搜集到数十件双耳罐等古代陶器，后藏于华西大学博物馆。该地区石棺葬遗物可能在同一时期已流传海外，英国人库珀1924年出版的《中国早期铜器》一书中便收集有可能出于该地区的铜双耳罐。美国学者葛维汉1929年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后，又大量收集石棺墓出土遗物，仅陶器就不下百余种。
调查试掘时期
(1938—1960年代) 1938年，中国学者冯汉骥在岷江上游汶川县一带调查，并在雁门乡萝葡砦清理1座残墓。这是首次运用近代考古学方法对西南地区石棺墓进行清理，也是中国学者涉足这一领域的开端。
1940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中央博物院组成川康民族调查团，由凌纯声负责，另有马长寿、芮逸夫等，在岷江上游理县佳山清理了10座残石棺墓。这批资料于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台湾发表。1941年，王文萱带领暑假学生边疆服务团在理县佳山寨发现古墓群多处，葛维汉也参加了该团活动，并在理县蒲溪沟收集古代陶器、铜器多种。1944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刘恩兰在理县一带进行地理学调查时，也在当地乡民手中收购了石棺墓出土遗物。
1951年，在甘孜县发现一批铜器、陶器和骨器，其文化特征属于石棺葬系统。20世纪50年代前期，李绍明在理县孟董沟上孟乡发现大量石棺葬。
1964年，童恩正到岷江上游茂县、理县和汶川等地调查，并对暴露于外的28座墓葬进行了清理。这些墓葬连同冯汉骥1938年发掘的萝葡砦1座残墓的详细资料，由冯汉骥、童恩正整理后于1973年在《岷江上游的石棺葬》一文中发表。这是首篇发表的关于西南地区石棺葬的详细田野发掘资料。
大发现时期
(1970年代至今)
岷江上游1978年，四川省文管会等在茂县城关清理了46座石棺墓，这是西南地区首次对石棺葬墓地进行大规模发掘。
1984年，四川省文管会等在茂县撮箕山发掘清理64座石棺墓，1986年茂县羌族博物馆又配合基建清理360余座墓，这是目前西南地区发掘数量最多的一处石棺墓群。
1992午，茂县羌族博物馆等在茂县牟托村发现了一个特殊上层人物的石棺墓地，并清理了1座大型积石冢石棺墓和3座陪葬坑，其出土随葬品数量之多，器物之精美，内涵之丰富，大大超出想象。
这一地区还有许多发现，1979年在茂县营盘山清理9座石棺墓；1979—1980年在茂县别立和勒石村清理31座石棺墓；1983年在茂县三龙乡和黄草坪发现8座石棺墓，并清理1座；1984年在理县佳山清理15座石棺墓和1座祭祀坑；1984年在茂县上南庄清理3座元明时期火葬石棺墓；1992年在马尔康县孔龙村清理十余座石棺墓。
此外，1975年在理县朴头关口发现1座出土核桃形口沿黑陶双耳罐的东汉砖室墓。
青衣江上游1970年代末宝兴县文化馆在该县瓦西沟清理9座土坑墓，这是首次在青衣江上游发现石棺葬系统墓葬。1982年宝兴县文化馆在该县陇东老场村墓地清理5座石棺墓，1985年四川省文管会等又在该墓地清理103座墓。该墓地向我们揭示了在汉文化进入这一地区后对当地文化所产生的强烈影响。1991年四川省文管会等在宝兴县汉塔山清理65座石棺墓，这为认识青衣江上游以石棺葬为代表的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大渡河下游1979年汉源县文化馆在该县大窑发现1座石棺墓。这是首次在该流域发现石棺葬。
川西高原1978年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等在巴塘县扎金顶清理8座石棺墓，在雅江县清理几座残墓。这是首次在川西高原上发现石棺葬。1983年四川省文管会等在甘孜县吉里龙清理8座石棺墓。1984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炉霍县卡莎湖清理275座石棺墓，这是目前西南地区已发表资料中规模最大的石棺墓地，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文化类型，时代可早到春秋时期。
此外，1980年代在四川雅江县呷拉清理一批石棺葬；1985年在新龙县谷日清理7座残石棺墓；1987年在丹巴县中路乡发现大量石棺墓。
川西南山地1976年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等在昭觉县调查发现13处石棺墓地，并清理其中3个墓地的20座墓，这不但使我们认识到在川西南也有石棺葬分布，而且还展示了一种新的石棺葬类型。1980—1981年渡口市文管处在盐边县渔门完小清理了4座石棺墓，其墓葬形制和随葬陶器均与周边地区的石棺墓有较大差异，可能代表了另一种新的石棺葬类型。此外，在木里、会理等也零星发现有石棺墓。

G. 花甲始于哪个朝代

六十花甲子是用天干和地支搭配，循环组合成的60个干支，俗称“六十花甲子”。花甲：指60岁。以天干地支名号错综参互而得名。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十六：“(赵牧)大中咸通中效李长吉为短歌，对酒曰：‘手挪六十花甲子，循环落落如弄珠’

至于“60岁不死也要活埋”这是中古时期因为生活资料缺乏而产生，为保证家族延续从而产生的残酷的弃老行为，在世界各地的不同时期均有发生，但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最古老的例子是在距今50-60万年北京人考古证据表明，在缺乏食物时期，北京人会杀掉本族的老年个体作为食物。一百多年前，达尔文在火地岛考察的时候发现过一个遗弃老人的部落。那个接待过达尔文的原始部落，还跟北京山顶洞人一样住在山洞里或者树窝里，而且不穿任何衣服。据说人类在七万年前就已经开始穿衣服了，这个非洲部落竟然比他的祖先落后这么多年。达尔文最为惊讶的是，这个部落总是把年老的妇女放逐到森林里让她们饿死，请教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的酋长回答说，妇女是生孩子的，年长的妇女既然不会生孩子，还留着白吃饭干什么呢？这个回答尽管赤裸裸，但是真实而又简明。在那种生存资源极为缺乏的环境中，人类奉行的生存战略就是如此残酷。有限的食品与其养活老人，不如养大孩子，因为孩子长大了就成了生产力，可以生产更多的食品。可是如果食品过于匮乏，连孩子也难于养大了，那种环境中的人就选择吃孩子。首先杀死孩子就为青壮年省出了粮食，其次孩子还可以作为食品补充生产的匮乏。

H. 涿鹿之战成就了黄帝，其背后的功臣是谁

一楼错的离谱啊
一楼肯定没看过陈序经先生的《匈奴史稿》和马长寿教授的《回北狄与匈奴》
陈序经先生的《答匈奴史稿》明确提到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关于匈奴族源的说法是错误的
因为只有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说匈奴源于东夷没有旁证
马长寿教授的《北狄与匈奴》明确说匈奴属北狄系统
是独立发展的民族系统属通古斯语系
而蚩尤的是东夷的代表人物
涿鹿之战后大部分的东夷人都被迫迁到黄河流域甚至包括太湖的良渚文化
剩下的后来演变为东胡和百越
东胡和百越与北狄不是同一系统
如果说乌桓和鲜卑是蚩尤族的后裔还有一定依据
至于布依族是百越的后人也很难说
现在南方的很多少数名族都与百越、苗蛮、百濮、甚至巴人有渊源
不能说布依族就一定是百越的遗民
应该说是诸少数民族的融合
强烈建议楼主去翻下《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
附表中列出了各民族的起源

I. 为什么中国叫China

1. 梵文（或者说泛印度文化圈）在很早就把葱岭以东的某大国叫 Cīna （音近普通话「基那」）。据说书证可以早到先秦时期。很多人认为这是「秦」的对音，或者也有如音韵学家郑张尚芳“支那”真正的来源一文所说，是晋的对音。都认为此词原本就是指中原王朝的。但是看玄奘记录的唐代印度各地关于支那的传说，如「汉日天种」、「汉持来」什么的，没事就送个公主王子往北印度，感觉并不一定是中原王朝。

2. 不管怎么说，随着印度文化圈的扩张，Cīna 一词在后汉六朝之际，肯定已经固定指中原王朝了。所以印度文化圈或者曾为印度文化圈的南亚、东南亚各国，历来都把中国叫 cina 或者其语音变体。并且随着佛教在东亚盛行，反过来进入汉字文化圈中成为支那、脂那、至那、震旦（来自 Cina 派生词 Cin(a)stan(a) ，又是支那又是斯坦的）等词形。
3. 虽然印度佛教学者并不对中国有什么特殊的感情（高看之便是象、宝、马、人四世界主之一的「人主」，低看之就是 mleccha，也就是「边地」），但是 Cina 的音译词，在汉字文化圈始终是富含褒义的，比如「文物昌盛之大国」之类意蕴，这种褒义在现存的「震旦」用法中还可以管窥；不过，因为是带有异文化性，又是固定指地理-文化区域，自然不存在王朝国名带有的帝国政权与文化地区裹绞不清的缺点，或者「中国」一词带有的儒家传统「天下」观、「华夷」观的潜台词。
4. 在早期，印度文化圈几乎完全隔开了东北亚与世界其他地区，因此其他地区了解中国几乎必然经过其中介。又因为伊朗语缺乏c（如上所说，读拼音j）这种塞擦音，所以他们就把Cina读成了Sina，并作为中介借给了希腊语、拉丁语等欧洲地区。这就是英语高阶表达中，汉的、中国的一意常用Sino-这一词根的来源。
5. 物换星移，当马可·波罗顺着已经突厥化的丝绸之路到达大汗之国的时候，他并没有关于 Cina 或者Sina的任何知识。他只知道汗八里附近的国土叫 Cathay，大江以南的新征服国土叫 Manji。前者来自契丹，Qitay；后者来自北方汉语对南方人的蔑称「蛮子」。
6. 又数百年后，耶稣会士从海路来到广州湾，深度接触了这个东南亚向导称作 Cina 的国家。这些西儒游历南京、北京以及帝国腹地，知道他们自称大明国，或者中国，也就是 Middle Kingdom。Cina 这个词又一次传入西方，成为现在泰西各国使用的 China 等词形。不过他们还面临一个问题，应该在欧亚大陆东端出现的，那个马可波罗记录的大汗之国在哪里？莫非那个富饶的大汗之国，只是大明北边鞑靼人的一部分？南来的利玛窦等人不禁猜测。
为了寻找 Cathay，葡属印度派遣另一支探险队从中亚出发寻找，随着突厥人的商团，他们在北京与利玛窦会合了，并且，当时的突厥人还按其传统称北京为汗八里，叫中国人黑大衣。
7. 这样，欧洲世界对东亚地区的地理知识终于基本理清。马可波罗的Cathay就是现在耶稣会兄弟所在的 China，Sina 显然是 China 一词的希腊形式，在学术使用中也得到了复兴。欧洲各国之称呼中国为 China，就此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