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關於農村養老保障機制的論文
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綜述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佔全國人口的80%，約為9億。妥善解決廣大農村困難群眾的最低生活保障，有著重要而深遠的意義。農村地區推廣"低保"制度，體現了政府在積極承擔更多的公共職能，但相應資源需求的擴張與地方財政困境之間也呈現出尖銳的矛盾，農村"低保"任重而道遠。保障農村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已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
一、 當前農村貧困的現狀與農村低保工作存在的問題
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國家和社會為保障收入難以維持最基本生活的農村貧困人口而建立的一種社會救濟制度。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既能及時有效地保障農民群眾的基本生活權益，促進農村社會經濟穩定協調發展，也是能否盡快建立與完善農村保障制度的關鍵。
建立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意義：
1、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20世紀80年代，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確立，使農村的社會經濟狀況發生了根本變化，以集體經濟為依託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基本解體，農村傳統的以土地為基本手段的生活保障體系被削弱，農村的傳統家庭和社會關系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變化，養老、醫療問題以及部分農民的貧困問題日趨嚴重。盡管1995年民政部為了幫助農村的貧困戶解決衣食之憂，開始在部分地區開展了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試點工作，但仍難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一是實施范圍窄，覆蓋面小，相當部分貧困居民得不到救濟和補助;二是標准偏低，難以保障救助對象的基本生活;三是民政部門的救濟經費不足，根本滿足不了貧困人口的實際生活需要。所以，為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必須盡快建立起我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2、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以緩和改革中的社會矛盾。改革本身是經濟利益在全社會的重新分配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一部分人會受益，一部分人會受損;或者一部分人的受益高於另一部分人的受益。因此改革蘊含社會風險並形成對社會成員的壓力。但是，全社會每一個人對社會風險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樣的。顯然弱勢群體對社會風險的承受能力較低，當這些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受到威脅時，貧困就不僅僅是經濟問題，也可能轉化為政治問題，產生嚴重的社會矛盾。建立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助於改善農村弱勢群體和貧困群體的生活，緩和社會矛盾，為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3、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盡快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關鍵所在。農村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都必須具備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即農民只有在溫飽問題解決後才有可能投保參加，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對農村全體社會成員的最低生活的保障，不僅經濟發達地區需要，經濟欠發達地區更需要。在整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中，其它各項制度都不能直接、及時、最大限度地解決廣大農民群眾的生活困難問題，惟有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做到這點。因此，盡管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中的各項制度都很重要，都需建立起來，但相比而言，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重中之重。[1]
我國農村扶貧戰略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是20世紀80年代初解決普遍貧困的階段，把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2.5億減少到1985年的1.25億;第二是區域性的開發式扶貧階段，其目標是通過政府努力，直接投資於具體的開發性項目，從而帶動區域經濟的發展，並通過地區經濟增長，增強貧困人曰的"造血"能力，實現減貧的目標。特別是通過"八七"攻堅計劃，在上個世紀末貧困人口減少到了3000萬。在目前遺留下的2820萬貧困人口中，約1/5為五保戶，1/3強為殘疾人口，超過1/4居住在不適宜人類生存、條件惡劣的地區。這意味著，現有的農村貧困人口已經嚴重邊緣化，用傳統的區域開發的方式進行扶貧已經不能奏效。
鑒於與20世紀相比，農村貧困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首先，以普遍的增長為目標扶貧方式已經不適用於這些邊緣化的貧困人口。世界銀行的一項研究表明，雖然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減貧效果，但也擴大了收入差距，只有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人均收入增長率超過平均增長率。其次，區域性開發式扶貧的效果也日益減弱。2001-2002年年均扶貧投入分別為"八五"和"九五"時期的3.7倍和2倍，而每年減貧的效果不到這兩個時期的一半和1/3。每年人約300億元的扶貧資金主要投在592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但這些縣所覆蓋的貧困人口不到62%,
因此，針對目前的農村貧困人口，迫切需要一種比區域性扶貧戰略更加精確的瞄準機制，以及比開發性扶貧更加直接的救助方式，來幫助他們脫貧，解決他們的溫飽問題。為此，農村"低保"是最適宜的制度選擇。
農村貧困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我國的農村貧困，不單是農民收入低、縣鄉財政底子薄、農村基礎設施落後，它還包含了農民現有知識和文化的短缺、法制信息的閉塞、教育和科學的落後、衛生和保障的低下等一系列問題，即人文貧困。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人類發展報告1997》中給人文貧困所下定義為：人文貧困是指人們在壽命、健康、居住、知識、參與、個人安全和環境等方面的基本條件得不到滿足，而限制了人的選擇。
1、從收入上分析。2003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9%，農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4.3%。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已從1997年的1: 2. 47擴大到2003年的1: 3.24。從1997年到2003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幅已連續7年沒有超過5%，僅相當於同期城鎮居民收入年均增長幅度的一半。目前，7億多農村居民在全國消費品市場所佔份額僅為38.9%，而不到全國人口40%的城鎮人口卻佔有全國60%以上的消費品市場。持續較長時間的農村市場低迷，消費不振，事實上已經構成我國經濟整體運行質量提高的重要制約
2、缺乏金融支持已成為農村發展的制約瓶頸。(1)自1978年到2001年，我國財政對農業的支出從151億元增加到1516億元，年均增長10.5%；同期，農業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由13.4%下降到8%。國家財政對農業的支出，扣除農、林、水等行政部門的事業費用後，真正用於農業生產的已所剩無幾。(2)長期以來，農村金融市場都是存多貸少，金融機構就像水泵一樣，把農村聚集的資金源源不斷地抽取到非農部門，致使本來乾涸的農村市場存貸倒差突出，發展生產缺乏必要的金融支持。近幾年，在全社會貸款余額中，農業和鄉鎮企業的比重一直分別只佔5%左右。1998年-2002年，全國銀行系統存貸差導致農村資金外流達3000億元。
3、從公共產品在城鄉的分配來看。(1)從總體上比較，城鄉之間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已有20年以上的巨大發展差距。我國農村家庭的人均收入僅相當於城市家庭人均收入的2/5,卻要交納比其所獲得的財政轉移支付多得多的稅收，農村貧困和非貧困人口來自國家或集體的轉移收入分別占收入來源的-3.56%和-1.13%。然而，相比之下，城鎮居民則長期享受國家財政提供的公共產品，並直接得到各類財政補貼。(2)農村教育投資佔全社會教育投資總量的23%，教育投入的嚴重不足導致農村的知識貧困。 (3)農村衛生方面的狀況也不樂觀。農村衛生投資佔全國衛生投資總量的15%。據有關部門對湖北、江蘇、廣東三省的農戶典型調查，"因病致貧"占貧困戶的比例高達30%。(4)農村獲得信息的渠道極其狹窄。就全國來看，目前網路用戶中只有0.3%的用戶是農民。
4、社會保險在農村的匱乏。到2001年底，全國有5462萬農村居民參加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佔全部農村居民的15.37%；以四川省為例，截止2003年底，農村參加養老保險的有369.1萬人，佔全省農村居民的18-86%。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也剛剛起步，失業保險在農村的覆蓋率接近於零。
5、土地產權殘缺。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法》規定，國家可以依法對土地進行徵用，即土地市場被政府壟斷，而壟斷所得的"超額利潤"，農民則得之甚少。由於農民對土地沒有支配權，加之農業比較效益低，導致土地粗放經營、掠奪性經營乃至撂荒現象頻頻出現。據四川省的典型調查顯示，農地撂荒比重已達到10%左右。
6、從社會政治地位上分析。農民與城鎮居民相比，明顯處於弱勢地位，普遍面臨組織化程度低，保護利益弱等突出矛盾。近一億的農民工更是生活在城市邊緣，低收入、低福利、被拖欠工資、超強度勞動、無安全保障、不簽定勞動合同等利益被侵犯現象相當普遍。特別是收入問題和社會歧視以及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已日益嚴重。
7、扶貧資金力度雖大，但收效甚微。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政府在農村減貧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按照官方貧困線標准，1978- 1999年，農村貧困人口由 2.5億人減少到3412萬人，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上世紀90年代以來，政府在扶貧資金和扶貧人力方面，均加大了農村扶貧的力度，但減貧的效果卻不甚明顯。[3]
在農村，傳統的社會救濟是對農村"五保戶"、特困戶實行不定期、不定量的臨時救濟，這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他們的困難，但這種方式具有一定的隨意、臨時性。特別是對優撫對象的老弱病殘和無勞動能力的人，一年一度的年關臨時送溫暖難以解決他們長期生活困難的問題。記者從福建省民政廳了解到，全省農村低保實施半年多來，出現三大不容忽視的問題。
1、農村家庭收入具體計算辦法尚需規范。各地反映在審查、審核低保對象時，對困難家庭的收入計算雖有統計局提供的計算農村家庭收入辦法，但在實際執行時把握和確切計算還有難度；個別地方還存在人戶分離，把年老父母與子女分開，單獨由父母申請農村低保，而把法律規定由子女承擔的贍養義務推向政府。
2、省級轉移支付核定的五保戶數量與部分地方實際"五保戶"人數有偏差。去年福建省進行農村稅費改革，對五保戶供養採取省級專項支付補助辦法。由於多年來各鄉鎮未認真執行國務院頒發的《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規定，五保對象的評定和發證工作沒有正常開展，致使調查摸底人數偏少，影響了五保戶的准確核定。
3、縣、鄉(鎮)負擔資金能否持之以恆按時足額到位，還有待今後加強督促。這次調查了解，由於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縣、鄉負擔的保障金，仍有部分地方可能難落實。[4]
目前，農村低保工作還存在以下一些問題：
1、認識上的誤區。①德政工程論。目前包括基層政府工作人員的許多人對低保工作的法制性認識不足，認為低保工作是黨和政府的一項德政工程，可有可無，可多可少，現行的工作方式帶有濃厚的行政色彩，隨意性較大，錢多了就多保一點，錢少了就少保一點，因錢定人。②經濟決定論。也有不少地方的政府部門認為低保工作固然重要，但經濟發展相對落後、財政資金不足，所以愛莫能助。就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和完善而言，經濟和資金實力的確是一個重要條件，但絕不是決定因素。③城市優先於農村論。不少人認為，同是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相比，前者最起碼還擁有賴以生存的生產資料-土地，而城市三無人員、下崗人員等，失去工作，就失去了任何經濟來源，因此，城市低保工作比農村低保工作更迫切、更重要。在實踐中重視城市低保工作，忽視和輕視農村低保工作
2、農村低保對象界定標准上的困難。和城鎮居民相比，農村居民收人有其自身特點，使得在收入界定上存在一定困難：第一，收入難以貨幣化。由於農村居民收入中糧食等實物收入占相當比重，在價值轉化過程中，存在較大的隨意性。第二，收入的不穩定性。除農作物收成的季節性及受自然災害的影響較大等因素外，外出務工人員的增加，也增大了收入的不穩定性。第三，由於農村養老金制度遠未普及，那些喪失勞動能力和經濟來源的老年人口其生活、就醫、子女求學等方面的困難加大。
3、低保資金難以落實到位。主觀層面上，部分基層政府部門對農村低保工作的重要性認識不足，造成資金的擠占挪用；客觀層面上，低保資金來源渠道單一，完全依賴財政投入。不少欠發達地區的財政收支狀況尚屬"吃飯財政"，依靠財政解決城市低保問題已勉為其難，對面更廣、量更大的農村低保工作，供需矛盾突出、資金缺口難以彌補，這是制約農村低保工作整體推進的一個客觀問題。
4、管理體制難以適應形勢的變遷。在戶籍制度放開、人口流動頻繁的新形勢下，農村低保工作的管理難度進一步加大。由於農村居民居住地相對分散，而基層民政部門人員配備較少，由鄉村兩級逐一調查核實的工作量較大。[5]
在當前，一些國家級貧困縣、偏遠山區農村尚未解決溫飽問題，正常勞動力家庭、在正常的年份所獲收入都只能勉強維系基本農業生產、生活的需要，如果遇到自然災害、家中有人生病、有孩子上學，那就會入不敷出，生活艱難；如果是五保戶、殘疾人家庭，則常年生活得不到有效保證。雖然地方上會給予適當的生活補助，但是每個月幾十元對當前的物價水平來說、只能是杯水車薪，很多農村特困家庭經常借米下鍋。
因此，在城市低保制度日趨完善的情況下，建議有關部門把農村五保戶、特困群眾納入低保范疇，擴大覆蓋面、提高標准額：對五保戶最好能辦理農轉非戶口，實行集中供養，執行城鎮的低保標准；對特困群眾則依據困難情況，由財政撥付專項資金，給予適當的定向補助，幫助他們渡過難關，確保他們的基本生產、生活。也許有些地方要說財政困難啊，沒有錢啊等等。事實上，很多貧困地區的領導幹部們如果能少開幾次興師動眾的大會、少買些高標准豪華轎車、少進幾次賓館娛樂場所，這點錢還會省不出來？關鍵是領導同志們心目中有沒有裝著老百姓的利益，有沒有把百姓的冷暖放在至關重要的位置。[6]
二、建立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討論
第一種觀點認為，很多地方的城市都對生活困難的低收入家庭實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是，低保制度卻忽視了農村的特困群眾。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確立，是消除城鄉差別、實現農民國民待遇的重要舉措。
1、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利於維護農村社會穩定和經濟健康發展。由於農業本身的特殊性，加之受各種因素影響，近幾年來，農民收入增長極為緩慢，有的甚至呈現負增長。而我國其他非農行業近幾年都發展迅猛，由此導致城鄉差距逐步擴大，農村社會也因此產生一些不穩定因素。而建立農村低保制度，適當增加部分低收入者的收入，為他們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對於維護農村社會穩定和緩解社會矛盾將發揮積極作用。
2、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及進一步改革開放的需要。發達國家經驗證明，要建立完整的市場經濟體制，離不開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而我國目前的社會保障體系主要面向的是城鎮人口，這是不夠全面的。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及改革的不斷深入，尤其是加入WTO以後，我國農業與其他行業一樣面臨國際競爭的壓力，同時農業由於受科技落後、種植模式和管理模式落後等因素的影響而處於不利位置。建立農村低保制度，保證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幫助他們適應市場，就顯得尤為迫切。
3、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符合利益對等原則和稅收公平原則，是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重大舉措。從農民角度看，他們不僅上繳農業稅以及名目繁多的費直接為國家財政做出貢獻，而且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的方式間接為國家積累大量財政資金，且這種積累方式目前還在持續。按照利益對等原則，政府以財政資金向社會提供服務及公共產品，作為這些服務及公共產品的受益者應該包括所有向政府上交稅費的農民。社會保障實際上就是政府向國民提供的一種公共產品，與城鎮居民一樣，農民也應該享受社會保障服務。結合我國各級財政實際狀況，目前應先建立農村人口低保制度為宜。[7]
第二種觀點認為，具有最低生活保障作用的土地保障功能日趨弱化。
由於農村社會保障的缺失，土地在充當農業家庭經營中最重要的生產要素的同時，也成為包括從事非農產業活動人口在內的全體農村居民最基本生活保障的主要依託。這也是對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必要性持反對觀點的主要依據。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隨著農村經濟結構的調整，城鎮化的加速推進以及加入WTO對農業的沖擊，農村土地的基本保障功能出現日趨弱化的態勢。主要原因是：(1)農業經營的絕對收益越來越低。隨著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農產品價格指數持續下降的走勢，農民得自於土地的經營性收入大幅下降。 (2)農村土地的稅費負擔過重。以1999年為例，未扣除價格變動因素的影響，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較上年增加2.2，但人均農業各稅卻增加了5.8。日趨沉重的稅費負擔，使越來越多的農民視土地為包袱，出現嚴重的土地"拋荒"或無償轉讓現象。(3)根據現行土地政策，農民對所承包的土地沒有所有權，因而不能憑借出售土地的收入來為自己提供保障，因而土地對農民的保障功能主要體現於就業保障，即保障自己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結合，然而一旦農民由年老或其他原因喪失勞動能力，這種保障功能將隨之消失。[8]
第三種觀點認為，能否在農村真正建立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大的難點在於資金的籌措。資金缺乏是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設嚴重滯後的關鍵原因。原則上這部分資金應該來自於財政，通過各級政府來籌措，因為開辦社會保障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享受社會保障是每個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這已經成為大多數國家的共識和構建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立意。我國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之所以能夠普遍建立起來，關鍵就在於政府的全力支持，並在資金上給予保證。但是這種主要靠政府、靠各級財政籌措資金的辦法，在經濟條件尚好的地方才有可能維持，在經濟欠發達地區靠各級財政籌措資金難度很大，這直接影響到了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徵收社會保障稅，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專項基金。
徵收社會保障稅是發達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的成功經驗，目前世界上已有80多個國家開征了社會保障稅，且這種稅已成為僅次於所得稅的第二大稅類，在籌集社會保障基金方面發揮著獨特的作用。從我國實際看，開征社會保障稅也是必要和可行的。[9]
第四種觀點認為，亞洲開發銀行發布了一份建議書，建議中國通過建立農村"低保"制度來從根本上解決2820萬人均年收入在627元以下農村人口的溫飽問題，他們認為以這種方式解決問題比開發扶貧投入少，而且更見效。
這份題為《關於建立農村"低保"制度、全面解決農村溫飽問題的建議》指出，中國政府從1986年以來啟動了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有組織的開發性扶貧計劃。未獲溫飽的農村貧困人口從1985年的1.25億減少到2002年底的2820萬。剩下的未獲溫飽的農村貧困人口是居住在不適宜人類生存、條件惡劣的地區或最終需要搬遷移民的。剩下的未獲溫飽人口中，有相當大部分也是患有長期慢性疾病或體弱多病失去正常勞動能力的。對這幾部分人口繼續沿用開發性扶貧方式，不僅成本很高，而且也很難根本解決問題。
基於中國農村扶貧開發出現的新形勢和特點，中國應該通過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來解決農村未得溫飽人口的貧困問題，而且中國政府已經完全具備這樣的財力與能力。
第一，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2002年底人均純收入低於627元的農村人口為2820萬人，他們的人均純收入為531元。如把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線確定為627元，以2002年的口徑計算，這僅需要27.07億元，相當於當年財政支出的0.12％。國家財政完全有能力承受這部分支出。
第二，目前中國農村絕對貧困標准（人均627元）是根據滿足普通農村人口的最低生存需要的食物和非食物消費需要制定的，食物支出部分佔全部支出83％。從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與生活水平來看，農民人均收入達到這一標准，平均來說，應該能維持最基本的溫飽水平。這一標准低於人均1天1美元的國際貧困線，但是事實上各國的最低保障線也往往是低於國際貧困線的。
第三，由於各地的物價水平與相對生活水平不同，627元的最低標准，對於沿海發達地區，甚至於部分中部地區來說是低了一些。在具體發放農村低保時，中央財政可按統一標准向各地支付低保資金。而各地可根據地方的財力與具體情況調高本地的農村低保標准。
"建議書"認為，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並不意味著當前的開發式扶貧工作可以放鬆。事實上，以人均收入1天1美元的國際標准衡量，除了這2820萬人之外，中國還有約6000萬純收入介於627到869元的低收入人群。他們剛剛跨過溫飽線，極易返貧。但是與上述的2820萬人不一樣，這部分人是有生產能力的，開發式的扶貧方式對他們更為適宜。[1
第五種觀點認為，在"保障待遇"上，農村"低保"標准應由縣級市、區民政部門會同農村工作、財政、統計、物價等部門制定，每年由民政部門提出保底指導標准。標準的確定和調整，還應綜合考慮這些因素：當地農村年人均實際生活水平；維持基本生活水平所必需的費用；經濟發展水平和財政狀況。
對於同一地區的"低保"對象，還應"根據實際情況，給予了不同待遇"。如把"低保"農民分為"失地農民"和"非失地農民"，給予不同的"低保"資金。土地實際上一直承擔著廣大農民的社會保障功能。擁有土地的農民在土地上尚有一定的收入，而失去土地後，也就失去了一項重要的生活來源。所以對兩者的"低保"資金也要制定不同的標准。
從工作發展情況看，經濟較發達地區條件比較成熟，已基本建立起了標准、辦法有別的農村"低保"。而經濟欠發達地區，由於農村社會救濟任務繁重和地方財政困難等因素，建立農村"低保"制度難度相對較大。農村'低保'資金籌措多是由縣(市區)、鄉(鎮)、村(居)按比例承擔。但縣、鄉財政緊張，村級財政沒有穩定的來源。因此，農村"低保"大面積推廣，還存在不少難題。
新出台的政策應將享受"低保"視為法律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而不是政府對他們的一種施捨，不得設定各種附加"條件"和"義務"，讓更多的困難群體有尊嚴有保障地拿到"活命錢"。[11]
第六種觀點認為，解決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資金來源是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關鍵環節。表面上看，農村有8億人口，全面建立"低保"制度在財力上會承受不起。這也是很多人對農村建"低保"持消極態度的最主要的原因。其實，只要標准適宜，操作得當，建立農村"低保"的財政負擔並不重，在財力上是可行的。
目前，每年中央扶貧資金總量超過300億元，其中財政扶貧資金100億元，加上地方政府投入的財政扶貧資金，用於扶貧的財政資金每年近140億元。如果這些資金用於建立"低保"，甚至可以把"低保"標准提高到目前的絕對貧困線之上。此外，目前民政部門每年支出近14.2億元，已經在為2289萬農村人口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和其他社會救濟，而這些人口中有很大部分是與貧困人口重合的。將現行的農村社會救濟與新建立的全面"低保"制度統籌起來，財政上的負擔可以進一步減輕。另外，由於實際支付的低保資金是補足家庭人均收入和貧困線之間的差額部分，因此，實際的支付數額將低於按貧困線支付的數額。
每年需要投入的財政資金和資金所能覆蓋的貧困人口。在財政投入和城市低保大致相當的情況下，可以通過低保制度解決現有的農村貧困問題。很顯然，如果降低低保標准，僅僅利用現有的公共扶貧資源，就可以覆蓋更多的農村貧困人口。
需要指出的是，建立農村低保制度，主要是對現有扶持農村脆弱群體的公共資源進行結構調整，而不會對財政資金的總量產生很大的影響。
從政策的延續性角度出發，應該將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看作是現有的專項扶貧計劃的延伸和完善，是將農村社會救助制度化的過程。由於改變以往扶貧資金的使用方式會提高社會救助的公共資源的使用效率，因此，將以前的扶貧資金，尤其是扶貧資金中財政投入的部分，轉作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基金，不僅會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也有利於建立農村社會救助的長效機制。[12]
第七種觀點認為，現階段我國政府在構建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體系中的責任重點應當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進一步強化農村社會救濟制度建設中的政府責任。與社會保險制度強調權利與義務相對應的原則不同，社會救濟制度的對象是社會弱勢群體，他們單純依靠自身力量不足以維持基本生活甚至生存。因此，國家對於社會救助對象要發揮主導作用，承擔起建立社會保障體系中最基礎性制度的職責。農村社會救濟制度包括五保戶制度、救災救濟、最低生活保障與扶貧開發等制度，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國際通行的普遍化的社會救濟制度，也是發揮社會保障再分配功能的重要手段。因此，應當在絕大多數農村地區建立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時繼續大力實施扶貧開發政策，使農村貧困人口既真正得到救助，又有利於提高制度運行的效率。其次，政府有責任強制性推動農村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建設。醫療保障是目前廣大農民最迫切的需求之一。政府有責任在廣大農村逐步建立"(大病)基本醫療保障制度"。這種制度以保大病為重點，並兼顧公共衛生保健。再次，在完善家庭保障的基礎上適當扶持農村老年社會保障的發展。同時，還可以考慮結合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通過賦予農村土地"永佃權"，使地租成為農村老年人口的重要收入來源。[13]
三、對策建議
在目前我國的農村社會保障體制尚未建立，而國家財政目前又無大量資金投入的情況下，將城鄉低保工作納入法制化管理軌道，在全國范圍內實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非常必要而且可行的。
② 求論文資料
聚焦農村失地農民的養老問題 來源為資源網
你新農村建設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農村的養老問題。從1990年至今，失地農民已經遠遠超過4000萬人。這些「失地農民」已經失去了原來的土地保障，因此，他們不等同於傳統意義上的「農民」，但是，又沒有享受市民待遇，特別是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沒有很好地得到解決，而以養老保障最為緊迫。（據2008年8月25日大河網報道）
隨著我國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大量的農民離開農村、離開土地向城市以及非農產業轉移，從而對農村傳統的土地以及家庭養老模式帶來極大的沖擊，而這些加入到城市化行列的農民以及家庭成員的養老問題迫切需要研究以及拿出有效的措施給予解決，這是他們的民生問題，也是黨和政府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所要解決「老有所養」的重大問題。
我國農村的養老一直是在小農經濟條件下形成的以土地養老和家庭養老為核心的養老模式，然而，隨著社會轉型和城市化的推進，促使城鄉的社會流動空前加快，大批農民離開土地、離開家庭來到城市從事非農職業。由於市場和政策的原因，進城的農民養老問題還沒有得到很好地解決，主要體現在：失地農民的養老問題和農村子女進城務工「空巢家庭」的養老問題。首先，失地農民的養老問題對傳統的土地養老模式提出了巨大的挑戰。在傳統社會，土地是農民的生活來源，也是農民的養老保障。城市化進程中，一個新的社會群體——失地農民由此而生。
其次，隨著城市化的不斷推進，青壯年農民大量流向城市，農村「空巢家庭」對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提出挑戰。據有關部門統計，目前我國進城務工農民已超過1.3 億人。留守的父母則成為空巢家庭，其經濟來源、生活照料以及精神、心理慰藉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問題。城市化是我國現代化發展的必然趨勢，截至2006年末，我國城鎮人口的比重已經達到44%。中國在本世紀50年代要全面實現現代化，屆時，中國的城市化率也將提高到75%左右。這就意味著從現在開始，我國城市化率將以每年一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即每年將有1300萬農村人口離開土地、離開農村轉移到城市。因此，要從戰略的高度、從城鄉統籌的角度出發考慮農村的養老問題。
對於失地農民的養老問題，顯然不能以土地養老的方式來解決，必須探索新的養老方式，各地在這方面都有了一些經驗：完善「以土地換保障」政策，建立失地農民基本養老保障制度。「以土地換保障」是指從土地徵用款中確定一定數額建立失地農民的基本養老保障制度。我國城市化是政府主導下的城市化，對農民來說，失去土地是被動的，政府有責任為失地農民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但由於目前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失地農民養老保障制度資金單靠國家財政撥款是行不通的，因此，應由政府、集體和個人三方共同分擔責任。集體出資部分主要來源於以下兩方面: 一是征地過程中村集體經濟組織獲得的部分土地補償費。二是鄉村集體資產的收益， 包括集體資產改制中收回的價值形態的資產及股權收益、租賃收益等。個人出資部分主要來源於土地補償款、安置補助費、青苗補助費等征地補償所得和農民的日常經濟積累。這種籌資模式符合當前實際， 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因而成為許多地方失地農民養老保險普遍採用的模式。
直接納入城鎮養老保險體系，納入城鎮職工養老保險體系。失地農民是不同於「農民」(純粹意義上的農民)又有別於城市居民的邊緣性群體。他們已經不再享有土地保障，也不能和城市居民一樣享有最低生活保障。因此，在農民失去其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土地之後，就應該將其轉為城市居民，納入城市居民社會保障體系，和城市居民一樣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從根本上解除農民對失去土地後養老問題的擔憂，可以很大程度減少因養老問題產生的城市化阻力。同時，「失地農民」最終要納入城市居民范疇，為他們提供養老保障， 有利於城鄉養老保障的順利接軌， 鋪通建立城鄉一體化基本養老保障制度的道路。
繼續納入農村養老保險體系，在經濟比較發達的部分農村地區，如果其養老保險條件比較完善，該失地農民在土地被徵用之前，已經參加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經失地農民的同意，可以將其繼續納入原來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中。無論從傳統還是現行的法律規定， 在中國農村， 家庭養老仍為最主要的養老方式，農村老人的老年生活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要依靠子女。但這種延續了幾千年的家庭養老在當前城市化的進程中遭到了挑戰。城市化給我國農村帶來的「空巢家庭」在養老方面已經不能援用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
從長遠來看，要加快推進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逐步實現農村養老的社會化。「空巢」老人不能再依賴家庭養老，必須更多地藉助於國家、社區的力量。社會化的養老方式是與現代化社會相適應的、能有效地分散風險的制度。目前我國農村老人養老還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家庭贍養，而子女的外出務工往往並不能帶來良好的經濟援助、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這就意味著留守的空巢老人如果單純依賴家庭養老則有著比較大的風險和不可預見性。我國農村養老保險在全國試推行十多年來，盡管目前大部分地區都遇到不少困難，但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只要我們不斷總結經驗教訓、結合農村實際，加以不斷調整和完善，對於解決農村空巢家庭的養老問題將是一個有效的制度保證。
加強農村社區引導，發揮社區為空巢老人提供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發展社區服務，逐步建立適應老年人需要的生活服務、文化體育服務、疾病護理與康復等服務設施與網點。鼓勵和支持社會志願者為老年人服務。」在我國目前二元社會結構依然存在，政府一時難以承擔農村養老保障的龐大費用， 而農村家庭養老保障功能弱化的形勢下，社區養老服務是可能推行的較好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過渡形式。一方面，可以促進家庭保障功能的社會化；另一方面，能夠作為「 社會保障體系、城鄉整合」的橋梁， 為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莫定基礎。老年人生活在社區，對社區具有地緣上的歸屬感、參與感，並有心理上的認同 容易接受社區提供的日常衣、食、住、行等生活料理、定期體檢、醫療保健服務、健身娛樂活動、精神心理健康活動、應急服務等各種養老服務。這些都可以在廣大農村推廣。
挖掘農村社區的互助潛力。中國的農村社區正如費孝通所言，是「一個『熟悉』的社會，一個沒有陌生人的社會」。 同村的鄰里交往頻繁，人際關系比較密切。這種基於血緣和地緣關系自然形成的社區具有很強的凝聚力，社區成員能夠較好地被動員起來實行養老互助，實現養老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合理利用，所以在空巢老人的經濟互助、生活照料和減少孤獨感方面均能發揮巨大的積極作用。
應該看到，我國城市化的繼續推進是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農民失去土地、離開農村的速度還會加快，農村「空巢家庭」的數量還將繼續增多，幫助失地農民和農村空巢老人解決養老問題，使他們老有所養，是中國城市化健康發展的需要，也是中國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的一項重要任務，對於實現城鄉統籌、科學發展與構建和諧社會都具有重大的意義。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在城鄉二元結構下, 農村老年人的社會保障水平遠遠低於城鎮。盡管自1990 年，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啟動，採取了農民自願繳納養老保險費進入個人養老賬戶這一城市社會養老保險不同的模式，不過，由於長期未能解決養老保險費保值增值的問題，以及如何提升統籌層次的問題，因而一直未能擴大農村養老保險的規模。到2006 年末，全國參加農村養老保險人數為5374 萬人。據2000 年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進行的中國城鄉老年人口一次性抽樣調查，只有1.5%的農村老人享受了社會保險養老金。農村社會救助制度。農村社會救助是由五保戶制度、特殊困難戶救濟制度、醫療救助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構成的。
正視失地農民的養老問題
今年山東省將全面建立起失地農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今年二季度前，各市至少要在一個縣（市、區）進行試點，年底全面鋪開。據悉，列入保障范圍的對象包括在城區規劃內，經依法批准實行土地承包權、且失地後人均農業用地較少的在冊人員。在有條件的地方可以把城市規劃區外的獨立工礦和國家重點項目建設區等列入保障范圍。男60周歲、女55周歲以下的符合要求的失地農民，按當地測算標准一次或分次繳納養老保險費用，建立個人專戶和統籌賬戶。交費對象男滿60周歲、女滿55周歲開始領取養老金。（《齊魯晚報》3月19日報道）
山東省出台的失地農民領養老金的規定，不僅體現了政府一種應有的善意，它還是化解各種社會矛盾的「潤滑劑」，是保障農民合法權益的有效舉措，這樣的制度規定是廣大農民期盼已久的「福音」。
失地農民領養老金，這樣的新聞過去聞所未聞。長期以來，由於國家重點工程建設、市政建設的需要，國家徵用土地的傳統做法往往是給一次性補償，補償過後從此不再過問補助和救助，致使失地農民從此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農民所得到的補償被七扣八扣，到了農民手裡已是很少一部分。失去土地的農民，感到了生活的壓力，從此背上沉重的經濟包袱，很多人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開始上訪，構成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失地農民領養老金，無疑是化解這種社會風險的有效手段。這樣做是一種「責任政府」的具體體現，是「情為民所系」的題中應有之義。我們的政府是與人民群眾血肉相連的政府，是「親民政府」，對於人民群眾的合理訴求，政府不會坐視不管的，政府有責任和義務幫助失地農民解決困難，漠視群眾利益不是一個責任政府所取的態度。正視失地農民的生活保障問題是各級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也是落實「三個代表」的具體行動，建立這樣的制度，有利於政府公信力的提高。
其次，建立失地農民領養老金制度，無疑給廣大失地農民吃了顆「定心丸」，有利於政府各項工作的開展。過去，很多地方在市政建設、拆遷問題上與農民利益的沖突較為明顯，並屢屢受阻，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講與農民養老金制度不健全頗有干係。土地是農民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失去了土地，就意味著農民失去了生活來源，農民們心存後顧之憂合情合理，在這方面不去正視農民的養老問題，徵用土地時必然受挫。建立失地農民養老金制度，解除了農民的後顧之憂，農民的生活問題有了可靠的保障，在今後推行政策時就會順利許多。
第三，這樣做有利於社會的穩定，是一種合理的制度安排，符合歷史發展潮流。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今後會有越來越多的農民失去土地，農民失去土地並不要緊，關鍵是要及時安排好他們的生活，及時解除失地農民的後顧之憂。未來的社會是一個各種社會保障十分健全的社會，不僅城裡人可以享受社會保障，就是農村人同樣也要享受社會保障，這是社會進步發展的必然趨勢。及時為失地農民建立養老金制度，有利於社會的穩定，有利於人民群眾的安居樂業。
未來的社會是一個保障各種人權的社會，今後侵害農民合法權益的事會越來越少，給失地農民建立養老金制度是我國農民人權狀況得到改善的有力證據。從這個意義上講，山東省的做法頗具有借鑒和推廣價值。
農民工養老問題值得關注
38歲的張建國是來自神池縣東湖村的農民工，在太原一建築公司當「小工」已經7年了。雖然每月收入僅800元，但他還是覺得城市比農村好，在農村也許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靠身體吃飯的他唯一擔心的是：現在年輕有力氣，但老了怎麼辦？習慣了城市生活不願回農村，但城市沒有他養老的可能。
張建國的擔心是眼下農民工群體不得不面對的一個隱憂———農村無法養老、城市拒絕養老。「養兒防老，積谷防飢。」農民養老主要依靠家庭子女贍養，或依靠土地收入。然而這兩種傳統的方法難讓農民工養老，由於幾十年實行計劃生育，「四二一」家庭格局加上撫育子女，實在難以承受。農村人多地少，即使是壯勞力，完全依靠土地也難維持溫飽，老年人想依靠土地養老更加困難。還有相當多的人沒有承包地，依靠土地養老也不現實。
近年來，我省一些市縣相繼制定政策，對農民工參加社會養老保險提出要求，但制度設計上存在繳費門檻高、異地接續困難等。多數企業主能躲掉不買就不買，實在躲不掉就少買一些。現階段推行的養老保險基金區域統籌與農民工跨地區流動存在較大矛盾。有的市社保部門規定：解除勞動合同後，城市居民可以個人名義繼續繳納養老保險費，保持養老保險關系，農村居民則不行。有的農民工不斷地變換工作地點、單位，只有不斷地參保、退保、再參保、再退保，即使務工期間月月繳費不止，也很難跨越累計繳費15年才能享受養老保險這道門檻，晚年還是與養老保險無緣。
外出務工的農民年老生活得不到保障，可能成為城市流浪者，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我省已步入老齡化社會，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405萬。全省目前46歲以上的農民工約占總數的35％，他們因年老逐漸返回農村，人數上百萬，如果現在不解決養老問題，到那時採用發放農村低保形式，將成為未來財政不能承受之重，影響和諧社會建設。
記者建議，我省應盡快建立農民工勞動用工登記制度，制定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條例，充分考慮廣大農民工的特點和利益，積極探索，制定靈活政策。讓農民工在一個企業解除勞動合同後，能順利方便地把關系轉移到新的工作單位，使養老保險得以延續。並適當降低參與養老保險的門檻，調動他們參與的積極性。同時，應遵循城市居民與農民工政策統一，強制企業為農民工繳納養老保險等原則，實現社會養老保險全省統籌。建立方便合理的社會養老保險跨市縣轉移機制，如實行全省電腦聯網，像銀行卡一樣，發放全省流通的養老保險卡，農民工不論轉移到啥地方，都可以憑卡繳納保險費，憑卡領取養老金，讓農民工真正老有所養。
誰來關心農民的養老問題？
「終於進了看守所：我在這兒挺好的，已經胖了10斤。」
法制晚報12月22日報道的一篇題為<69歲老人為進監獄養老搶劫>的文章廣為流傳，同時也頗引起社會不得不思考這一問題。
69歲的付達信在北京站廣場持刀連搶兩名旅客。
與其他搶劫犯不同的是，他搶劫完了不逃跑，反而在等待被搶者喊叫，以便引警察來抓。接受審訊時，付達信要求辦案民警把罪行寫重些;當法官宣布因犯搶劫罪付達信被判決2年有期徒刑時，他竟認為判得太輕了，要求法官再好好審審。
之所以想讓法官多判幾年竟然就是為了在監獄養老！
近期在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關於城鎮養老保險的新政策，使得城鎮居民的在養老保險問題上有減輕了負擔，養老保險隨人異地使用更增加了靈活性，方便了城鎮居民。但是我們在千方百計通過政策解決城鎮居民的同時，誰來關心農民的養老問題呢？
農民仍然占我國人口的多數比例。農民問題仍然是基礎性的問題。近幾年尤其是本屆政府每年都會出台一系列惠農政策，但是在農村保障性社會體繫上的突入還是遠遠不高。就拿現如今的政策來講，農民和城鎮居民所享受的待遇是不平等的。
一、城鎮居民在養老問題上可以退休，退休後可以領取養老金、退休金，但是作為農民就沒有社會保障。他們只能靠兒女和自己的積蓄來度過晚年。有人說農民不是有地嗎，可是當農民面臨養老問題是有幾個人還有能力種地呢，再說城裡人在60以後就可以退休了，而農民呢，在60歲之後還要靠自己的勞動來養活自己，這也是不公平的？這也不難理解農民在傳宗接代非要男孩這個思想難以轉變的原因了。
二、政府對城鎮低保居民有低保救助，按現在的標准每月最低也在500元左右，一年也有幾千元的生活保障。但是農民確基本是屬於空白的，就是有極個別的有低保的，也是受益於政府做做樣子的偶然行為。就像此事件中的當事人一樣，申請了救助但是一年才600元錢，一年哪，一天平均下來還不到1.6元，怎麼能夠生活下去呢
三、之所以有此事件的發生，再次說明政府的信訪機制存在很大的問題，目前有數據顯示基本90%以上的民生問題無法通過信訪反饋，就是反饋了也因為政府的不作為或作為不及時也最終導致這類問題的激化。長期以來使得人們知道不通過一種過激的方式不會引起政府高層的重視，就像現在我們經常在各類媒體上看到的農民工只要一跳樓才能要回工錢一樣，這也是導致目前地方政府公信力下降的原因，也會導致出現這樣那樣極端的社會問題。此事件當事人在會打擊這是就明確想通過此事讓政府知道向他這類目前農民的處境並得到重視。
幾千年來中國農民過著很容易滿足的生活，就是豐衣足食。生存問題是最基本的問題。解決農民的問題是一個體系的問題，單純的提高農民的收益或解決某一個方面的問題，更主要的是不能只畫餅給農民兄弟，更要把這些惠農措施落到實處，確實讓農民受益。
要徹底解決農民的後顧之憂才是根本的之路。
③ 教育畢業論文 新型農村養老保障模式的基本架構
長期以來，中國鄉村不斷依託傳統的家庭養老方式停止養老，鄉村老年人養老保證是中華文化的傳統，但僅僅是一種非正軌制度，而不是一種正軌制度。變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我國開端在經濟相對興旺的地域停止鄉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變革探究。1991年民政部在山東煙台停止鄉村社會養老保險變革試點，並在試點根底上制定出台了《縣級鄉村社會養老保險根本計劃》，肯定了鄉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一些根本准繩，隨後在全國各地鋪開變革試點。鄉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工作是在我國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分離的制度框架下停止的，但是，由於受經濟開展程度、制度文化條件、社會習氣等方面的限制，變革試點的效果並不理想。到1998年，全國僅有2123個縣、65%的鄉鎮展開了鄉村社會養老保險，參與人數只要8025萬人，參保人數的總體掩蓋率缺乏鄉村人口的10%，而且掩蓋率在近年還有降落趨向。以雲南省為例，「十五」期間的前三年，累計參保人數分別為136萬人、136. 8萬人、133. 21萬人，年增長率分別是0. 7 %、0. 6%、一2. 6%，這些數據標明:2001, 2002年參保人數有小幅增長，闡明只要局部農民新參保，2003年個別縣區清退了3. 87萬人的養老保險基金，呈現了負增長。顯而易見，推行鄉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變革的難度非常宏大。 在全面建立小康社會，加速推進現代化建立的前提下，妥善處理中國鄉村養老保證問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曾經顯而易見。但是，我們以為，當前我國養老保證制度變革存在一個值得深思的共性問題，即從城鎮到鄉村都不斷試圖直接自創外國的經歷和形式，簡單的運用「拿來主義」方法，以至是採用直接「套用」方式。這種做法不契合我國養老保證制度創新的制度文化條件，呈現「水土不服」，使變革成為「嵌人型」的形式，表現出兩個套用:(1)城鎮社會養老保證制度變革單純套用國外形式。從世界范圍來看，社會根本養老保險制度普通分為兩類，一類是社會統籌，另一類是個人帳戶。前者主要是興旺國度採用，後者主要是新加坡和智利等國採用。我國試圖把兩者分離起來實行「統帳分離」形式。 www.hdfinf.com 醫療分類信息這無疑是一種創新，但是也有單純套用國外形式之嫌。(2)鄉村養老保證制度變革又想套用現行城鎮養老保證變革的形式，從而把鄉村養老保證簡單化為鼎力推進「鄉村社會養老保險」。社會各界對鄉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性質有不同見地，有的以為它是一種低程度的農民養老儲蓄積聚;有的以為是政府引導下的農民自我保證;有的以為是一種商業保險。雖然觀念不統一，但是，大局部人還是主張現行制度框架下鄉村養老保證形式的根本走向是:逐漸向擴面為主的城市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靠攏。這種根本走向在下圖A中表現為農民保證特別是失地農民和農民工(圖A中的虛線所示)直接壓向城鎮保證體系，不時增大原本就有風險的城鎮保證體系的風險度，而對地道的農民自身的養老保證問題研討不多。
④ 有關社會保障畢業論文
社會保障法律制度是當代各國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保障立法模式的研究作為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研究的一部分,顯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下面是我為大家整理的社會保障 畢業 論文，供大家參考。
社會保障畢業論文 範文 一：對我國社會保障現狀的分析及指標的分析社會保障水平是社會保障體系的關鍵要素之一，對於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與運行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適度的社會保障水平，對於國民經濟、社會和社會保障自身的發展具有積極的作用。本文將通過對我國社會保障現狀的分析及指標的分析，來評價中國當前的社會保障水平。
一、社會保障水平及指標
社會保障水平是指一定時期內一國或地區社會成員享受社會保障的高低程度。西方國家一般把社會保障總支出佔GDP的比重作為衡量社會保障水平的主要指標。其中，社會保障支出總額是指一定時期內一國或地區實際支出的各種社會保障費用總和。社會保障支出總額佔GDP的比重，集中反映了一國或地區的經濟資源用於提高居民社會保障待遇水平的程度。
判斷社會保障水平適度與否的標准不是單一的，需要考慮的因素有：社會保障制度是否保證了公民具有一定的經濟生活水平並能抵禦不可抗拒的社會風險;社會保障支出是否與國民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是否與社會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適應;社會保障結構是否與國民經濟產業布局相適應;社會保障水平是否有助於促進就業與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的形成;等等。
二、我國社會保障水平適度性分析
(一)國內學者對於我國社會保障水平的研究
長期以來，我國的社會保障實行分散化管理，社會保障水平的統計缺乏規范的指標體系，不同專家對我國社會保障水平的推算也不盡一致。以1994年為例，鄭功成教授推算該年社會保障水平為7.13%，加上其他未統計因素，社會保障水平為10%~12%;穆懷中教授的小口徑推算為5.09%，中口徑(含住宅投資)為11.53%，大口徑(含住宅投資和價格補貼)高達12.73%。根據穆懷中教授的推算，盡管我國人均GDP低於西方工業化國家20世紀60年代的水平，但我國中口徑(含住宅投資但不包括價格補貼的社會保障費用總額)的社會保障水平與它們60年代的水平並不遜色。
(二)我國社會保障水平的國際比較研究
以發達市場經濟的國家為參照，普遍認為我國目前的社會保障水平偏低。比如，1991年，瑞典、英國、美國社會保障支出佔中央財政支出的比重分別為56.4%、31.8%、28.7%。而我國2001年社會保障支出佔中央財政支出的比重僅為8.34%。
與我國人均GDP接近的國家進行比較，2002年，我國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當年社會保障支出佔GDP的比重是5.47%。而與我國人均GDP接近的國家，如玻利維亞、哈薩克、俄羅斯等國，社會保障支出佔GDP的比重依次為5.5%、8.49%、9.55%。因此，我國社會保障水平既不顯得過高，也不顯得過低。
(三)城鄉社會保障水平比較分析
由於我國長期實行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城鎮幾乎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系統，存在著類似於西方發達國家的福利制度，享受以高就業、高補貼、低收入為特徵的、相對完善的社會保障服務;而農村居民僅擁有建立在農村集體經濟基礎上的以社會救濟、“五保戶”供養和合作醫療為核心的社會保障，並未能享受到真正現代意義上的社會保障，存在著水平偏低的社會保障，一定程度上，城鎮較高水平的社會保障是以犧牲農村的保障水平為代價的。在城鄉之間，我國城鄉居民享受到的社會保障待遇差別極大。比如1994、2001年城市人均社會保障費用支出是農村的100倍多。
總的來說，對於目前我國社會保障水平適度與否的判斷，並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問題，而是過高與過低並存，存在著結構性矛盾，需要進一步改革和完善。 三、保持我國社會保障水平適度的建議
(一)正確處理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建立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這是我們 總結 了許多國家特別是福利國家的 經驗 教訓所得出的一個正確結論。但是，到底什麼樣的社會保障水平是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社會保障支出必須依賴經濟發展，但並非任何意義上的福利支出都會削弱或阻礙經濟增長。某種意義上的福利支出可能帶來經濟增長，或為經濟增長創造前提條件。目前，我國尚處於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階段，社會保障支出佔GDP的比例本來很低，加之在改革不斷深入的過程中，難免回出現失業率上升之類的問題，因此，一定時期內社會保障支出增長是應該的。建議我國在目前階段，適當增加社會保障支出佔GDP的比例，這不但會為經濟增長創造穩定的社會環境，還可能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要辨證地看待福利支出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總之，存在著這樣一種良性循環：隨著經濟發展適度增加對社會保障的投入，得大多數人創造更多的發展機會，可以贏得經濟和社會更加健康、協調、更可持續的發展。
(二)提高社會保障支出佔GDP的比重
目前我國社會保障支出佔中央財政支出的比重僅為8.34%，與發達國家相比有較大差距，這種財政支出結構是不合理的。因此，要發揮財政在籌集社會 保險 資金中的主 渠道 作用，切實調整財政支出結構，提高財政支出中社會保障支出的比重，建立穩定的財政對社會保障支出的投入機制。各級財政超收的增量除用於法定的支出外，其餘應主要用於充實社會保險基金。與此同時，要防止社會保障支出水平過高於GDP的增長，出現福利國家危機。因此，除了建立GDP對社會保障支出的正常支持機制，還要建立二者的動態彈性機制，使社會保障支出隨著GDP的增長動態變化，但處於適度區域內。
(三)加快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
當前農村要以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以及新型合作醫療制度為重點和基礎，全面推進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將社會化養老 措施 與家庭養老相結合，由政府出面理順農村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管理體制，使老年人的生活質量不斷得到提高。當然，不同地區社會保障的標准、社會保障模式也應有所不同，不能一刀切，而是要根據各地經濟發展的情況，形成層次分明，標准不同的社會保障制度。經濟發達地區保障程度高一些，欠發達地區保障程度低一些。財政要加大對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支持力度，改變以前重城市、輕農村的狀況，提高財政對農村的社會保障補助支出。
(四)改革城鎮社會保障制度
改革和完善城鎮社會保障制度，堅持“有升、有降”的方針。取消一些不合理、過高的福利項目，改革工資制度，實行工資貨幣化;改革一些壟斷性部門的福利制度，降低其社會保障水平;增加對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資金的投入，增加對城市低保戶、無勞動能力者等弱勢群體的投入，保證其過上有人格尊嚴的生活;繼續完善城鎮基本醫療、養老、失業、工傷、生育保險，保證公民能抵禦不可抗拒的社會風險。總之，把城鎮居民的社會保障水平控制到與當前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階段，既達到了保障目的，又把水平控制到一個合理適度的水平。
參考文獻
[1]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3
社會保障畢業論文範文二：有關當前農民工社會保障的新路徑研究摘要： 文章 把探索視覺轉移到解決農民工 社會 保障的新路徑—— “土地換保障”，並在 總結 當前 理論 界提出的基本思路和操作步驟上創造性地進行“土地換保障”的運行載體缺失 分析 ，引入代表農民工土地使用權的 農村 集體 經濟 組織和集體經濟組織轉制而來的股份合作社作為“土地換保障”的交易中介機構。
關鍵詞：農民工;社會保障;新路徑;土地換保障
Abstract: The exploration vision to be transferred to the social security of migrant workers to address the new path - the "land for security", in his summing up the current theory of the basic ideas put forward by the community and on steps to carry out a creative way of "land for security" to run the carrier missing Analysis of the introction of migrant workers on behalf of the land use right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nd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from the transfer of the shares of cooperatives as a "land for security" deal intermediaries.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social security; new path; land for security
前言
“十一五”規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加快城市化道路，統籌城鄉協調 發展 ，構築和諧社會，農民工群體的社會保障更成為當前急需解決的 問題 。解決好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有助於打破 中國 城鄉二元體制結構，實現城鄉協調統一，加速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發展，推進社會主義 現代 化的進程。
一、農民工社會保障的思路
在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基本思路上，當前理論界還存在著較大分歧和爭論， 目前 主要有三種思路：一種是仍然將其劃歸於農村社會保障范圍之內;一種是將其歸於城鎮社會保障范圍之列;另一種是另起爐灶，推出相對獨立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建構一種作為過渡形態的“三元社會保障模式”。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到底是歸屬城市還是回歸農村，還是創新一種新的保障機制，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
實際上農民工納入農村社會保障或納入城鎮社會保障在 實踐上都遇到很多現實阻礙。從農民工社會保障現狀分析得知，由於農民工雙重的身份性，一方面鄉鎮 財政資源的有限性和土地保障功能的虛化及農村社會保障緩慢發展，制約了農民工進入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步伐;另一方面以單位為核心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由於城市社會保障機制滯後， 企業 因為社會責任弱化導致的用工制度不規范及作為理性“經濟人”的抵觸、以及農民工較強的流動性而引起執行上的困難、農民工在經濟收入上的窘迫、自身可支配經濟資源的有限性所導致參保的理性規避等諸多原因，將農民工納入城鎮社保體系在現實可行的條件下依舊困難重重。因此除上述三種思路外還有學者沒有明確提出歸口，積極探討建立城鄉一體的社會保障體系。提議應從我國國情出發，根據農民工的特點及最迫切的利益需求，優先建立農民工工傷 保險制度和大病統籌醫療制度，構建以最低生活保障為核心的農民工社會救助機制，規范企業用工制度，建立農民工的工資保障制度，抓緊制定有關農民工社會保障方面的 法律 和法規，探索適合農民工特點的與現行的養老保險制度相銜接的農民工養老保險辦法，依照分類分層保障的原則積極穩妥地解決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最終實現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制度。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積極地尋求多種路徑來解決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成為大多學者的共識，讓社保對農民工來說不再是“鏡中月，水中花”，能真正意義分享到應有的各種社會保障。事實上“農民工力爭一隻腳踏在收益低、預期確定、保證生存起碼需求的土地保障上，另一隻腳踏在收益高些、風險大、非生存起碼需求的非農收入上”，[1]農民工在城鄉之間流動，具有雙重收入來源，存在的經濟基礎很特殊：一方面脫離了 農業生產逐漸市民化，在城市則可以在非農行業就業，另一方面，農民工與農村仍然保持著千絲萬縷的 聯系，他們在農村留有一份土地，在城市謀職的風險性以及社保的嚴重缺失等所導致返鄉的極大可能性，寧願拋荒也不願意放棄這惟一的保障，仍把土地作為最後的退路。因此，筆者認為解決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是個循環漸進的過程，上述幾種解決農民工社會保障的思路都忽視了現階段農民工怎麼從土地這個社會保障向現代社會保障系統轉換的問題 研究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研究員崔傳義認為研究這個問題是有戰略意義的，這個問題解決得好，會大大有利於農民向城鎮的轉移，有利於城市化、 工業 化的實現，有利於全面小康社會的順利建成。
二、“土地換保障”——農民工社會保障的新路徑
在《國務院關於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規定中指出，農民外出務工期間，所承包土地無力耕種的，可委託代耕或通過轉包、出租、 轉讓等形式流轉土地經營權，但不能撂荒。農民工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要堅持依法、自願、有償的原則，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強制或限制，也不得截留、扣繳或以其他方式侵佔土地流轉收益。[2]這就給流轉土地經營權進一步提供了政策依據。事實上，在國家近年出台系列減免農業賦稅及加大農業投入和農業補貼等有利於農民增收的農業政策下，許多農民工外出打工，留在家裡的土地就委託給親戚鄰友耕種或者轉包、出租給其他人代理，從中取得一筆收益，但收益不多，只是當家用補貼。對經濟收入較低的農民工來說，覺得有利可圖就將土地出租出去，錢一點是一點，總好過撂荒。那麼如何將農民工在原屬地的農地更好地利用起來，並且將社會保障聯系起來就是個難題了。國家行政學院社會保障權威專家龔維斌在“完善社會保障與和諧社會建立”的記者專訪中就提出：“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和發展既要借鑒國外的 經驗，也要立足國情，構建一個‘低保障，低水平，廣覆蓋，重實效、可持續’的社會保障機制。充分發揮政府、企業、社會在社會保障中的作用，挖掘和利用傳統社會保障資源。”這就給農民工怎麼從土地這個社會保障向現代社會保障系統轉換的問題進一步指明了方向。
提倡“土地換保障”制度的學者們都不約而同地把尋求農民工社會保障路徑的探索視覺轉移到現在農村惟一有較大增值價值和財力功能的就是土地，從開發和挖掘農村傳統的社會保障資源來尋求解決農民工社會保障困境的路徑，最終目的為建立針對農民工獨特身份和特點的社會保障制度鋪路，從而推進市民化和城鄉一體化進程。“土地換保障”通過土地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創新，填補了農村土地流轉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的空缺，成為一種切實可
行的制度安排，是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創新路徑，很好的解決了土地社會保障功能的延續，為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建立提供了啟動資金。農民工因為土地使用權的轉讓，獲得了相應的收益，從此代替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和實現從農業人口向非農業人口的轉換，逐步實現市民化，並且推進了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和規模經營發展。
三、“土地換保障”方案設計中運行載體的缺失淺析
(一)“土地換保障”方案設計中運行載體的缺失 分析
從 “土地換保障”的基本思路和操作步驟來看，“土地換保障”的實質或核心是承認農民在讓出承包土地或被徵用土地的情況下，應當獲得某種補償，並且這種補償應當被用來為其建立 社會 保障。那麼這樣一種用社會保障替代土地保障的方案設計到底有沒有充分現實依據呢，陳頤同志進行深入 研究 對農民工選擇“土地換保障”這樣一種從土地社會保障向 現代 社會保障系統轉換的方案設計進一步補充了相關依據，論證了“土地換保障”方案設計的可行性。[3]另外，曾詳炎等同志在可操作性上進一步研究，認為在這個制度安排在實際操作中需要注意一些 問題 ，如會遇到初始永佃權的定價問題，可能出現的侵佔 農業生產資金問題、土地市場評估成本問題、地區之間地價與社會保障水平不平衡問題以及土地私有化問題等，並且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相應對策。[4]然而筆者發現其中還沒有學者注意到運行載體的缺失問題，在方案設計中提出具體運作辦法時有學者認為，對放棄 農村 土地使用權的農民工，可直接參加農民工社會保障，並以農村土地使用權折算為一定年數的個人帳戶積累額，促進農民工從傳統土地保障到社會保障的平穩過渡。[5]另外有學者提出，農民工到城鎮就業或進入城鎮定居而無力耕種土地的時候，讓出其原先承包的土地，由轉包者按國家統一標准替 轉讓者繳納一定數量的 經濟 補償，使其參加相應的社會保障。當然這部分經濟補償也可先交付國家 財政，但國家必須做出相應的政策調整，承諾將這部分農民納入城市和相應的社會保障體系。[6]由此可以看出，“土地換保障”整個運行過程中交易中介機構的研究是缺失的，有的只是籠統指出由國家責任強制為其納入社會保障，有的直接由土地經營權的轉包者支付農民工參保費用。我們知道，農民工只在乎現期收入，他們參保的意識非常薄弱。對他們來說，增加他們的收入最為切實，所以他們就可能會同承包者私下商量好將社會保障的提取費用直接轉化為貨幣經濟補償，這就要求國家賦予有關監督機制的制約。而如果設立國家的監督機關來監督承包者從轉讓農民工土地使用權獲益中提取農民工社會保障費用的行為，則加大了“土地換保障”制度的成本支付，這就提出了在實行“土地換保障”方案中其運作載體的缺失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
(二)“土地換保障”的運行載體——農村集體經濟 組織及由集體經濟組織轉制而來的股份合作社
根據孫雷、陳波羽中的研究，他們在針對失地農民設計的“土地換保障的邏輯框架” 中指出失地農民通過放棄土地使用權獲得經濟補償後，一部分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為失地農民辦理養老、醫療、失業等 保險，一部分作為失地農民的貨幣收入，成為市場人的物質基礎，另一部分則用作對失地農民的培訓，使得他們具備向非農產業轉移的基本技能。可見這里代表耕地所有權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則成為交易的中介機構，作為失地農民與征地方交易的中間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通過被徵用耕地的交易獲得的收益，用來支持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村居民的生活條件。[7]由此可以推廣到 “土地換保障”中針對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建立，引入代表農民工土地使用權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作為交易中介機構。這個思路也符合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既要有黨和國家的強力推動，更需要發揮農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的政策精神 。另外筆者認為為避免由村集體包辦，應與現行的 中國 行政機構體制改革和農村基層組織建設以及正在農村推行村務公開的民主 管理制度相配套，特別是農村集體組織從農民工土地轉讓費當中用於社會保障的費用提取應該向村民公開，通過這樣的方式讓農民更多地參與和監督村裡的事務。保證集體經濟組織運行應有的效率與公正。
而原有農村社區集體經濟產權模糊、人格化的出資者主體缺失、決策獨斷、監督不善、分配隨意等種種制度性缺陷直接 影響 到保護集體經濟組織及成員利益，研究表明迫切需要從產權制度改革上破除。現階段農村社區集體經濟產權制度改革以村、組為對象，在制度安排上多採取股份合作制的形式。從轉制後的組織形式看，其定位不同，既有股份合作制 企業 ，也有股份制公司，以及股份合作社。有學者進一步研究，現階段集體經濟組織產權制度改革的定位，以及轉制後的實際功能和作用都與政府行為有直接關聯。兩者要在今後的改革和 發展 中相互調適。其中第一條指出轉制後的組織功能就與社區成員的社會保障管理有關，是按照公共產品供給非歧視性原則，對於集體資產所有者的社會保障成本，政府應給予一定的扶持，並全額承擔“城中村”或“村改居”成員的社會保障費用。[8]另外深入到股份合作制中土地股份合作的研究，土地股份合作的形成是在村委的引導下若干農民自願組織，組成合作社，農民將自己的土地使用權向合作社入股，由合作社統一經營和管理，實行“土地入股，集約經營，獨立核算，按股分紅”。其股份合作社在年底取得的收入扣除必要的成本費用後按股分紅，同時合作社按每股每年提取風險基金和發展基金。農民工進城務工，也可以通過股份合作形式將自己在原屬地的土地使用權向合作社入股，這樣一來他們對土地的承包經營權不僅長期不變，而且還有股權收益，吃了“定心丸”，也 自然 安心進城從事二、三產業。[9]將上述兩個研究成果結合起來研究，筆者認為可以按照“土地換保障”的思路，通過由集體經濟組織轉制而來的股份合作社在土地與農民工的現代社會保障兩者之間架起聯結通道，股份合作社在農民工向合作社入股期間在按每股每年強制提取風險基金和發展基金的基礎上強制提取一部分基金作為農民工建立現代社會保障的啟動資金，保證其進城後最基本的社會保障。
當然，由於中國各地經濟水平不一，這種股份合作的土地流轉形式主要出現經濟較為發達，大部分農民已轉移到從事非農產業的沿海地區和發達內陸地區，如廣東、江浙、遼寧、山東、湖南等地。而
廣大中、西部貧困地區由於受到地域、經濟水平等因素制約了土地的流轉，也就很難形成土地股份合作這樣一種土地規模經營方式。因此在考慮原屬地在較為貧困，並且零星分散的小規模經營比較嚴重的中、西部地區的農民工在實施“土地換保障”中架構其運行載體時，筆者認為有待於政府(下轉第24頁)(上接第22頁)大力扶持農村經濟合作組織的發展，並且政府在其介入的作用成分相對發達地區對股份合作社要多一些， 值得我們更深入研究。
參考 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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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產權制度改革課題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產權制度改革研究.
⑤ 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研究6000字論文一篇
論文摘要：建立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讓廣大農民群眾共享改革開放成果，是一件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大事。文章就廣西建立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緊迫性、存在問題進行了分析，並提出若干思考。
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強調，要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立足我國農村發展實際，構建有中國特色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2009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指出:「抓緊制定指導性意見，建立個人繳費、集體補助、國家補貼的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2009年9月1日，國務院印發《關於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國發[2009]32號)，決定從2009年起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以下簡稱新農保)試點。 2010年元月，廣西出台《廣西壯族自治區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工作實施方案》(以下簡稱《方案》)，將在2020年前基本實現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簡稱新農保)的全覆蓋，逐步為廣西農村老人繫上社會養老保險的「安全帶」，從而實現「老有所養」。文章擬圍繞廣西建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一些重點問題作粗淺探討。
一、廣西建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緊迫性
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新」，主要體現在變「個人繳費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予以政策支持」為「個人繳費、集體補助、政府補貼」的多元化籌資機制，它要求一是從農村實際出發，低水平起步，籌資和待遇標准要與經濟發展及各方面承受力相適應;二是個人、集體、政府合理分擔責任，權利與義務相適應;三是政府引導和農民自願相結合，引導農民普遍參保。這是一種新的資金分擔機制，突破了我國長期以來因財政力量不足而不直接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給予資金支持的傳統。建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確保農村居民基本生活，推動農村減貧和逐步縮小城鄉差距，維護農村社會穩定意義重大，同時對於改善心理預期，促進消費，拉動內需也具有重要意義。
(一)建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條件已基本具備
1.老齡化時代正向我們邁來。世界老齡化趨勢正在加快腳步，聯合國近期公布的一份報告指出，目前全球平均每9個人當中就有1個人的年齡超過60歲。預計至2045年，全世界60歲以上老年人口數量將首次超過14歲以下青少年人數，到2050年，老年人口比例將升至2200。目前，我國人口老齡化加劇，我國於1999年進人老齡化，到2008年底，老年人口達1. 6億，占人口總數的12%。根據預測，2014年達2億，2026年達3億，2037年達4億，2051年達到峰值4. 37億，佔31%，屆時將近3個人中就有1個是老年人。隨著城鎮化、工業化進程的推進，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更高，農民養老保障問題日益突出。
2.我國整體經濟處於快速發展時期，已具備進行國民收人再分配的能力和手段。建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是國民收人再分配，國家財政給達到年齡的農村老年人發放基礎養老金將直接增加農民收人，讓農村人口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有效地促進農村社會和諧發展。
3.農村經濟日益發展，農民收人快速增長，城鄉差別正在縮小，農民權益保護意識不斷強化，參保意識不斷增強。發達地區農村、城鎮近郊農村和不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高的部分鄉村，經濟實力逐步強大，基本具備了建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條件。
(二)廣西農村人口老齡化現象日益嚴重，養老問題凸顯
廣西是一個經濟後發達地區，又是典型的農業大省區、人口大省區，截至2008年底，全區有農業人口縣(區)112個，農業人口4176萬人，全區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82.7%。《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第二條明確規定，老年人是指60周歲以上的公民。近年來，廣西老年人口總量逐漸增長，老齡化趨勢正在加快。據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8年底，全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633萬人，約佔全區總人口的13.59%。比全國高出1. 6個百分點，且以每年3. 5%的速度遞增。其中全區60歲及以上農村老年人口617. 58萬人，約佔全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總數的97.56%。60歲及以上農村老年人口顯然占我區老年人口的主體，如果解決不好農村老年人的養老問題，將會制約廣西經濟社會的發展。隨著城鎮化、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和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持續向城市遷移，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比城市更為突出，農村養老形勢十分嚴峻。農村地區的「空殼村」和農村家庭的「空巢家庭」逐步增多，農村地區老年人的養老問題將會更加嚴峻，而傳統的農村養老保險模式和功能逐步淡化，靠傳統的道德、親情維系的家庭式養老受到了沖擊，因此，建立新型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迫在眉睫。
(三)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逐步改變、養老功能逐步弱化
據調查，當前我國有超過一億的農村老人依然靠農耕社會的「養兒防老」模式度過晚年。但現代社會的經濟基礎和文化觀念已轉型，土地和兒孫不再是唯一的、完全的生活保障;而這些身負生活重擔的子孫後輩，也無法完全可以承受這部分即將喪失勞動能力的農村老人所帶來的養老負擔。隨著改革開放的深人發展，特別是農村實行市場化改革以來，在當代農村地區，農村家庭的小型化、空巢化、代際化普遍存在，農村養老風險在不斷加大，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和養老功能已逐步弱化，面臨著嚴重挑戰:一是農民勞務收益困難，子女的贍養壓力增大;二是農村勞動力流動性增大和流動人口的異地頻繁遷移，給農村家庭贍養帶來了負面影響;三是農村地區普遍相對貧困，給家庭養老保障能力帶來困難，這些問題都需要建立一套新型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加以解決。同時，隨著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和城鎮化、工業化的加快發展，傳統的養老(個人養老、家庭養老、集體養老、土地養老保障等)等功能正在弱化。在當前傳統養老功能逐步弱化的情況下，根據國家的統一部署，結合廣西的實際情況，加快建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對於經濟後發達地區的廣西來說，就顯得更為重要和迫切
⑥ 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農村養老問題研究
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農村養老問題研究
摘要： 十九大報告指出、農業農村問題是國計民生的根本問題。實現鄉村振興必須把「空巢老人」問題作為黨的工作重心。農村養老服務是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關系著千家萬戶的幸福，同時也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保障。本文通過對現階段農村養老情況進行分析，發現現有農村養老的模式中出現的基本問題、同時提出適當的建議和意見，探尋出一條適合現階段農村養老發展的新路徑。
關鍵詞： 農村老年人；生活狀況；鄉村振興農村養老措施及建議
一、調查背景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已達2.64億人，占總人口的18.7%。預計「十四五」時期，這一數字將突破3億，我國將從輕度老齡化進入中度老齡化階段。人口老齡化在我國已呈現出上升趨勢，老年人生活保障問題已成為關系國民經濟的重要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經濟急速發展、城鄉社會結構也取得了巨大轉變。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很多農村青壯年進城，剩下大批「空巢老人」留守農村。在這樣的背景下，農村的養老壓力不斷提升，農村養老問題也成為鄉村振興的一個主要短板。因此，構建一個老有所養的養老體系，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和構建社會主義社會尤為重要。
農村新型養老體系的建設， 要切實滿足老年人的需求，改變傳統單一的養老模式，充分利用鄉村各方面資源，打造以家庭養老為基礎、社區公共服務為依託、以子女養老為主體、以互助式養老為補充的新型養老模式，努力讓農村老年人在身心滿足的情況下下安享晚年。
二、當前農村老年人生活狀況概覽
（一）日常生活照料情況
調查發現，多數老年人具有較強的生活自理能力。調查中，32%的老人表示自己單獨居住或和配偶住、48%的老人和子女住、15%在養老院居住、3.2%跟孫子或孫女住、有1.8 %的老人和親戚/朋友居住。
（二）經濟來源
他們表示健在的子女中兒子有2-3個，不同住的子女中很少有同村居住的，多部分是在同一個縣里，平均1個月見一次，也有小部分子女在外地工作並定居，很少見面，基本半年或一年才能見一次。而經常來往的親戚或朋友只有2-3位。對於和子女或孫子、孫女一同居住的老年人，他們表示照顧孫子女或外孫子女的時間較長，基本每天都在照顧。
調查結果顯示，56%的農村老年人主要經濟來源為社會養老金，20%表示主要由子女供養，10%有自己的退休金或自己通過勞動獲得報酬，5.8%依靠年輕時的存的積蓄，2.3%憑借政府救助。
他們中的大多數在60歲之前，沒有從事過任何工作， 主要在家務農或外出務工，也有部分從事個體或私營經濟活動，如開小商店、到附近集市上擺攤等。
受訪中的所有老年人表示參加了社會養老保險，但都沒有參加社會保險，原因主要是太貴了，沒有經濟基礎。除和自己居住的子女去世的老人有社保等從政府獲得的補貼外，其他老人表示沒有任何補貼。
（三）日常生活主要內容
在問及父母日常生活主要內容時，多數老人選擇操持家務和干農務，佔比為71.3%。此外，選擇鍛煉身體和照顧家人的老人也比較多，分別為36.8%和36.6%。可見，操持家務及農務、鍛煉身體和照顧家人是老年人日常生活的主要內容。
當問及他們參加過什麼活動時，他們表示沒有參加過多少活動，只有維護村衛生情況、幫助鄰里、關心教育下一代等比較單一的活動。他們希望村裡組織一些娛樂活動、健康講座、老少共融親情等類似的類似的活動，以此讓自己單調的生活增添一絲光彩。
（四）智能手機及智能服務使用情況
在互聯網的普及下，智能手機等電子產品也越來越多的被老年人使用。調查數據顯示,使用智能手機的老人佔52.0%, 不過, 使用智能手機的老年人表示,他們主要還是以比較簡單的打電話、視頻聊天和看快手等為主,佔比分別達到84.7%、80.5%和71.3%;網上購物的老年人佔到五分之一;而對於操作比較復雜的網上購物、網上看病、網上學習、網上訂餐、網上打車及買票等智能服務功能,老年人 幾乎不會使用。有80%的老人表示需要智能手機培訓。
（五）精神狀態
因為缺少陪伴、感到孤獨等原因，大部分老人表示會因一些小事而煩惱，他們經常感到情緒低落，做起事來比較費勁，對未來希望度不高，只希望自己跟老伴能健康度過晚年生活。有一部分老人表示他們對以後感到害怕，害怕自己的身體出現毛病、害怕意外發生等。幾乎所有老人都表示自己睡眠不好，經常到半夜睡不著覺。有極少數老人表示他們現在過得很愉快，基本都比較孤獨。
（六）滿意度
雖然時長感到孤獨，但他們也能理解自己的兒女工作忙，因此他們表示總體來看對自己現在的生活還是比較滿意的，對自己的健康也較為滿意，能積極鍛煉身體，維持良好的健康狀況，對自己和子女的關系也表示較為滿意，他們表示能融洽相處，子女也比較孝順。
（七）健康狀況與功能
認為自己健康狀況不太良好，視力比較薄弱，看東西模糊、看不清書本、手機等一些設備上的字，甚至有部分老人患有白內障、黃斑裂變等眼部疾病。大部分老人聽力較弱，受訪中發現正常音量大小他們聽不太清楚，需要用更大音量、更慢的語速和他們進行交談。大部分老人走路基本沒困難，但也有一少部分老人因為患有風濕、關節炎等疾病，走路有點困難。
三、老年人面臨的養老問題
（一）四大困難成為老年人日常生活的主要難題 。
一是養老金少，經濟負擔重。調查中，有48.4%的老人表示目前面臨的最大生活困難是養老金少，經濟負擔重，一個月的養老金根本滿足不了日常消費。
二是無人陪伴，日常照料難。由於工作繁忙、生活節奏快，子女一方面沒有更多閑暇時間照顧老人，另一方面又常常忽視老人的心理慰藉，26.4%的老人表示父母感到孤獨，無人陪伴，23.2%表示自己目前無人照料。
三是身體不好，活動不便。調查中，有24.0%的老年人表示目前生活中面臨的最大難題是身體不好、活動不便。可見，加快社區及家庭適老化改造，增強老年人生活便利性很有必要。
四是智能服務功能使用有困難。調查中，有23.9%的受訪市民表示父母不會獨立使用智能手機的智能服務功能。隨著智慧養老的發展和越來越多生活服務由「線下」轉為「線上」，不會使用智能化服務，或者僅會使用簡單的操作，已經成為老年人不得不面對的一個難題。
（二）社區周邊養老服務功能有待完善
近年來，農村養老服務功能不斷完善。但和不斷增長的養老需求相比，仍然存在較多短板。調查中，51.7%的老人認為村子裡養老存在「服務項目少」的問題，46.3%認為存在「場地小、設施少、環境差」的問題。
四、社區養老服務需求
（一）對養老設施的需求
調查中，當向老人問及居住地周邊希望增加哪些養老設施時，衛生室、醫療康復室、健身活動場所和公共老年食堂幾類設施提及率最多。其中衛生室和康復室兩類設施需求最高，為65.1%，第二是健身活動場所和老年食堂，分別為63.5%和54.8%。除此之外，理發店等需求也比較高，在兩成以上。
（二）對服務項目的需求
調查中，當問到最希望村子周邊提供哪些養老服務項目時，48.1%的老人表示需要醫療康復護理類的服務，45.6%表示需要老年餐飲服務，對文體活動、精神關愛的需求佔比分別為41.3%和37.2%。同時，對家政服務等有需求的人群也佔到30%以上。
五、改善農村老年人生活質量的著力點
( 一)著力提高農村老年人的收入水平
解決農村養老問題的根本在於提高其收入水平。從調查數據來看,農村老年人的總體經濟狀況較差，其中主要是通過自己的勞動收入和家庭供養獲取僅有的收入，社會保障性收入和補貼性收入較少。改善農村老年人生活質量首先必須提高其經濟收入水平。
1. 增加老年人自己的經濟收入
第一，鼓勵農村老年人在身體健康狀況允許的前提下堅持僱傭或非僱傭式農業勞動，獲取相應的收入。讓老年人從事有收入的勞動,不僅可以增加自己的經濟收入，同時還能豐富老年人日常生活，並且讓身體得到一定的鍛煉。第二,提高土地收益。可以通過耕種土地獲得經濟收入;也可向他人轉讓土地,收取相應的經濟補償，多角度提高經濟收入水平。
2. 增強家庭贍養能力
不難發現，家庭養老是最優化的養老模式，家庭養老資源是最根本的、不可或缺的養老資源。因此,政府首先應該促進農村家庭整體發展,提高家庭養老力度。具體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增強家庭養老。支持鼓勵父母和子女同住或就近同村居住;以家庭為單位給與更多的經濟補貼;提供住房建造改造服務;支持養老服務人員專業性培訓等。
3. 增強政府和社會的養老支持力度
第一,適當提高農村居民基礎養老金水平,充分發揮養老保險有效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的作用。第二,投入對貧困和失能農村老年人的救助。增加對困難家庭老年人和失能老年人的補貼經費，同時將其全都納入社會救助范圍,獲得更多公益性補貼資助，進一步保障困難農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第三,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大力發展農村整體經濟。擴大農村老年人就業機會,切實增加農村老年人的勞動收入。
( 二)著力健全農村老年人的醫療保障制度
從前文數據分析不難發現，大多數老年人所面臨的最大困難是身體健康問題，年齡越大的老年人其健康狀況越不容樂觀,患慢性疾病的老年人較多,有關醫療健康的服務是農村老年人最迫切需要的。因此,需要努力使農村老年人的醫療保障制度更加健全。主要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第一,提高農村老年人的基本醫療保險水平。將常見的疾病納入醫療報銷范圍，降低老年人的看病成本。第二,增強就醫方便性。形成「上門醫療」服務,把農村老年人作為重點人群，推進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工作。
（三）完善社區養老服務功能
完善社區居家養老服務是本次調查中受訪市民最為關注的政策及措施，佔比高達60.8%，這反映了市民對於社區居家養老服務有著較大的需求和較高的期盼。
一是完善社區養老服務及設施。完善社區老年人信息庫，根據社區老年人需求，完善社區養老設施和服務項目。當前，最主要的是要增加和完善醫療護理、老年助餐、文體活動、精神關愛等需求較高的養老服務項目，以及完善社區衛生服務站和護理站、老年食堂、日間照料中心等養老設施。
二是加快社區適老化改造。加快社區適老化設施改造，增設適合老年人的無障礙設施，增強老人生活便利性，例如在老舊小區安裝電梯，針對高齡獨居、空巢失能老人安裝居室通道扶手等。
（四）加強養老專業人才培養
養老人才隊伍素質直接影響老年人的生活質量。調查中，有接近三成受老年人及村幹部認為本地社區養老存在服務不專業的問題。
一是充實專業養老服務隊伍。在非營利性養老機構和社區開發公益性的養老服務崗位，力求建立專業的、穩定的養老服務從業人員隊伍。
二是強化養老護理人員培訓。定期舉辦老齡政策和養老護理知識培訓班，加強養老護理人員技能培訓。
三是提高養老服務人員的基本工資水平。加強社會保障待遇，在養老服務、醫養結合等重點領域，制定相關優惠政策，促進養老人才隊伍穩定。
（五）幫助老年人融入智能時代
幫助老年人盡快融入智能化時代，既是家庭的責任，也是社會的責任。一要建立老年人智能設備使用培訓機制。除家庭成員承擔相應的義務外，老年大學要增設智能應用培訓課程，社區要定期開設智能設備使用培訓班，採取一對一答疑方式，消除老年人使用智能設備障礙。
二是改進智慧養老服務平台。結合老年群體特點，設計出操作更加簡便的智慧養老平台，讓老年人實實在在享受到智慧養老帶來的便利。
六、結論
調查結果顯示：操持家務、鍛煉身體等是老年人日常生活主要內容；經濟壓力大、無人陪伴等是老年人生活中面臨主要難題，老年人對養老設施和養老服務等有較大需求。要盡可能滿足老人年各方面需求、改變傳統單一的養老模式、充分利用鄉村各方面資源，打造以家庭養老為基礎、社區養老為依託、子女養老為主體的新型養老模式，讓老年人在身體與精神雙方面得到滿足，使農村養老問題進一步改善，為發展鄉村振興戰略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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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淺談農村養老模式論文
人口老齡化是中國一大基本國情,人口結構的轉型給社會養老帶來壓力與挑戰。下面是我為大家整理的農村養老模式論文，供大家參考。
農村養老模式論文範文一：淺談轉型期中國農村養老保障模式的反思與前瞻論文摘要：伴隨著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農村養老保障模式也在發生嬗變，面臨嚴峻挑戰。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從其基本價值的角度來看，應把包括農民在內的民生當作社會保障的最重要的目標，而不應該單純從改革的工具理性的角度上過分強調其經濟意義。
論文關鍵詞：轉型期;農村養老保障模式;民生保障
中國農村養老保障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它的建設與發展，一方面決定於它所依賴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面受政治、文化制度等其他社會環境的有力制約。因此，梳理農村養老保障制度變遷，明晰在社會轉型期中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所面Il缶的挑戰，探討農村養老保障模式未來趨向對保障農村老年人老有所養，實現我國農村的穩定與發展乃至和諧社會構建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轉型期中國農村養老保障模式的現狀與反思
在我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過程中，社會經濟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但隨之而來的負面影響也日益顯現。社會轉型帶來的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社會的兩極分化和社會弱勢群體的大量出現，其中占總人口約60.91%的農村養老社會保障問題變得尤為突出和緊迫。以養老支援力的來源考量。我國農民養老保障模式在社會轉型期面臨嚴峻的挑戰。
一家庭養老
農村家庭養老模式從內容上看就是由自己、家庭成員I包括子女、配偶等威親屬網路履行對老人的經濟供養、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職責。在當前綜合養老體系中，家庭養老是其中佔主流和主導地位的養老方式。據民政部統計，截止1999年6月，農村976%的老人靠家庭贍養，而依靠退休金生活、集體供養及敬老院的老人僅佔7_34%，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70%以上與後代住在一起。
在社會轉型期，家庭養老遭遇巨大挑戰，以經濟學的供求理論分析，就是供求失衡的結果。
1子女數量減少。生育率下降意味著子女數量減少，家庭戶的平均規模在縮小，而核心家庭不斷增多，家庭養老功能大大削弱。1982年到1990年兩次普查之間，家庭戶規模從4.3人/戶降到3.97人/戶，根據1995年中國l%人口抽樣調查結果，平均家庭規模降到3.7人，到第五次人口普查時，家庭平均人口僅為332人。我國農村獨生子女在大幅增長，家庭結構呈現「4～2一l」或「8—4_2一l」的趨勢，以家庭養老為主體的老年保障模式將使未來子女在養老問題上不堪重負。
2農囤對減少。伴隨著農村經濟由傳統走向現代化轉變、鄉鎮企業的發展和小城鎮的興起，農村土地的保障作用不斷降低。一是農業耕地面積減少。二是土地經營的絕對收入大幅度下降。據統計，2000年農民的人均土地收入僅為1090.67元，而同年人均生活消費現金支出為12847.4元。無法滿足最基本的生活支出。三是農業生產的比較效益—般很低。長期以來存在的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使農業生產的比較收益更低，雖然 *** 也採取有關優惠政策使農業快速發展、農民收入持續上升。但比較效益依然很低。另一方面。與同國際類產品相比無優勢可言。四是城鄉差異不斷拉大。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已經擴大到2002年的32：1，大大高於1.5：1的世界平均水平，成為世界上城鄉差距最大的國家。到2006年已達到328倍
2、老年^對養老資源的需求增加
1人口的快速老齡化，對養老需求鋤Ⅱ。人口老齡化是21世紀全球面臨的重大社會問題之一。我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農村人口占人口絕對多數的國家。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顯示，2000年，我國6s歲及以上老年人達8811萬人。占總人口的696%，同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了1.39個百分點。按照人口老齡化的國際標准，我國已進入老齡化社會。據人口專家預測，到2020年，我國農村65歲以上老年人的比例是140%一17.796。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顯示。城鎮老年人口約為3180萬人，農村則大約為5631萬人。其絕對數是城鎮的17倍;從增長速度來看，農村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快於城市。
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針對農民的正式的社會保障制度，自1992年實施以來取得了一定進展。至2034年末。全國參加農村養老保險的人數為5378萬人，全年共有205,萬農民領取了養老金，年末農村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存285億元。但就全國的總體情況來看，目前農村社會養老制度仍然處於極低的水平上，仍存在著許多有待克服的缺陷與不足，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l、保障水平低。難以滿足基本生活需要。按照民政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交費領取計算表》計算，農民每月交費2元、4元，交費』10年後每月可以領取養老金47元、94元，lS年後，每月可以領取9.9元、20元。若再考慮到利率下調、通貨膨脹、管理費等因素，農民領取的養老金更少，這點錢對農民養老來說，只是杯水車薪。、
2、制度上的可持續眭差。自從1991年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試點開始，全國各地特別是較富裕的農村地區，對推行這項制度熱睛很高。但經過幾年的發展之後，有些曾受表揚的典型地區，時隔不久卻已解體。個中緣由是，從制度的建立、撤消，到費用的籌集、運用以及保險金的發放，都不是按照嚴格的法律程式，而是按照地方 *** 制定的一些規章制度執行的，不是 *** 與農民的一種規范性、永續性契約。養老保險繳費是一個持續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過程，農民在年輕、收入較高時候繳費，在老年時收入過低、需要照顧的時候，期望能用養老金來安度晚年。但目前不具備這一過程的順利實現的必備條件。首先農民不像城市職工有穩定的收入來源，農村經濟脆弱，農民收入受氣候及市場行情影響較大，即使略有收入也難以抵消包括價格負擔在內的各種沉重的負擔，增收困難，難以保證繳費的穩定持續;其次，從基金的管理上看，許多挪用、貪污社保基金案件的發生，讓農民心懷憂慮;再次，從 *** 方面來說，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不是在法律基礎上建立的，受行政因素影響較大。
3、缺乏真正的社會性。《方案》規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資金籌集上堅持以「個人繳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給予政策扶持」的原則，這是由農村經濟發展的具體情況決定的，國家的財力有限，城市的社會保障尚且受困於資金緊張的局面，更無力顧及農村，因而資金的籌集只能依賴於集體和個人。而大多數農村集體不願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給予補助，甚至為零。農村養老費籌資變為實際上的「全部個人繳費」、過於強調個人的責任，其實質是一種帶有明顯的自我保障性質的儲蕾陸養老，根本不具備應有的「社會性」。
4、管理水平低，資金保值增值困難按現行政策規定養老保險金主要是存入銀行，由於近年來銀行利率的不斷下調，普遍存在養老金的給付承兌無法兌現的問題。而民政部向農民承諾的基金增值率129%，並按照這一水平確定給付標准。並且，《方案》沒有按照國際通行的養老保險測算模式進行保險費和養老待遇的設計，養老金一經領取終身不變，很難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經濟生活的快速變化，難以保證養老金的實際價值、老年人的購買力和生活水平不變或穩中有升，難以承擔現實及未來養老的重任。
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滿足農民需求中最基本的公共產品。是維護農民作為公民應當享有的生存權利的最起碼的要求，是一種解決農村貧困問題的補救機制，是所有現代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中必不可少的基本組成部分，是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中的最後一道「安全網」。1995年民政部在部分地區開展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試點工作。2003年全國已有l0個省份已經或正在全面推行農村低保制度。截止到同年底，有3l萬村民、176.8萬戶家庭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但保障水平普遍較低。
二、中國農村養老保障模式的未來趨向
一農村養老保障模式構建的理念
構建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模式，需要結合中國的國情、農村社會經濟的特點及未來的發展方向，對備種保障方式進行優化配置。首先，農村社會保障必須能夠保障老年農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一是滿足溫飽等基本的生理需求;二是滿足社交、文化、教育等合理的生存需求;三是能夠與其他社會成員共同分享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積極成果，享受公民待遇。其次，有利於城鄉和諧、農民與城鎮居民的和諧發展。農村穩則全域性穩。對中國未來社會穩定構成威脅最大的社會力量就是已經被邊緣化了的農民，採取適當的社會養老保障模式，積極解決農民的即期養老、未來養老難的問題，有助於城鄉居民之間的和諧乃至社會的和諧發展。最後，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從其基本價值的角度來看，應該把包括農民在內的民生當作社會保障的最重要的目標，而不應該單純從改革的工具理性的角度上過分強調其經濟意義。
二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構建的總體構想
農村應該實行與城鎮同樣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立城鄉一體化的統一模式，這是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終極目標。構建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總體構想是：立足於全面構建和諧社會的巨集偉目標、農村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國家的經濟實力這一巨集觀背景，以完善制度和規范操作為重點，從橫向上按照經濟的區域差異和農村勞動力分布的狀況，有差別、分類推進，先在經濟發達地區率先建立城鄉統一、待遇有別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後在中、西部地區相繼建立;從縱向上多元化、分層次的養老保障模式並存，即家庭養老、社會養老保險與最低生活保障多種保障並存;從步驟上循序漸進的全方位農村社會養老保障模式。在現階段，建立家庭養老為主導、以社會養老保險為目標導向、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社群養老為補充的中國特色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是目前我國農村社會的最佳選擇。
農村養老模式論文範文二：淺析轉型期中國農村養老的模式選擇論文關健詞:轉型期農村養老保障綜合型養老模式
論文摘要:我國己進人了老齡化社會，其中75%的老人又居住在農村，現實的經濟條件決定了家庭養老仍是我國農村目前主要的養老模式。但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家庭養老模式面臨著挑戰，我們需要建立新的農村綜合型養老模式。
一般來說，在正常的人生旅途中都要經歷幼年時受長輩撫養，成年時養育子女和贍養父母，老年時被子女或親屬贍養的過程。因此，無論處在什麼樣的社會，無論社會處在哪個發展階段，都會有贍養老人的問題存在，老有所養是涉及全人類的問題，任何國家都不能迴避。在我國，問題的嚴重性是預計到2020年將有2. 31億老年人，占總人口的16.0% , 2050年達4. 12億，占總人口的26.1 %，其中75%的老人都居住在農村。而且迄今為止，新的養老保障制度安排基本上局限於城市，農村的社會養老保障問題仍是一個被忽略的領域。另外，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農村舊的家庭養老模式正面臨著種種挑戰。在國家暫時沒有能力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的條件下，農村迫切需要建立一種過渡形態的養老保障模式。
一、傳統家庭養老模式存在的原因及作用
傳統的家庭養老，是指以血緣為紐帶，由家庭成員對上一輩老人提供衣、食、住、行、醫直至死亡送葬等一系列社會服務行為。由於我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傳統的家庭養老有其存在的歷史原因。
一家庭養老在我國有很長的歷史淵源
我國是個文明古國，素有尊老敬老的傳統。早在兩千多年之前，就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尊老觀點。「壽經」開宗明義就指出:「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禮記》論孝，評價更高:「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之而橫於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文」。尊老敬老被推崇為天地間最大的行為准則，成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這說明古人對孝道的崇尚。在現代社會，應當看到廣大老年人為社會進步貢獻了青春，為子女成長操勞了一生。「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年老回歸家庭之後，除了從社會得到必要的補償之外，理應受到子女經濟上的贍養、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這一切都有賴於家庭起作用。正是家庭既培養了父母子女間的親情，又體現出民族敬老愛幼的傳統美德，反映出我國社會文明的程度。
二從社會發展看，家庭養老模式為農村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決定
由於我國實行的是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農業人口多，工業發展慢，為盡快發展工業經濟，國家採取了一些「以工補農」「以農促工」的做法。如表現在農產品收購上的剪刀差。農民教育、農民醫療、農民養老等一系列社會福利措施因經濟貧乏而無法實施。這樣，農村中以家庭養老的模式，一方面適應了我國的鄉情、村情、家情，成為我國農業發展的重要社會基礎;另一方面，農村經濟發展遲緩，又難以推行新的養老模式。
三家庭養老模式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有利
在漫長的尊老敬老文化的流傳中，老年人精神愉快、心理滿足構成了老年人生活質量的最高標准。《禮記·祭義》說，養是可能的，但敬就不容易了;敬是可能的，但讓老人安逸滿足就不容易了①。子路曾因不能很好地贍養父母而內疚。孔子說，「雖然吃豆腐、喝清水，但是父母精神上滿足和偷快，就是孝了」②。孔子曾經質問子夏:「為父母勞作，讓父母吃喝，難道這就是孝嗎?」③那麼什麼是孝呢?用現代的話說，就是讓父母有較高的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為此，明代呂坤指出，「對待父母，最好的是使父母心中愉快，其次是照料父母，最差的是只照料父母卻不體諒父母的心理感受。」④對於現在絕大多數老年人來說，家庭是他們晚年的安樂窩、庇護所、一生最後的港灣，是老人感情世界的主要支援，這是任何機構和個人無法替代的。在家養老也有利於代際間進行經濟、精神、生活等方面的優勢互補，尤其是精神上的取長補短;有利於老年人從年輕人身上感受青春氣息，開拓視野，恢復生機，延年益壽;同時有利於年輕人從長輩那裡學習社會經驗，生活經驗和好的品德、作風，更好地成長、成熟。丹麥這個「福利國家」老年人自殺率高的現象有力地說明:老年人自身有錢，社會有充足的福利設施，老年人晚年生活不一定幸福。為什麼?這是因為在那個社會里老年人十分孤獨。正如1982年老齡問題維也納國際行動計劃所強調的:「家庭，不論其形式或組織方式如何，被公認為是社會的一個基本單位。世界各國越來越強烈地認識到:要改善老年人的狀況，就必須首先改善家庭環境。
二、轉型期農村傳統家庭養老模式面臨的挑戰
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正步人歷史的轉型期，這個階段的到來伴隨著農村社會經濟及家庭結構、傳統文化等前所未有的變化，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開始受到挑戰並呈弱化趨勢。
一老年人口增長迅速，家庭養老的負擔難以承受
目前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已超過9 700萬，占總人口的8. 6%，按照國際通行的標准一60歲以上的老人占總人口7%就為老年型國家，由此而知，我國已進人了老年型國家，而且進人的速度之快是世界上其他國家不可比的。據預測，今後我國老年人口將以年平均3%的速度遞增，每隔25年老年人口就要翻一番，到2030年我國老年人口將占總人口的21. 38%。而世界其他國家老年人口翻番的速度較慢，如法國老年人口翻番要115年，瑞典要85年，美國要66年，英國要45年。面對這樣一個老年人口形勢，靠家庭養老只能是杯水車薪。再加上我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農村「四二一」家庭將不斷增多，也就是說一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能要負擔四個老人和一個子女。據國家統計局公布，1999年我國每個家庭平均人口為3. 58人。家庭規模的縮小將進一步弱化家庭養老功能，而「四二一」型家庭使家庭贍養系數大大上升，子女對父輩生活的經濟負擔和照料壓力加大。
二傳統家庭倫理觀念的淡化
在傳統觀念支配下，為了家庭長遠利益，應早結婚、早生育、多生育。謝元態等在研究中指出，傳統社會里，家庭把傳宗接代視為頭等大事，不生育、無子女使家庭血緣關系不能繼續延伸，就此中斷被視為對祖宗最大的不孝。這種家庭觀念強烈地 *** 著人們的生育觀念和生育行為，促使人們形成早婚、早育、多育的習俗， *** 著人口的高增長。但在日益發達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貨幣觀念以及價值規律等對這傳統家庭和倫理道德的沖擊日趨強烈，人們對小家庭的偏好和對大家庭的淡漠成了事物發展的必然結果，依賴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來維持家庭養老已顯得力不從心。另外，伴隨工業化和城市化，農村勞動力向非農地區轉移是不可避免的。一般來說，農村勞動力轉移帶來了農村老年人與子女生活上的分離，這種分離若時間較長，會削弱父母與子女間的感情，由此帶來的是子女孝道的下降。同時，由於流出的都是青壯年勞動力，農村老年人的家庭經濟支援與生活照料將面臨困境。 三老年人的生活質量得不到保障
傳統的家庭養老是建立在傳統道德基礎上的行為，雖然我國 *** 於1996年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明文規定:「老年人養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人員應當關心和照料老年人」，家庭成員有「對老年人經濟上供養，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義務」。但是，當前農村家庭養老的現狀仍不容樂觀，老年人權益受到侵害的案例不少。在侵犯老年人權益的案件中，贍養權受到侵害所佔比例最高。得不到家庭贍養的老年人多是那些高齡、多病、無配偶、生活在農村的老人。在有法可依的情況下，家庭養老依然問題嚴重就是由於沒有比較完備且可操作的規則，沒有嚴格有效的監督。 *** 僅僅規定子女有贍養父母的義務，至於怎樣養才算盡到了義務卻沒有明確規定。事實上， *** 基本上放棄了對家庭養老進行主動監督。如果我們把法院仲裁養老糾紛案看作 *** 對家庭養老的被動監督的話，那麼，目前倒是這種簡單形式在消極地起作用，老年人的生活質量依然得不到保障。
三、建立家庭養老、社會養老、自我養老和社群養老相結合的綜合型農村養老模式
養老模式的形成不是隨心所欲的，而是由生產力發展水平、社會結構和家庭結構決定的。養老模式在各個不同的社會和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各不相同。在轉型期的現階段，我們應該建立一種家庭養老、社會養老、自我養老和社群養老相結合的綜合型農村養老模式。
1.家庭養老家庭養老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與西方國家「接力式」的代際關系父母有養育子女的責任，子女無贍養父母的責任不同，我國無論是社會制度的變遷，家庭結構的變化還是生活方式的改變，始終保持著傳統式家庭，父母有養育子女的責任，子女有贍養父母的責任，代代相傳。盡管傳統家庭養老模式存在諸多問題，但並不能否定家庭的養老價值。由於我國特別是中西部地區農村經濟欠發達，農村社會養老體系的暫時缺損，農村老人在當前和今後一段時間還將主要依靠家庭養老，我們應充分肯定和發揮家庭的養老功能。但在目前，我們應注意做好下列工作:1加強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為家庭養老提供良好的道德文化環境，子女尊老養老觀念如何，直接影響老人的養老質量。2及時處理家庭養老糾紛，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權益。目前農村兒媳當家的多，在老人與兒媳的關系中，兒媳占據主動，而法律又沒有明確規定她們的贍養義務，經常出現養老糾紛。農村基層組織通過勸解、教育加以及時處理，同時也要提醒老年人，注意與子女關系的協調。
2.社會養老社會養老是運用社會各方面的力量，主要是通過社會服務而實施的，是社會保障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老年人獨立生活的重要支柱。目前，我國的社會養老保障主要停留在商業養老保險階段。發揮商業養老保險的作用，主要是依賴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作用，但市場經濟的主體是為了追求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大化，這與社會保障制度側重子追求社會利益的制度安排存在利益沖突。因此，依靠市場經濟解決問題的作用是有限的。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盡管出現一些私營社會養老，但國家提供社會養老保障依然處於主導地位，而且私營養老保障專案統一由 *** 管理，養老保障專案的實施細節無論從資金的來源、運用方向還是保障的標准、收支的程式等等，幾乎都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因此，在允許私人、企業和社會團體投資興辦養老保險的同時，應不斷完善相關的法律制度以加強對養老保險專案的監管，而且還可以積極引導各種社會力量投人到公益性的社會養老保障中來，大力發展養老福利事業和慈善事業。
3.自我養老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家庭養老保障功能不斷弱化，要求農民個人培養和強化自我養老保障意識。一般而言，家庭中經濟資源大部分是老年人一生的財富積累，老年人不應一味地「無償」轉移給下一代，而應強化對經濟資源的控制，利用這種控制權進行自我養老保障。同時，農村經濟的發展也促進了我國農村老年人收人和生活質量的提高，為其實現自我養老保障打下了一定的基礎。據1986年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吉林大學、遼寧大學等五校人口研究所聯合對北京市、上海市、湖北省、吉林省、遼寧省三省二市所進行的老年人口抽樣調查三省兩市老年人的調查表明，鄉村老年人口經濟保障靠自己現在勞動收人維持晚年生活的比例高達30. 06%，三省兩市低齡老年人的勞動收人達25. 67%。因此，應鼓勵那些有能力的低齡老人從事種植業、養殖業、庭院經濟、飼養業、服務業、手工業、擺攤經商等。這樣就能增加自身的養老收人。另外，國家要保護和鼓勵自我養老儲蓄，比如每人有一個「養老優惠儲蓄特別賬戶」，利息隨行就市，但是不征利息稅，且在通貨膨脹時，指數化的補足利息損失，對這個存款可以設一個最低和最高限額，規定只有到老年時才可以領用，這樣，可以減輕社會和家庭的養老負擔。
4.社群養老社群是農村社會的一個基本單位，根據我國農村的情況，我們可以將一個行政村作為一個社群。在考慮農民養老時，我們應充分重視並發揮社群的作用。社群在養老中的作用應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農民養老的經濟支援，這是非常重要的，但受制於集體經濟的發展程度，要以雄厚的集體經濟為基礎。因此，農村各行政村應從社群的資源並非僅指自然資源狀況出發，以市場為導向，大力發展村辦企業和集體經濟。二是對農民養老的生活服務支援，主要解決醫療服務和生活照料。目前，我們應該逐步建立社群醫療保險和合作醫療體系，為老人提供最基本的醫療服務，為家庭養老分憂。同時，利用農村人力資源逐步建立生活料理服務。三是利用社群控制機制對家庭養老進行引導和督促，使家庭養老落到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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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社會保障專業畢業論文選什麼題目比較好
其實農民工養老保險是值得一寫的，最近國家出台了適用於農民工的養老內保險辦法，值得參容考。其他諸如大學生就業保障，醫療系統福利化改革，國際社會保障比較，都值得一寫。有關資料可以看看鄭功成教授，陳良瑾教授的書，人大學報什麼的。注意引用數據說明問題，建議看看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年鑒。
⑩ 農村養老問題論文大綱
農村養老問題直接關繫到中國農村秩序的穩定與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由於固有的道德體系的崩潰和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通過構建和不斷完善農村養老法律體系來規范農村養老已是大勢所趨，「以家庭養老為主導，強化社會養老保險、引進商業養老保險，建立多種形式並存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的價值定位既符合中國農村的實際，又有利於操作和實施。
人總是要老的，這是一種客觀的不可逆轉的趨勢。人老的直接後果就是獲得生存條件的各種能力逐漸喪失，那麼，曾經為這個社會做出過貢獻的老人們在其獲得生存的能力逐漸失去時，誰應該向老人伸出援助之手，為其提供物質和精神的幫助呢？這就是養老問題。隨著計劃生育政策在農村的實施，擁有中國大多數老年人口的農村地區將迅速出現家庭小型化的傾向。同時，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農村年輕一代道德觀念的下降等因素，都使得傳統的家庭養老形式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不難想像，在新的世紀，農村養老問題將是我國最大的社會問題之一。農村養老這個被我們迴避了半個世紀的課題，在人權制度逐漸完善、社會物質文化水平不斷提高的今天，我們已經沒有了迴避理由。
一、中國農村傳統的家庭養老的基礎分析
養兒防老是中國農村幾千年的傳統養老方式，這種以家庭作為最基本的養老模式得以長期存在的基礎是什麼？對這個問題的深層次研究將成為我們設計今天的農村養老制度的重要參考依據。
（一）家庭養老的客觀條件分析
1．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是家庭養老的前提條件
新中國建立以前的兩千多年中，中國農村一直處於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社會。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是一種不發達的經濟形態，低下的生產力將農民緊緊地束縛在一塊塊土地上而無其它謀生手段，封閉的交往形式又使農民只能依靠自身積累經驗而無其它獲取知識的途徑。於是，對土地和耕作知識的擁有就成了社會繼承與世代交替的重要內容。土地是父母的私有財產，父母退出生產領域後，並不放棄對生產資料的佔有權，子女要想獲得土地必須以贍養父母為代價。同時，子承父業是傳統農民家庭的突出特點，後代不僅由父母撫養成人，而且還從父祖那裡學會謀生的技能，繼承一定的產業和土地，這種生活上經濟上的高度依賴使得他們自覺服從父輩祖輩的制約，不敢有絲毫違抗。
父輩們靠土地生產生育，培育後代；子輩們靠土地維持生活，贍養老人，土地構成百姓們家庭養老的重要經濟來源。為了確保農民擁有土地，歷代政府實施了一系列土地分配政策，如井田制，占田制和均田制等。除了土地制度之外，政府還通過法律條文，嚴禁子孫與父母分家分財。《唐律•戶婚律》規定，「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明律》規定，「凡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立戶籍，分異財產者，杖一百。」法律之所以如此規定，其目的就是為了穩定家庭養老的經濟基礎。
2．非貨幣經濟是家庭養老的必要條件
馬克思主義認為，「隨著人類由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和後工業化社會，家庭贍養功能就慢慢脫離家庭而社會化。」（1）米特羅在《歐洲家庭史》中進一步描述道：「農民經濟是一種無貨幣經濟，以致於贍養老人只在家內是可行的，提供實物在超出一定距離時就會是不可能的，因為這需要用現金支付並用此錢購買食物，而在前工業時代，在農業地區中，這兩個都是不存在的。」（2）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幾千年來中國農村的生產力極其落後，工業化程度很低，非貨幣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始終佔有主導地位，在這種非貨幣的農業社會中，農民生產自己幾乎全部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對於每一個人來講，都要不停地生產以獲得生活資料的供給，否則便無法保障自己的生活。而事實上，每一個人都有因年老而喪失生產能力的時候，此刻要想獲得生活資料，就必須依賴於家庭其他成員的生產。很顯然，非貨幣的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決定了家庭存在的必要性，也決定了家庭養老的必然性。
（二）家庭養老的主觀條件分析
1．傳 統的孝道思想是中國農村家庭養老的內在動力
在任何年代裡，老人的贍養不僅是由當時的生產力水平決定，而且還受到建立在這種生產力基礎上的贍養觀念的制約。歷史上，我國的老年贍養是以孝為核心在家庭內部進行的，孝道思想在中國有著長久的發展歷史和深刻的社會影響。儒家認為：「孝為百行之冠、眾善之始，是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德之本也。」（3）所以儒家立教以孝為起點，「孝字上半部為老，下半部為子，有老人扶子之義。」（4）因此，孝的道德觀最初是調解長者與小輩之間關系的行為准則。但是，到了封建社會，孝被抬到了極高的地位，成為一切道德觀念和道德行為的起點，並做為封建倫理綱常的基礎。封建統治者就是用孝束縛著每個人的思想和行為，孝的原則為：「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不同」。（5）封建統治者重孝的目的是為了效忠，顯然以孝治天下，本身就包含了倫理和政治雙重意義。在封建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廣大農民總是認認真真地行孝，孝順父母的意識逐漸成為中國農村家庭養老的內在動力。
2．享受天倫之樂的本能是中國農村家庭養老的精神動力
人是社會的動物，不僅有物質上的需要，而且有精神上的需要。老人害怕孤獨，樂於和兒孫生活在一起，於是在長輩與晚輩之間形成一種強烈的群體感情，這就構成了家庭結構變化的向心力，形成一種牢固的封建家庭關系，成為一個團結的整體，具有強大的保護職能，共同保護家庭成員和財產安全。每個家庭成員都脫離不了家庭生活，更脫離不了家庭成員之間的相互依賴。而且家庭還有一定的穩定性，每個人都重家庭，輕個人，為了家庭的生存、利益和光榮，個人便可以忽略，為了維護家庭內部的和諧，個人必須各安其分，在人倫規范所界定的范圍內，將自己的社會角色演好，而個人的真實意見和感受則慎藏於角色、行為之後。於是又形成近代農民家庭的內聚性和封閉性，主觀上要求贍養老人必須在家庭內部進行。
3．政府的強力推行是中國農村家庭養老的外在動力
中國傳統社會自實施君主專制制度以來，國家權力日益集中在極少數人的手中。在「家天下」的政權模式下，統治者為了確保統治權力，努力造就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和絕對服從的心態。孝的本意是順從和「無違」，將孝擴展到政治關系方面，就形成了「以孝移忠」的思想觀念。另外，老年人是政府業績的形象代表。在傳統社會，老年人是知識和智慧的代表，更是國泰民安和國運長久的象徵。乾隆三下江南，其間五六次都有百歲「人瑞」迎駕道旁，他認為是「太和之氣」，「用征壽世」的吉兆。顯然，當老年人被賦予國運和德治的象徵意義時，家庭養老就不只是家庭的私事，而是政府的公事了。因此，歷朝歷代的政府官員都將維護家庭養老作為國家任務進行推動。政府強力推行家庭養老的標志有三：第一，有負責相關事務的中央和地方行政機構或專司其職的官員；第二，有保障家庭養老的制度和法規；第三，有維護家庭養老的思想觀念和道德。（6）中國歷史上的家庭養老是通過民政部門主管，縣級機構直管，吏部考課，監察部門分察，孝文化灌輸等逐漸納入政府行為范疇的。
二、現代社會中國農村家庭養老方式面臨的挑戰
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和社會經濟現代化以及人口流動的過程中，中國農村傳統的家庭養老開始面臨許許多多的挑戰：
（一）家庭規模縮小、核心家庭增多、家庭功能弱化。1982年到1990年兩次普查之間，家庭戶規模從4.3人／戶降到3.97人／戶，到1995年中國1%人口抽樣調查結果，平均家庭戶規模降到3.9人／戶，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平均家庭為3.44人/戶。中國的家庭結構也轉變為以核心家庭為主體的結構，1990年核心家庭占家庭總數的67.31%，其中父母與未婚子女組成的完全核心家庭佔57.81%，比1982年增長4.92個百分點。家庭戶平均規模的縮小和完全核心家庭的增多導致純老年戶不斷增加。1990年四普時城鄉合計60歲及以上老年人生活在單身戶和一代戶中所佔比例為25.6%。據1992年中國老齡科研中心對全國12個省市的一份調查，老人中一代戶的比例，城市達到41%，農村達到43%。（7）
生育率下降、子女減少和居住方式的代際分離還使得子女對老 年父母的照料產生了許多困難。子女多意味著老年人有較多的支持來源，獨生子女現象的出現使得獨生子女父母的養老變得異乎尋常的困難。總之，家庭的小型化和核心家庭的增多，使得家庭的養老功能弱化，同時居住方式的代際分離也意味著健康不佳的老年人在經濟供養之外還面臨生活不便、照料不夠、精神苦悶等問題。
（二）競爭壓力增加、人口流動加快、代際傾斜嚴重。現代社會人口流動越來越快，大量農村的年輕人進城打工。迫於崗位的競爭壓力，忙於工作和事業，使他們無暇顧及老父和老母；同時，一些青年夫婦較重視子女的教育和成長問題，有限的時間、精力和財力都向獨子或獨女傾斜，產生了「重幼輕老現象」，這對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和實際的生活質量都產生了負面影響。
（三）老年人平均壽命延長、患病率、傷殘率上升、自理能力下降。隨著農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老年人的壽命也在不斷延長。同時，隨著年齡增長（特別是超過75歲之後），老年人口健康狀況有所惡化，患病率、傷殘率會上升，自理能力下降，將更多地需要日常護理、生活照料和社會服務。這一切必將加大家庭的負擔，也必將導致年輕人消極拒養老人情緒的增加。
各種挑戰因素的結合使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開始瓦解和分化，這就是子女養老和在家養老相分離的態勢，而且子女對老年父母的照料和慰藉也不象過去傳統模式下那麼密集和經常了。這是傳統家庭養老制度在現代化沖擊下的一種變革。導致這種變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以下兩個因素在農村正在逐漸突出：第一，兩代人的居住偏好。喜歡分開過，是現代人特別是青年人的時尚，也可以說是人的現代性的一種表現。對我國14省市的一項調查表明，2/3的農村青年婚後一二年都要建立自己的小家庭。（8）在老人那一端，也有個圖清靜、少麻煩的想法。第二，家庭人口外流或外遷因素。子女不在身邊，在外地學習或工作，條件不成熟，兩代人只好分居兩地。顯然，作為家庭養老，無論是傳統模式抑或現代模式，有二個基本因素決定家庭養老的質量，一是子女的支持和關照程度，二是自身的一些因素，如經濟實力、健康狀況、人際關系。在農村，傳統孝道觀念的淡薄和老人自身經濟實力的弱小，決定了農村養老質量的下降，也決定了養老社會化在農村存在的空間正在形成。
三、當前中國農村養老的基本方式分析
現代社會，中國農村的養老方式已不再是單一的家庭養老，而是以家庭養老為主，多種養老方式並存的農村養老格局。許多新的養老方式在市場經濟的今天，正在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認真分析比較研究不同的養老方式，尋求一種適合中國農村情況的養老制度，對於農村經濟的發展將具有重要意義。
（一）家庭養老。這是當前中國農村使用最普遍的養老方式，也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之具體體現。這是一種最完美的養老方式，它所具有的優越性是任何其他養老方式都無法比擬和替代的。在現有經濟水平條件下及傳統文化模式下，家庭養老仍然是我國農村的主流養老方式。有關資料顯示：老年人口的全部經濟來源構成中，來自子女供給部分城市佔16．8%，鎮佔21．0%，縣（農村地區）佔38．1%。這說明子女供養在城鎮老年人中佔有一定地位，而在農村中則佔有重要地位。（9）
（二）集體養老。集體養老就是由集體經濟組織對年老多病、無依無靠的老人進行贍養的制度。集體養老的形式主要有五保制度和養老院制度。集體養老存在的物質基礎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管理的完善和物質的豐富，存在的心理基礎是老人社會交際的廣泛和子女對養老認識的多元化。經濟發展的不均衡性和農民意識的落後直接影響了集體養老的普及化和規模化。筆者認為集體養老只能作為農村養老的重要補充形式而不可能象有些地方官員所言成為家庭養老的替代形式。
（三）養老保險。面對農村老年人口數目的迅速增長和家庭養老的弱化，農村養老改革也加快了步伐。從1991年開始，根據國務院的決定，民政部開始有計劃有組織地組織農村社會化養老保險改革的試點。到1998年底，全國已有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2000多個縣（市、區）開展了農村養老保險改革試點，有8200多萬農民參加了養老保險。（10） 應該說，農村養老保險從無到有並初具規模，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以上數字對於8億農民來說，社會化養老保險對大部分農民來 說還是離他們較遠。由於目前我國農村地區經濟發展仍比較落後，且地區間極不平衡，差異較大，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統一的農村社會化養老保險制度與現實情況相脫離。
（四）儲蓄養老。依靠平時的積蓄用來防老，在農村仍然有一定的市場。據筆者對河南省部分農村的調查，15%的農民對養兒防老已喪失信心，他們認為只有錢財是可靠的，因而盡可能省吃儉用，節約儲蓄以備老年之用。但是，低利率、高膨脹、天文數字的醫療費以及農民收入的降低，使得儲蓄養老已失去太大價值。
四、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基礎
加快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是我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中國農民人口多，佔全國12億人口的74%，其中60歲以上的老人7285萬，占農村人口的8.2%，並且以每年3%的速度遞增。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應如何建立和完善，是整個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環節。我國「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指出：「農村養老以家庭保障為主，堅持政府引導和農民自願發展多種形式的養老保險」。2010遠景目標綱要為中國農村養老指明了方向。特別是指明了今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發展思路，那麼，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存在的基礎是什麼、是否已經成熟？能否替代家庭養老？」就成為每一個理論工作者必須關注的焦點。
根據筆者多年來對農村養老問題的研究，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存在的基礎主要有：
（一）貨幣經濟的發展
非貨幣經濟決定了交換只能在相同的時間和空間進行，從而使生產者和消費者無法分離，家庭養老成為必然。只有到了工業化的現代社會，社會化生產達到了極度發達的程度，生產單位由家庭變為工廠，家庭成員各自都是獨立的商品者，依靠參加社會化勞動而取得工資收入，即以貨幣經濟完全取代非貨幣經濟，老人才能掙脫作為生產單位的家庭的桎梏，用貨幣來購買自己喜歡的商品維持生存，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條件才算成熟。因此，由家庭養老向社會養老轉變的前提條件就是現代化的貨幣經濟的存在。哈瑞斯說：「我們正在用老年保險和醫療保險的辦法取代工業化以前孩子照看老年父母的制度。當這一過程完成之後，父母孩子之間真正的反哺關系的遺跡也將消失」。（11）可見，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他們的社會處於非貨幣經濟即農業經濟階段時同樣也是實行的家庭養老，不可用其它方式取代。
（二）農村的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形成
養老的兩個要素是物質保障和生活服務。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關鍵是解決了養老的物質基礎，但是對於一個人特別是對於一個沒有生活能力或者生活能力很低的老人來說，僅有錢是遠遠不夠的，這就必須具備相配套的生活服務體系。生活服務的提供有三個來源，第一，老人自我服務；第二，家庭成員的服務；第三，社會化服務。家庭養老之所以經久不衰，就在於家庭成員不僅提供了充足物質資料，還提供了完善的生活服務，而且親人提供的服務又是最細致入微和完美周到的。因此，不管將來社會養老保險多麼發達，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家庭養老都是其重要組成部分。然而，老人自理能力的降低和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就使得社會化生活服務成為影響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一個關鍵因素。筆者在調查中發現，一個村的經濟發達程度、社會化服務程度、對社會養老保險的認可程度是完全成正比的。據《經濟日報》記者王培楠報道，2001年初，廣東省東莞市率先覆蓋全社會的農村農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開始正式運作。全市參保農民76萬，16. 2萬符合退休年齡的農村老人領取了首筆養老保險金。這意味著，從2001年起，東莞所有20歲至60歲的男性農民、20歲至55歲的女性農民，將全部進人「社會養老保險的安全網」中。廣東省東莞市之所以率先實施覆蓋全社會的農村農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就在於小小的東莞2000年的財政收入總額已達103. 56億元，市、鎮、村三級公有資產已達1168億元，凈資產652億元；就在於每一個村的第三產業都有了長足的發展，社會化生活服務水平已大大提高。
（三）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完善
我國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起步較晚，許多地方現在還處於摸索階段，國外沒有現成的模式 供使用，國內沒有完善的法律作依據，操作的時候難免有種種不盡人意的地方，不當的管理和不周到的服務都會影響農村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信心。「受管理體制改革、利息持續下調及政策變動等因素的影響，2000年中國大部分地區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事業，出現了參保人數下降、基金運行難度加大等方面的困難，一些地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甚至陷入停頓狀態」。（12）
從國外成功經驗來看，養老保險制度越完善、服務越到位，投保者的熱情就越高，保險基金也就越充足；反之，越沒錢，服務就越無法提高，投保者越沒有熱情，保險基金就越不充足，周而復始，形成惡性循環。
四、當前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實施的現狀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我國起步較晚，制度也不完善，再加上農民素質、社會心理、東方文化、社會化服務水平、農民對保險制度的信任度、非貨幣經濟等等因素的影響，與城市職工養老保險相比，狀況很不如意。盡管到1998年底，全國已有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2000多個縣（市、區）開展了農村養老保險改革試點，有8200多萬農民參加了養老保險。但以上數字對於8億農民來說，社會化養老保險對大部分農民來說還是離他們較遠。從目前農民繳費的情況看，人均繳費不到150元錢，根據他們的繳費額，幾十年後，平均每人每月拿不到幾元錢（相對於目前收入和消費水平）的養老保險金，根本達不到保險的目的。
但是，我們也不能不承認，隨著農村經濟情況的好轉，部分參與社會保險並最終獲得部分社會經濟來源的條件已經產生：第一，除極少數未脫貧的地區之外，中國農民已經過上了溫飽生活，很多農民已經在向小康生活水平邁進，具有了一定參加社會保險的經濟承受能力。經濟較發達的浙江省杭州地區農民，開展養老保險的鄉鎮覆蓋率已達到95%，一些富裕的年邁農民通過一次性交納幾千元養老基金，已開始按月50元、60元不等數額領取養老保險金（13）。第二，隨著全國保險業務的發展，社會影響的擴大，計劃生育政策手段的強化等等，農民參加保險的觀念不斷增強。他們開始理解到了參加社會保險對自身利益的保障作用，自覺性不斷提高。上海市早在1984年即順應農民需要而推出了《農村養老保險暫行辦法》，山東煙台從1989年開始，大膽地進行農村社會保險體制的改革，取得了極好的社會效果。
這種喜憂參半的現狀是和我國的基本國情完全一致的。我國的農村人口多、生產力水平低、經濟發展差距大，因而在養老問題上，各地情況差別很大，有些地方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已全面覆蓋，如東莞、溫州以及山東的一些地方，而有些貧困地區，連一般的保費還無法收齊。由於目前我國農村地區經濟發展仍比較落後，且地區間極不平衡，差異較大，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統一的農村社會化養老保險制度與現實情況相脫離。因此，在現有經濟水平條件下及傳統文化模式下，家庭養老仍然是我國農村老年人的主要方式。
五、解決我國農村養老的方式選擇及立法的價值取向
根據當前中國農村的經濟發展水平、傳統文化模式、社會化服務狀況以及養老的實際情況，筆者認為家庭養老仍然是中國農村中的主要養老方式，只不過這種家庭養老已不再是傳統的家庭養老，而是以家庭作為養老的載體輔助於多種養老方式的農村養老模式。可以這樣說，不管今後農村養老如何改革，家庭作為養老載體的地位是其他養老方式無法替代的。因此對於家庭養老中存在的問題及困難，我們應給予高度的重視，切不可以偏概全，隨意放棄對家庭養老的研究和規范，更不可武斷地認為社會養老保險能夠完全替代家庭養老。
之所以說家庭作為養老載體的地位是其他養老方式無法替代的，主要原因在於：第一，家庭養老的成本較低。同居一室，家庭成員更便於照顧老人，無需由專人脫離生產而專職對老人進行看管，既不影響生產，又不影響養老，符合帕累托效率最優原則。第二，我國養老保險的社會化程度不高。由於諸多的原因，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在農村的全面推廣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在養老保險的社會化程度還很低的情況下，家庭養老這種古老的養老方式不能隨便地減弱或放棄。第三，家庭服務業不甚發達。即使人人都參加了社會養老，年老時有一筆可觀的收入，但由於農村家庭服務業剛剛起步，從事家庭服務的人員十分有限，因而，如果沒有家庭這個養老載體， 老人們即使手中握著錢也仍然無法安度晚年。第四，思想觀念、傳統文化和生活習慣對老人養老載體選擇的影響。傳統的「子孫滿堂」觀念在農村依然根深蒂固，年老人隨著年齡的增加，對家庭的依賴性、對子孫理解的渴望會進一步強烈。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拿到保險金的老人會選擇離開自己的家人而與他人生活在一起嗎？很顯然，家庭永遠都是最理想的養老載體。但是，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人的觀念更新以及人口的流動對家庭養老造成了強烈的沖擊，單靠原有的道德、法律法規對家庭養老進行規范已不能適應形勢的需要。因此，建立完善的農村養老制度，必須將家庭養老放在重要的位置。
養老的載體與養老的內容是相輔相成的，家庭願意承擔養老責任，但沒有物質上的支持，老年人的生活仍然無法得到保障；或者相反，老年人僅有資金上的保證，但無人對其進行照顧，其生活也是難以得到滿足。所以，在鞏固原有的家庭養老模式的前提下，必須在農村強制推廣社會養老保險，使農民建立防患意識，在其年輕力壯、創造力最強時，能有少部分的儲蓄，以備年老、多病沒有生活能力時所用。
鑒於上述分析，根據我國農村的基本國情，參照「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中對農村養老的基本精神，我國農村養老立法的價值目標應該定位於：以家庭養老為主導，強化社會養老保險，引進商業養老保險，建立多種形式並存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14）
解決農村養老問題，除了加強對全社會的尊老、敬老的宣傳教育，弘揚中華民族尊老、敬老、養老的傳統美德外，在依法治國的今天，還要依靠完善法制。但是，我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部單獨的農村養老法，有關農村養老的問題散見於《婚姻法》、《老年人權益保護法》、《繼承法》、《保險法》、《民法通則》等等之中，這種分散的規定方法不僅容易造成彼此的不協調，而且影響到農村養老制度的實施。考慮到中國農村的特殊性和養老保障的復雜性，筆者認為，本著「以家庭養老為主導、強化社會養老保險、引進商業養老保險，建立多種形式並存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的農村養老立法價值取向，我國農村養老法律體系可按以下思路構築：
第一，盡快制訂農村養老基本法——《農村養老保障法》，農村養老保障法可以作為我們正在制訂中的《社會保障法》的部門法。其主要內容應當包括：農村養老的原則、農村養老的形式、農村養老的種類、農村集體養老機構及其性質、家庭養老的內容、集體養老的內容、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內容、社會養老保險機構及其性質、農村社會養老基金的籌集管理發放、法律責任等等。
第二，根據《農村養老保障法》的基本原則制訂如下部門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法》、《農村商業養老保險法》、《農村老年人權益保護法》、《農村家庭養老示範法》等等。
第三，制訂農村養老的行政法規。這一層次的農村養老保障法律規范是我國農村養老保障法律體系的重要方面，在整個農村養老保障法律體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具體應該包括：《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條例》、《農村家庭養老條例》、《農村集體養老條例》、《農村個人儲蓄養老保險辦法》、《農村養老基金管理機構條例》、《農村養老基金管理條例》、《農村養老基金管理機構稅收減免辦法》。
綜上所述，農村養老問題直接關繫到中國農村秩序的穩定與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由於固有的道德體系的崩潰和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通過構建和不斷完善農村養老法律體系來規范農村養老已是大勢所趨。「以家庭養老為主導，強化社會養老保險、引進商業養老保險，建立多種形式並存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的價值定位既符合中國農村的實際，又有利於操作和實施，相信其研究對國家今後的農村立法具有一定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