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當前農村養老存在的問題及對策分析
當前農村養老存在的問題及對策分析
當前農村養老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六安金寨縣農村養老存在以下問題：
一是家庭養老功能弱化。由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的普遍“四二一”或“四二二”家庭結構模式，以及子女舉家外出務工帶來的'“空巢”現象，特別是生活方式的轉變，子女養老意識的淡薄，削弱家庭養老功能。
二是養老機構建設滯後。鄉鎮敬老院基礎設施老化，床位短缺，缺少專業專職人員管理和建設。
三是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農村養老保險投保率低，投保周期長，農民看病難、看病貴的現象依然存在。
對於以上存在問題，該縣採取以下措施：
一是弘揚尊老、敬老、愛老的優良傳統，增強家庭養老意識。定期舉辦講座，從學校到村組，大力宣傳孝敬老人的倫理道德，樹立身邊善待老人的典型人物，對於不贍養老人，甚至虐待老人的行為給予嚴厲批評教育或移送司法機關。
二是加大財政投入，做好養老服務機構建設。全縣23個鄉鎮敬老院翻新重建工程基本完工，增加床位500多個，大大提高了集中供養能力。積極發展社區養老服務機構，現有社會化養老床位700多張，社區養老床位100張，適應了不同層次的養老服務需求。在社區開展居家養老服務試點，有84位困難老人享受由政府購買的每人每月100元居家上門服務。
三是健全綜合服務體系。五保對象住院實行全額報銷救助。對85歲以上老人按月發放高齡津貼，老人免費體檢服務由去年的65歲以上擴大到今年的60歲以上。同時為近萬名60周歲以上“三無”老人繳納了參合參保金。
;⑵ 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研究6000字論文一篇
1.選題是依據和意義： ①本文將以北京農村老年人口為背景，分析和研究北京農村養老專保險制度的現屬狀和問題，並以此提出一些建議和發展的對策。②針對北京農村養老保險的制度的完善方案對提高農村養老保險實踐工作水平有很大幫助，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對促進北京經濟發展和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完善。2.研究內容 ①在寫作過程中以北京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為中心，綜合應用所學的知識和基本技能，分析解決實際問題：對北京農村養老保險政策理論有了深刻是認識和研究。作為一名來自北京農村的學生，更有義務了解北京農民養老保險制度中存在的問題，完善北京農村養老保險的設想和建議。注意收集和整理北京農村養老保險方面的資料，完善北京農村養老保險制度.。②確定論文題目和方向，收集整理相關資料。了解北京農村養老保險的制度中問題，了解具體實例情況並加以論述。
⑶ 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問題與對策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研究綜述
來源：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 06-08-16 10:39:00 ] 作者：未知 編輯：studa20摘 要：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政策推行十多年來，在實踐上取得了豐富的經驗，在理論上也積累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對這些文獻研究的焦點問題，如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建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存在的問題、實踐中的區域差異、今後發展的對策和建議等進行整理和總結，並分析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今後的發展能起到一定的啟示和借鑒作用。
農村社會保障是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關繫到占總人口約70％的人民目前或將來的生活質量，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則是其中的關鍵內容之一。隨著老齡化浪潮洶涌而來，農村養老問題變得日益突出和緊迫。為了尋找合適的解決途徑，我國政府從80年代中期開始，探索性地建立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到目前為止，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已有10多年的歷史。這段歷史可以大體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86—1992年，為試點階段。1986年，民政部和國務院有關部委在江蘇沙洲縣召開了「全國農村基層社會保障工作座談會」。會議根據我國農村的實際情況決定因地制宜地開展農村社會保障工作。一些經濟較發達的地區成為首批試點地區。
第二階段：1992年—1998年，為推廣階段。1991年6月，原民政部農村養老辦公室制定了《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以下簡稱《基本方案》），確定了以縣為基本單位開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原則，決定1992年1月1日起在全國公布實施。此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在各地推廣開來，參保人數不斷上升，到1997年底，已有8200萬農民投保。
第三階段：1998年以後進入衰退階段。1998年政府機構改革，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由民政部門移交給勞動與社會保障部。這個階段由於多種因素的影響，全國大部分地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出現了參保人數下降、基金運行難度加大等困難，一些地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甚至陷入停頓狀態。官方對這項工作的態度也發生了動搖。1999年7月，國務院指出目前我國農村尚不具備普遍實行社會養老保險的條件，決定對已有的業務實行清理整頓，停止接受新業務，有條件的地區應逐步向商業保險過渡。
從以上幾個發展階段來看，可以說到目前為止，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實踐上是並不成功的。在理論上，這一制度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和批評。90年代以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一直是人口經濟學研究的一個熱點問題，積累了大量的文獻資料。這些文獻全面地反映了各地各時期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發展狀況、存在的問題，並提出了相關的對策。在目前這一政策面臨轉折時，對這些研究進行綜合分析，能使我們全面地總結這項工作的經驗教訓，為今後農村老年人口的社會保障工作提供參考。本文在大量查閱90年代尤其是1995年以來的文獻資料的基礎上，發現研究的焦點主要集中於以下幾個方面：
一、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現有文獻對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宏觀必要性基本上沒有異議。作為農村社會保障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建立對保障老年農民的利益，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和改革的深化，保證社會的穩定和進步都有積極意義。另外，它還有助於減輕農民「養兒防老」的思想，從而有利於計劃生育政策的貫徹執行。何承金等人的研究認為，中國西部農村人口控制的主要障礙在於社會保障體系殘缺不全，農民養老難以落實。
更多的研究從微觀經濟個體的養老需求與供給出發進行分析，認為由於農村家庭的小型化，大量青壯年農民流向城市，老年農民社會地位下降等原因造成了近年來農村家庭養老功能的逐步淡化、弱化。而土地、家庭儲蓄和農民自身的養老能力都難以擔負起老年農民的生活保障。
盡管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有必要建立，可是在我國目前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下能否建立起真正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呢？一些文獻對建立農村社會保障的約束性進行分析後指出，由於我國資金有限，而城市又處於經濟改革的中心，在資金的競爭性使用中具有優勢；而且福利國家的困境對政府的警示作用使國家不敢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投入太多，因此現階段我國尚無能力建立真正的全國范圍內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只能以局部地區的社區保障作為替代。楊翠迎、張暉等人分析了我國農民社會養老保險的經濟可行性，認為目前建立全國范圍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是不可行的，只有東部和中部一些省份才具備開展這項工作的條件，「。從世界經驗來看，馬利敏認為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及大比例的農村人口決定了現在不宜把農業家庭人口納入帳戶養老保險體系。
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存在的問題
1.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存在的諸多問題已引起許多學者的關注。這些問題中，有的是制度設計本身的缺陷；有的是在執行過程當中出現的問題。前者主要包括：
1）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缺乏社會保障應有的社會性和福利性。《基本方案》規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資金籌集上堅持以「個人繳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給予政策扶持」的原則。這樣，由於大多數集體無力或不願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給予補助，絕大多數普通農民得不到任何補貼，在這種資金籌集方式下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實際上是一種強制性儲蓄或鼓勵性儲蓄，也正因為這一點導致了不可能強制要求農民參加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但如果要使這項工作開展下去，常常需要採取強制性的行政命令，這又違背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自願性原則。因此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制度設計時就使其執行陷入了兩難境地。
2）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存在制度上的不穩定性。各地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辦法基本上都是在民政部頒布的《基本方案》的基礎上稍作修改形成的，這些辦法普遍缺乏法律效力。因此各地對這一政策的建立、撤消，保險金的籌集、運用以及養老金的發放都只是按照地方政府部門，甚至是某些長官的意願執行的，不是農民與政府的一種持久性契約，因此具有很大的不穩定性。實際上，我國政府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態度也時常發生動搖，導致了本來就心存疑慮的農民更加不願投保。這也是缺乏法律保障的結果。
3）基金保值增值困難。《基本方案》規定，「基金以縣為單位統一管理，主要以購買國家財政發行的高利率債券和存入銀行實現保值增值。」在實際運行過程中，由於缺乏合適的投資渠道、缺乏投資人才，有關部門一般都採取存入銀行的方式。但是1996年下半年以來，銀行利率不斷下調，再加上通貨膨脹等因素的影響，農村養老保險基金要保值已經相當困難，更不用說增值。這一方面造成政府的包袱加重，現已出現參保的人越多，國家賠得越多的局面。另一方面，為了使資金能夠平衡運行，國家原先承諾的養老保險帳戶的利率只好下調，造成投保人實際收益明顯低於按過去高利率計算出的養老金，使人們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信心更是大打折扣。D·蓋爾·約翰遜指出，由於中國1993—1997年的投資收益率為負，對於從1993—1997年每年投入了同等數量保金的個人來說，他們積累的基金實際價值低於他們支付出的保費（D.蓋爾·約翰遜 1999）。
4）保障水平過低。《基本方案》規定，農民交納保險費時，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分2元、4元、6元、8元……20元等10個檔次繳費。但由於農村經濟發展水平低，農民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缺乏信心等原因，大多數地區農民投保時都選擇了保費最低的2元／月的投保檔次。在不考慮通貨膨脹等因素的情況下，如果農民在繳費10年後開始領取養老金，每月可以領取4.7元，15年後每月可以領取 9.9元（王國軍2000），這點錢對農民養老來說，幾乎起不到什麼作用。如果每月投保4元、6元甚至是10元，也仍然難以起到養老保障的作用。
2.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執行過程中，也出現了不少問題，主要包括：
1）基金的管理不夠規范與完善。1998年以前全國各地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收集、保管、運營和發放全是由民政部門一家負責，缺乏有效的監督和制約。而一地的民政部門又直接受制於當地的政府。因此當政府出現資金周轉困難或有什麼建設項目缺少資金時，有時就會要求動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對這樣的要求，民政部門往往難以拒絕。因此各地擠占、挪用和非法佔用基金的情況時有發生，基金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給今後的發放工作留下了極大的隱患。
2）機構管理費用入不敷出。按照《基本方案》的規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管理機構的經費可以按所收取基金的3％來支取。但是按規定提取的管理費難以滿足開展業務的需要。有的市（縣）提取的管理費連給職工發工資也不夠，加上會議費、宣傳費等，空缺更大。值得注意的是，現在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基金的管理機構的管理費都已明確規定不從保險基金中支取了（何承金等2000），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卻仍然要靠這一渠道來解決工作經費。
3）幹部群眾在享受集體補貼方面差距過大。《基本方案》規定：「同一投保單位，投保對象平等享受集體補助。」但在全國各地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執行過程中，同一個行政村的幹部和群眾卻不平等享受集體補助。參加投保的絕大多數村和鄉鎮是補幹部，不補群眾；少數村都補的，也是幹部補得多，群眾補得少。群眾一般一年僅補助3-5元，而幹部補助少則幾百元，多則數千元，上萬元（彭希哲等1996）。這樣大的差距加劇了原本就存在的農村社會不公平，強化了農民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抵觸情緒。
4）多種形式的保險並存，形成各自為政的混亂局面（吳雲高1998）。在蘇南地區，由於農村養老保險開展得較早，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多種養老保險形式：有民政部門組織實施的，有鄉鎮合作經濟組織辦理的，有社會保障局辦理的，等等。它們各自為政，操作方法各不相同，導致了原本就「稀薄」的資金更加分散，缺乏規模效應。在其他地區，由民政部門組織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與商業保險也產生競爭，雖然競爭本身可以給投保農民帶來實惠，但由於政府的不正當干預，商業保險往往受到排擠，打亂了正常的市場秩序。
盡管存在著以上這些問題，有的研究者認為現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還不失為一種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情的解決農村老年經濟保障的重要方式。應當在現有基礎上，積極穩妥地推進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而不應全盤否定其積極作用。但有相當一部分學者對這一制度持否定態度。有人認為，「我國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存在著較為明顯的制度需求與制度供給的不平衡」（田凱 2000）；有人認為，「當前試點中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不是一個能夠擔負起農村跨世紀社會養老責任的制度，需要更有效的制度來取而代之」（馬利敏1999）；有的人甚至認為，這項舉措「存在著重大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王國軍2000）。
三、農村社會化養老的區域研究
從實踐情況來看，我國農村養老仍主要依賴於家庭養老和自我養老，社會養老保險的實行范圍還十分有限。在眾多的相關研究中，有相當部分的文獻研究不同地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實行情況。文獻表明，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推行存在著相當大的區域差異。王海江對農民參加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發現農民所在省份對其是否參加社會養老保險有顯著的解釋性（王海江，1998）。薛興利等的調查也表明集體經濟越發達、農民人均純收入越高、村領導越強的鄉鎮，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推行情況越好（薛興利等1998）。從全國來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實行情況是東部沿海地區顯著地好於中西部地區，上海、江蘇、山東等地區已達到較高的覆蓋率，而在中西部大部分地區，推行這一政策十分困難。
但幾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發展相對較好的地區，其對老年農民的保障並非完全依靠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相反，他們往往是在《基本方案》的做法之外，發展了不同方式、各有特色的社會化養老。
1.蘇南模式。蘇南農村目前的老年保障模式是一種多形式並存的局面，其基本特徵是「以家庭保障為基礎，社區保障為核心，商業性保險為補充」 （彭希哲等1996），上海市農村也基本上屬於這種類型。這種社區保障是社區范圍內統籌的制度，社區成員一般都享有類似的保障福利而不受其就業的那個企業的經營狀況的直接影響。它在資金上主要依賴於社區公共資金的投入，而社區公共資金又主要來源於鄉鎮企業的盈利。蘇南是我國鄉鎮企業較為發達的地區。因此集體有能力對社區成員的養老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彭希哲等1996）。民政部門組織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這里也有較高的覆蓋面，但在資金籌集上，蘇南模式有其獨特之處：一是集體補助所佔比例較高；二是基金籌集標准不是按照《基本方案》中的10個等級，而是被大大提高了，以適應當地的生活水平，確實保障老年農民的基本生活。比如上海嘉定區的實際操作中，個人年繳費標准分為3檔：240元、180元和120元。企業繳費則按企業不同性質區分不同的繳費標准。農村「三資」企業，按上月農方職工工資總額的25.5％繳費；農村私營企業按上年度計稅工資標準的25.5％繳費；農村個體工商戶，戶主按上年度計稅工資標準的 10％，為本人和農民幫工繳費。
⑷ 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論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現狀,存在問題及對策研究張亞梅(雲南財貿學院成教學院,雲南昆明650101)關鍵詞: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現狀;對策摘要:我國廣大農村生產力水平仍然較低,普遍推行養老保險制度條件也不具備,轉變農村養老保險模式應從個人,集體,國家三方面入手建立農村各類人員都參加的統一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中圖分類號:咫40.67文獻標識碼:文章編號:1009—3753(200204—0113—02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主要由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社會福利,社會優撫四個部分組成.這四個部分既相互獨立,相互分工,又相互聯系,相互促進,共同構成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而社會保障的最主要內容是社會保險,對於我國這樣一個農村人口為主體的國家,農村人口的社會保險顯得尤為重要.一,農村養老保險的現狀和問題20世紀70年代中葉開始起步的中國人口老齡化到21世紀進入了高速化階段.2000年,我國60歲及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1.3億,占總人口的10%以上,我國將整體進入老齡社會.到 21世紀中葉,老年人口的數量將達到4億左右,占總人口的比重將達到25%左右.老齡化速度非常迅速.1999年末,雲南省6歲及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 419.09萬人,占總人口的10.00%;0—14歲人口1153.50萬人,占總人口的27.51%;年齡中位數27.80歲.按國際通用的年齡劃分標准,雲南省的人口類型仍屬成年型晚期向老年型的過渡階段.據預測,2008年,雲南省的老年人口將達477萬人,比重達10.47%,少兒比重 23.05%,年齡中位數30.36歲.此時,雲南人口全面進入老年型.2050年,雲南省老年人口將達1268萬人,占總人口的27.13%.雲南省的老齡化進程迅猛且老年人群規模較大,並且,未來農村人口老齡化速度將超過城市,農村養老問題亟待解決.我國農村的養老保障制度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就已實施. 農村養老一直遵循以家庭保障為主體,輔之以集體供養,群眾幫助和國家救濟的原則,使農村老年人口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農村開始實行以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形成了家庭分散經營的農業生產基本格局,原依附於集體經濟的社會保障已逐步趨於解體.農村人口社會保障的經濟來源有集體和家庭兩個部分,但都十分薄弱.首先,集體保障部分的保障能力和保障水平完全取決於集體經濟的主體——鄉鎮企業經濟效益的好壞.近年來各地鄉鎮企業普遍不景氣,企業虧損十分普遍,相當部分的企業倒閉,即使少量企業勉強支撐,也僅能維持自身的生存,農村人口社會保障的集體保障部分幾乎沒有經濟來源,特別是在那些沒有鄉鎮企業或鄉鎮企業很少的地區,集體保障部分更無任何經濟來源.農村人口社會保障的家庭保障部分不容樂觀.1999年全省農民人均純收入1437.63元,同期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每年可支配收人為6178.68元,農民家庭經濟基礎十分薄弱,能用於社會保障的資金微乎其微.在農村養老保險的社會和家庭的物質基礎日益匱乏,而老齡化步伐日益加快,農村養老問題益突出之際,必須盡快建立和完善農村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新中國成立以來就一直推行的以家庭養老為主體,集體供養,群眾幫助和國家救濟為輔助的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為農村老年人口獲得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家庭養老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贍養老人是子女義不容辭的責任.在農村,家庭養老是保障老年人生活的主要形式,其具體形式為:老年人靠自己的勞動和以往收入的積累來自養,子女供養,配偶供養和其他親屬供養,除家庭供養外,農村基層組織對無依無靠,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的"三無"老人實行"五保"即保吃,保穿,保住,保醫,保葬.我國農村家庭養老長期存在有其深厚的社會和經濟基礎.主要表現在:一,傳統文化仍然發揮著重收稿日期:2002—02— 20作者簡介:張亞梅(1957一),女,山西人,講師,主要從事會計學教學與研究.一?4?&;1.16..4大影響.中國民眾受儒家思想的長期熏陶,"孝"觀念較深,以孝道為榮,從倫理道德方面講,贍養父母是子女應盡的責任.家庭養老仍是傳統美德.二,家庭養老得到法律保障.《憲法》第49 條,《婚姻法》第5條和《老年人權益保障法》都對子女贍養父母的義務做了明確規定,家庭養老以法律的形式得到確認.三,家庭的特殊職能發揮著重要作用.家庭職能具有對成員的生活照顧和精神慰籍等重要功能.家庭養老不僅能夠使老年人得到經濟的供養,生活的照顧,而且能夠使老年人享受到天倫之樂,免除其孤獨寂寞,這是其它組織或機構所不能替代的.四,保障體系的缺失.我國現行的養老保險制度還未覆蓋農村地區,農村老年人口還未享受退休金和各種生活補貼以及免費醫療,社會未能承擔起農村老年人養老的任務.五,經濟來源匱乏.目前,我國廣大農村生產力水平仍然較低,普遍推行養老制度的條件還不具備,農村老年人口在生活上還無法脫離子女的直接供養,尤其是在他們完全喪失勞動能力之後.六,農村生產方式所起的作用.我國農村佔主導地位的是農業經濟,而且基本上是手工勞動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形式,決定了農村人口進入老年後的經濟負擔主要來自家庭.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後,家庭作為生產單位,老年人在喪失勞動能力前仍然繼續勞作以補貼家用,同時可將生產技術和經驗傳授給後代.由於深厚的社會和經濟因素,農村家庭養老仍是我國,包括我省農村養老的占絕對主導的方式,據估計, 目前家庭養老占整個農村養老保障的90%以上.除家庭養老外,農村養老還以集體供養,群眾幫助和國家救濟作為輔助.主要對無依無靠,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的"三無"老人實行保吃,保穿,保住,保醫,保葬的"五保"供養.採取兩種形式,一是集中在敬老院供養,進入敬老院的老人,由所在村社根據規定交給敬老院一定的費用,包括糧,油,蔬菜等,鄉鎮企業收入,鄉村提留和當地財政劃撥部分經費給予補貼;另一種是分散供養,由村社組織負責,由鄰里照顧.有的實行承包供養,村社組織提供給承包戶一定的供養費用,或通過給承包戶多分責任田的辦法,幫助"五保"老人
⑸ 農村養老保險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法律分析：（一）群眾思慮重，參保意願弱。一是部分年輕人剛從學校畢業，其職業身份未定，擔心此時參保，未來會面臨職業身份轉換或居住地變化而帶來的制度銜接問題。二是部分年輕人常年在外務工收入較高，對新農保政策認識不足，認為新農保養老金領取金額偏低，不足以支撐養老而不願意參保。三是大多數群眾注重眼前利益，忽視長遠利益，而新農保實施時間短，收益周期長，部分群眾仍持觀望態度，認為村裡多數老人壽命低於60周歲難以享受養老待遇，要麼等到將近60周歲再一次性補繳所有參保金額參保領取基本待遇。
（二）投保檔次低，保障水平差。目前，右江區規定繳費標准為每人每年100元至1000元、1500元、2000元共12個檔次，政府對100元至800元繳費檔次分別按每人每年30元、40元、50元、55元、60元、65元、70元、75元進行補貼，900元以上統一按80元補貼計算，繳費越高政府補貼增幅越小，待遇領取與最低檔的差別並不明顯。以連續繳費15年繳費最高的2000元和最低的100元為例，最高的是最低的20倍，但養老金領取卻只有最低（90元）的3倍，比例嚴重不協調，導致大部分群眾投保最低檔,保障水平相對較低。
（三）參保程序繁，工作任務重。一是右江區新農保繳費長期依靠鄉、村幹部入戶動員，群眾主動到社保中心繳費參保較少，一定程度上造成行政資源的浪費，也不能解決外出務工人員的繳費問題。二是右江區新農保參保第一年參保需參保人簽訂協議、提供銀行賬號，通過銀行扣款繳納參保金；續保繳費也需要通過銀行扣款，不支持現金參保，群眾習慣現金用於日常生活，在一定程度上給收繳新農保工作人員增加了難度。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 第二條 國家建立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等社會保險制度,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傷、失業、生育等情況下依法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
⑹ 有沒有關於農村養老保險問題方面的論文呀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存在的問題及完善對策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占整個人口的60％以上，農民社會保障問題已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目前我國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實踐上存在許多問題，積極推進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解決好農民的養老問題，對於完善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解決三農問題，統籌城鄉經濟社會全面協調發展，實現和諧社會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一、我國農村養老保險存在的問題
我國農村社會保險制度的探索始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86年開始，民政部根據「七五計劃」關於「抓緊研究建立農村社會保險制度，並根據各地經濟發展情況，進行試點，逐步實行」的發展目標，開始了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進行積極的探索，第二階段是1991年國務院決定農村(含鄉鎮企業)的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由民政部負責。並於1992年印發了《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試行)》，確定了「從我國農村的實際出發，以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為目的，堅持資金個人交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予以政策扶持；堅持自助為主、互濟為輔；堅持社會養老保險與家庭養老相結合；堅持農村務農、務工、經商等各類人員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一體化的方向」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並在試點的基礎上逐步推進相關工作。第三階段是1995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的民政部《關於進一步做好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意見》，為推進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事業的健康發展，全國26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相繼頒發了開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的地方性法規和文件，將這項工作提上議事日程，擺上重要位置。199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將農村社會保險管理職能劃入新組建的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實行社會保險的統一管理。農村社會保險管理機構逐步從民政部門並入勞動保障部門。從目前來看。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實踐上並不成功，許多地區沒有建立農村社會養老體系，已建立的地區也存在很多缺陷，存在著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改革和完善。
(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缺少法律保障
從整體發展過程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還缺乏法律性規定，大多是以政策、通知、會議決定等形式進行制度落實，缺乏穩定性和持續發展性。各地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辦法基本都是在1992年民政部頒布的《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的基礎上稍作修改形成的，普遍缺乏法律規定性，法律制度的欠缺給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帶來一系列問題，如保險對象不明確，保險資金來源不穩定，保險管理方面的隨意性和盲目性等，使農村養老保險具有很大的不穩定性。依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關於認真做好當前農村養老保險工作的通知》出台的地方性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專項制度，標志著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立法向專項化方向發展。如廣東省頒布了《廣東省社會養老保險實施細則》和《廣東省社會工傷保險條例實施細則》，明確規定農民輪換工應參加社會養老和工傷保險。深圳、珠海、東莞等城市還專門就外來務工人員參加社會保險，制訂了具體的實施細則和辦法。
(二)管理體制存在漏洞
社會保障制度的管理體制是一項技術性很強的工作，既有商業保險的技術難度，又有依法實施的政策難度，因而對管理水平的要求很高，由於缺乏專業人才和嚴格的管理制度，加之機構設置不健全，使養老保險基金管理上出現了很多漏洞，如由於財務統計制度的滯後性和專業金融財務人員的匱乏，無法通過財務信息了解農保基金運營的真實狀況，無法對基金運營進行有效監控。此外，不少地區的農保統計工作甚至從一開始就沒有固定的組織人員、工作流程，從來就沒有月、季、年的報表，導致相當一部分基礎數據嚴重失真，無法通過統計數字制定準確的年度工作計劃，也無法對以往的基金運營成果進行有效總結、考核。
(三)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覆蓋范圍太小，覆蓋對象有缺陷
目前中國擁有世界上數量最多的老年人口，其中75％在農村。據統計，未納入社會保障的農村人口還很多。建立社會保障網路的鄉鎮1998年僅佔全國鄉鎮總數的41％，建立社會保障基金會的村委會不到村民委員會總數的20％。基本方案中沒有體現出對留在農村的農民和進城務工的農民給予區別對待，進城務工的農民既沒被納入到農村養老保險體系中，也沒被納入到城市養老保險體系中，處於法律保護的空白地帶。
(四)農村養老難於完全依賴土地保障，但是土地對於有的農民來說仍然是重要的生產資料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提供的數據，從1978年到1998年，全國農民平均來自第一產業的收入比重由91.5％下降到了57.2％，其中純農業收入僅占總收入的42.9％。由此可見，來自土地的農業收入已難以保證農民的基本生活，以之養老更是奢望，有的農民已經擺脫土地的束縛，參與到現實的社會保障中。但是，土地對於有的農民來說仍然是很重要的生產資料。近年來農產品的價格日益下降，從土地上獲得的收益非常微薄。而且農民的承包地被大量徵用，對價是極少的土地補償費。所以完全依靠土地來養老的選擇也是不可行的。
(五)資金籌集與基金的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農保資金現有的保值增值渠道亟待拓寬
農村養老保險需求水平相對較低，許多貧困村民無法投保，而少數村、鄉幹部利用職權、巧立名目、利用公款為自己投保，養老保險成了這些人為自己謀私利的工具，影響了養老保險的運行和群眾投保的積極性。一些地區還出現了強制保險。籌集的養老保險金不能專款專用，少數地方以種種借口，擅自挪作他用，引起風險，損害被保險人的利益，最終必將影響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推行。基金的管理級別太低，不能使基金有效地保值增值。按照現行制度設計，農保基金只能存入銀行和購買國債，保險基金增值范圍太小。
二、我國農村養老保險存在問題的原因
(一)城鄉二元經濟體制是導致養老保險現狀的根本原因
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提出由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的戰略思想，在工業化的驅動下，相關制度體系逐步建立，政府通過戶口遷移，糧油供應，勞動和社會福利、教育等一系列制度安排，逐步形成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是：(1)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我國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始於1958年的戶口登記條例，它是我國二元社會結構得以形成和強化的制度保證，也成為制約城鄉協調發展的一大障礙，這種以農村和城市身份為標志的城鄉分割戶籍制度，使農村人口不能自由地向城市遷移，它是計劃經濟下的產物，與市場經濟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原則相背，二元戶籍制度直接造成並維持了城鄉居民之間過大的收入和消費差距；(2)政策主導的城市部門過度吸取農村剩餘：在工業化過程中農業部門為工業部門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建國後照搬蘇聯模式建設社會主義，實施工業化尤其是重工業優先發展，實行「挖工補農」的戰略。1953年開始實行農產品的統購統銷政策，人為實行工農產品的不等價交換，以剪刀差的形式從農村吸收資金支持工業和城市發展，造成農村的貧困和城鄉經濟的進一步拉大。
(二)農村經濟落後是導致農村養老保險現狀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由於農業本身是第一產業，創造生產力的效果沒有其他產業那麼明顯，所以國家對其管理與監督的力度不夠。另一方面，由於農業的發展主要在農村，國家的管理可能會因管理層級太多而導致管理的失靈。所以，由於農業產業的弱勢，在剛剛實行市場經濟要求大力發展經濟的時候，國家就制定了犧牲農業來發展工業的政策。國家有關研究表明，從1952年到1990年，中國農業通過稅收方式、「剪刀差」方式和儲蓄方式為工業化提供資金積累總量達11.594億元。經濟的發展也需要建設用地，而建設用地的主要來源即是對集體土地的徵用。我國的國情是人口太多，地區發展的速度快慢不一，所以，國家進行干預，規定政策為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然後帶動較為貧困的地區，政策的傾向對於農村的發展極為不利。
(三)立法的滯後，直接導致無法可依
關於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推行，只有1992年1月3日民政部公布實行的《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試行)》，國家沒有根據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及時地對法律做出調整。農村社會保險各地規定不一，沒有法律約束力，基層無法操作，農民無法可依，參保積極性也就大打折扣。
(四)管理體制沒有理順
農村社會保險工作有的仍然留在民政部門，有的已經劃歸勞動保障部門管理，造成工作脫節，管理混亂。手續繁瑣，領取不便。參加社會養老保險一般都是斷斷續續的，繳費不定時也不定額，每到符合退休條件需要辦理領取養老金手續時，要進城確認身份、年齡、繳費、時間等，農民費時費力費錢；而達到退休條件辦理退休手續後，還得進城領取養老金。這些，參保人員意見很大，從而影響了農民的參保積極性。
三、改革和完善我國的農村養老保險問題的思考
(一)基本原則
1 城鄉統籌原則。即使在城鎮化發達地區，二元結構依然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制度性痼疾，城鄉分割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障礙之一。50年來，城鄉居民之間的種種不公平福利政策和障礙待遇，使注重人本社會的中國已處於尷尬境地。建立農民養老保險制度無疑是扭轉中國失衡的城鄉居民福利制度的機會。
2 因地制宜的發展社會養老保險，強制性與自願性相結合。即應該立足於我國國情，根據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根據各地農民對社會養老保險的需求，繳費能力的不同適時、適當地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只有當地區經濟的總體實力能夠提供剩餘積累，而且從積累中提取的資金用於社會養老保險對地區的經濟發展和人們當前的生活消費沒有影響時，建立社會保險才具有可能性，在尚未解決溫飽問題時就談建立社會養老保險是不現實的。
3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體系與其他保障制度的協調發展原則。建立多層次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自我保障層次：家庭保障，體現為成年子女對老年人「反哺」；個人儲蓄，以青壯年時的個人儲蓄養老；土地保障還可以發揮其有益補充作用。政府負責層次：財政與政策支持；集體保障層次，傳統的或新型的經濟組織給予補助。逐漸從以家庭養老為主體的保障模式過渡到以社會養老保險為主體的保障模式。
4 循序漸進原則。第一，逐漸擴大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覆蓋范圍。第二，資金的籌集在現階段堅持個人交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給予財政與政策支持。今後，隨著農民收入的不斷增加，集體和國家支持的份額逐漸減少。第三，逐漸與城鎮社會養老保險體系銜接，實現城鄉統一的社會養老保險體系。第四，現階段應建立多層次的養老保障，與家庭養老等保障制度相結合，今後慢慢過渡到完全的以社會養老保險解決養老問題。
(二)具體制度建議
1 加快我國社會保障法制建設，使農村社會保障工作有法可依
(1)法律地位亟待確立。從依法行政的角度來看，一種政府行為，應當有其相應的法律依據通過立法建立和健全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這是世界各國開展社會保險工作的通行做法。經過10多年的改革探索，我國已經建立起城鎮社會保險制度的基本框架，並基本形成城鄉社會救助制度的雛形。目前正在起草的《社會保險法》等有關法律，將促進我國社會保險制度的健康發展。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越來越多的農村居民將離開土地，需要進入到社會保險體系中來。農村社會保險是我國社會保險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明確其法律地位。應當從法律上明確，不僅城鎮要建立社會保險制度，農村也可以搞社會養老保險，特別是有條件而又自願開展這項工作的地區。
(2)制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法。通過立法的形式建立、健全社會保險與社會保障制度，是世界各國的通行做法。目前學術界關於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立法模式的選擇有兩種模式設計：其一是在《社會養老保險法》中單列一章；其二是專門制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法》。根據我國的基本國情，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立法應當結合國家目前正在制定的《社會保險法》專門制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法》。第一，總則部分。對立法的依據和目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等進行詳細的規定，立法的目的要著重把農村社會養老上升到「保障農民的社會養老保險權」的高度。第二，養老保險的適用對象和范圍。應該包括非城鎮戶口的農村人口，堅持農村社會人員的養老保障的一體化，投保年齡按取得勞動收入的時間起算，一般為年滿18周歲的公民，但16至18周歲以自己的勞動為主要生活來源的也可以納入其中。第三，養老保險待遇的享受中規定享受養老保險待遇的條件、養老金的確定、領取，個人賬戶存儲額的繼承，養老保險關系的轉移；第四，養老保險基金的管理和運營應當包含基金管理機構、基金的管理、基金的解散，周轉資金的計息，基金的運營原則、增值收益：監督管理、管理費用，稅收優惠；第五，爭議的處理及法律責任中應當包括爭議裁決機構，對集體經濟組織和個人不繳、漏繳、少繳行為的處罰等內容。
(3)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完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完善《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試行)》，使其上法律體系升為國務院行政法規，制定出全國通行的行政法規。同時根據《社會保障法》建立起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法律體系。具體包括《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條例》、《農村養老基金管理條例》、《農村養老基金運營條例》、《農村養老基金運營條例》、《農村養老基金稅收減免辦法》、《農村養老保險基金監督辦法》、《農村養老保險基金彩票管理辦法》等
2 合理規劃養老資金的籌集與運作
(1)資金的籌集以及各主體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資金的籌集應負的責任。基金的籌集現階段堅持個人交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給予財政與政策支持。個人從自己收入中拿出一定的比例積累個人賬戶，以備養老。集體補助中所指的集體主要是傳統地域性的土地集體所有制組織和鄉鎮集體企業，但現在隨著農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集體產權制度的進一步改革，農民自願聯合創建的合作經濟組織已基本萌芽並呈良好發展態勢，所以集體補助部分的作用在逐步改革的過程中將逐步淡化。鄉鎮企業向股份合作制的轉軌已大面積展開，對原來鄉鎮企業財務制度不健全有一定的改善，為鄉鎮企業的創收提供了更好的條件，集體經濟組織對於農村的養老保險也應該負責。國家給予政策支持主要針對鄉鎮企業，集體提供的補助部分可以稅前列支，其次國家可以從財政中撥款，給予農村一定的補償；對於農業各稅應該予以減免，減輕農民的負擔與從土地上獲得收益的難度，另外，還可以發行農村養老保險特種國債。但是城鎮社會養老保險中存在的「隱性債務」問題也需要解決，因此要與此協調。
國家在農村養老社會保險體系建構中必須擔負的責任有三：一是政策責任。政府的重視與支持是建立該項制度的根本前提。二是財政責任。該項制度是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保證每一個農民基本生存的必然舉措，政府有義務根據國家財政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來推動其實行。三是法律責任。對農村養老保險進行立法，就是要通過法律規范和調整農村養老保險關系，加強這項立法工作非常重要，對農村以及整個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和完善都具有促進作用。
(2)健全我國的證券法律制度，保障基金的運行與保值增值的渠道。現在農民的投保積極性不是很高，提高農村養老保險基金的保值增值能力可以說是吸引農民參加養老保險的一個重要途徑。現在農村養老保險基金以縣為單位統一管理和運營的現實，不僅形成了過度分散管理帶來的不合理管理費用和基金被擠占挪用的風險，而且投資形式單一，只是儲蓄的形式或購買國家債券，增值的效果很差。國外許多國家的法律都明確規定了養老金可以用於投資股票，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可見，把農村養老資金投入證券市場是一條不可忽視的保值增值途徑，因此，必須修改《證券法》，為農村養老資金的人市營造規范，安全的投資氛圍。
(3)加強農村養老資金的監管，進一步明確養老保險的法律責任制度。我國《刑法》第273規定「挪用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情節嚴重，致使國家和人民群眾利益受到重大損害的，對直接責任人員，……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這里並沒有把農村養老資金列在其保護的范圍之內，因此，必須修改該條款，使得農村養老資金能在《刑法》刑法的保護下得到最優化的使用。
3 在管理體制方面
(1)基本政策要穩定。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方案的基本思想是：堅持低標准起步，堅持個人交納資金為主，集體補助為輔的原則，堅持以個人賬戶為主的儲備積累的保險方法，堅持自願參加與政策鼓勵相結合的政策措施，堅持社會養老保險與家庭養老保障相結合的制度。這些政策總體上看是合乎實際情況的，應當繼續堅持，並逐漸完善。國家關於農村養老保險的方針政策變化無常，不利於這項工作的開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最早提出按商業保險運行，但商業保險公司因成本高、保費難徵集而失去積極性。
(2)改變觀念，理順管理制度，我國農村養老保險的本質特徵是社會政策，而不是經濟政策，是社會保險而不是商業保險，因此不應該走純粹的商業化路子。在觀念層面，國家應確立以社會性和公平性為原則的城鄉一體化的養老保險制度建設的長遠目標，在行動層面，在該制度的制定與實施過程中，中央與地方政府應真正承擔起國家保障的社會責任，加大對農村養老保險的資金投入。應通過制度的完善明確規定集體和國家對農民養老保險的投入最低限額，並落到實處，從而確立以國家、集體為主，個人為輔的養老基金籌集模式，這是制度建立的關鍵所在。
(3)加強土地保障。土地是農民生存的根本，也是目前農民所擁有的最可靠的保障資源，因此，在我國的一些保障項目在農村不能充分的實施和發揮作用的情況下，我們應該加強土地的保障作用。首先，提高農用征地的補償水平。我國現行的征地補償基準是「按原來用途的收益」進行補償。也就是以原耕地上的農作物的收益為標准。以現在的農產品價值計算，這種補償是很少的。要提高農地徵用補償水平，必須切實從農民自身利益出發，採用按市價補償的新原則，並改革轉讓機制。使農民參與到轉讓土地的價格談判，充分行使自身權利，發揮自主性。將被征地農民納入特殊社保。被征地農民作為一種特殊的群體，政府應當在政策上給予照顧，將他們納入保障范圍，比較可行的方法是將征地補償費的一部分為農民建立社會保險，政府給與政策和資金支持，以國家信用確保失地農民享有養老保障。這種思路是目前較具操作性的農村社會養老的過渡辦法，符合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趨勢。
(4)繼續發揮家庭在養老問題上的重要作用。贍養和孝敬父母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之一，我國《憲法》和《老年人權益保護法》對贍養老人問題都有明確的規定。雖然，隨著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推行，家庭結構的變化，家庭養老保障的功能有所削弱，但是贍養老人仍是一種責任、一種美德。同時，社會經濟發展帶來的收入上的提高也為家庭養老提供了經濟基礎。此外，家庭養老還可以避免西方國家那種由於過度推進社會保障而帶來的家庭危機，從而有利於維護良好的社會道德規范，促進農村社會進步。
4 制度改革的目標
現階段實行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具有明顯的身份特徵，以是否有城鎮戶口為劃分依據，如此對待農村社會問題，顯然違背一個基本常識，因為中國政府是全民政府而不是市民政府。消除城鄉差別和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不公平待遇是發展趨勢，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是我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未來發展的必然結果。
總之，建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是一個復雜的艱難的工程，需要政府的大力的扶持，也需要農民自身的努力，我國在幾十年的探索中已經積累了大量的經驗和教訓，也形成了一定的理論基礎，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和相關政策，這些制度中有很多是非常有價值的，但是基於有限的經濟發展條件，還不能在農村順利地實施。但是我們應該在了解現實的基礎上創造條件，加強立法和制度准備，使這項工作步入法制化、規范化的軌道，學習和借鑒各地區的成功經驗，做好准備工作，一切從解決農民的實際困難出發，深入基層切實做好信息的調研，進行可行性分析，著眼於現實，本著為農民作實事的精神，避免人力和資源的浪費。同時，我們也要幫助農民轉變思想，努力推進農村社會保障的現代化進程。
⑺ 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存在問題及對策
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現狀
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國家「七五」計劃提出，抓緊研究建立農村社會保險制度，通過試點，逐步推行。1991年6月，民政部在山東省組織了較大規模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試點工作，並於1992年制定頒發了《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在全國有條件的地區逐步推廣。該方案主要的特點是：以個人繳費為主，集體經濟有能力的情況下給農民一些補助，國家給予政策扶持；實行完全個人帳戶儲備積累的保險模式，按個人立戶記帳建檔，個人帳戶利息分段計息，參保農民達到規定的領取年齡時（一般為60周歲），根據個人賬戶基金積累的總金額和平均分攤年限計算給付標准，按月發放養老金，保證期為十年。
199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將此項職能由民政部主管劃歸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主管，1999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下文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進行清理、整頓，要求「停止接受新業務、不再擴大工作范圍。對經濟欠發達、農保基礎工作較弱、沒形成規模的地區，停止農保工作，由地方政府負責做好清退善後工作；對於尚未開展的地區不再開展農保工作」。當前農村養老保險陷入停頓不前的困境，成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和諧社會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到2005年底，全國共有1800多個縣不同程度開展此項工作，5400多萬農民參保，積累保險基金300多億元，有200多萬農民開始領取養老金；2006年末蕪湖市農業人口1573493人，參保人員109720人，參保率6.97％，領取養老金人數505人。從資料反映當前農村養老保險的覆蓋面小參保率低、享受社會養老人數極少，難以起到對農村人口的養老保險功能。
二、現行制度運行中存在的問題
1、農保基金籌集渠道狹窄，制度規定的籌資模式難以完全落實。該制度下農保基金籌資「以個人繳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予以政策扶持」。國家的政策扶持是「對鄉鎮企業支付的養老保險資金予以稅前列支」，集體補助也主要是來自於鄉鎮企業的資金。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是擁有較多鄉鎮企業的地區的農民比只有很少甚至沒有鄉鎮企業的地區的農民要富裕，在這種情況下，欠發達地區的農民無力繳納保險費的同時也只能得到很少甚至得不到集體補助和國家財政支持，而富裕地區的農民自身有能力繳納保費的同時又能得到集體補助和國家財政支持。顯然，這種籌資模式使得未來農村養老面臨困難的欠發達地區和沒有能力投保的貧困農民，有著較強的養老需求卻不能享受到這項利國利民的好政策，從而造成了「保富不保貧」的不公平現象。
2、基金增值方式單一。按照現行制度設計，農保基金只能存入銀行和購買國債。實際上，限於人才和資金因素，縣級農保經辦機構的選擇只有一個，那就是存銀行，運營層次低，加之銀行利率下調等導致基金保值增值困難，農保基金升值空間有限，收益對基金運營支撐能力較弱。同時把農保資金存入銀行，需要面對兩大潛在的風險：一是銀行本身存在的風險。二是銀行資金運作衍生的問題。
3、提取管理費服務費不合理，使得有限的養老基金更為捉襟見肘。根據1992年民政部制度規定：「農村社會養老事業管理機構可從收取的養老保險費中提取管理服務費，管理服務費按當年收取保險費總額的3％提取」。當前的農保基金來源主要靠農民個人繳納，集體、國家投入很少，增值空間有限，從中還要負擔經辦機構經費，勢必造成基金的資金緊張，將來給付面臨壓力。
4、個人賬戶產權不明晰，農民缺乏選擇權。 個人養老賬戶屬於農民個人所有，是農保制度所明確的。參保農民應對自己名下的賬戶資產理論上擁有絕對控制權和投資選擇權，如自主轉移，選擇投資策略和內容等。但實際的情況是，參保農民對賬戶資產的控制權極為有限。除個別特殊情況(如死亡等)外，在達到規定年齡之前，參保農民只有繳費的義務，並無實質的控制權力，也沒有投資選擇權。參保農民對其名下的賬戶資金只是「名義」上的擁有使得這種個人賬戶資產的「虛置」。現行的完全積累型的制度模式，其最大的收益群體是年輕人，而年輕人的收益時間是幾十年以後。也就是說，在一個相對較長的時期內，農民個人賬戶上的資金長期處於閑置狀態。這對生活本不富裕的參保農民來說，是很難接受的，也會大大挫傷他們參保的積極性。
5、養老保險金給付水平過低，功能發揮水平有限。按照規定，農民繳納保險費時，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按月繳納2元、4元、6元……20元等十個檔次繳費，也可一次性躉繳，由於繳費水平編低，難以起到保障基本生活的作用。從蕪湖市2006年末，縣、區領取養老金資料反映：領取養老金人數505人,月領取金額最低為0.7元，人均月領取養老金金額為33.26元，參保人員到期領取的養老金也就相當於本人當年存款和利息。而目前蕪湖市各縣、區農村月最低生活保障標准為80元—156元，在目前的生活水平下，參保人員領取的養老金，發揮的作用較低，保障水平有限，起不到養老保險功能。
三、對策及建議
200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中發[2006]1號」《關於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指出：「逐步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按照城鄉統籌發展要求，逐步加大公共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投入。探索建立與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與其他保障措施相配套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當前我國由於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和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向城鎮流動，農村人口老齡化速度在加快。農村傳統的土地保障和家庭養老的功能在弱化，一是土地收入在農民收入中的比例降低；二是家庭小型化，農村年輕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和老齡一代間經濟聯系減少，家庭的經濟資源也不再掌握在老一代手中，致使農村家庭養老的實際能力在弱化，有相當多的農村老人生活在相對貧困之中，廣大農民群眾迫切希望建立適應農村特點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因此建立一種覆蓋范圍不斷擴大、保障水平逐步提高的，保障方式多層次、資金來源多渠道的，制度法制化、管理規范化、服務社會化的比較健全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勢在必行。針對目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現狀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是進一步規范和完善現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加快出台新的農保制度。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國家的一項長期社會政策和政府實施的農民養老計劃，既不是商業保險，也不是農民負擔，屬於基本養老保險范疇。要加大財政投入，讓廣大的農民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改變「個人繳納為主、集體繳納為輔、國家給與政策扶持」籌資模式，取消從養老保險繳費中計提管理費。國家應該給與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一定的財政投入，由國家和個人共同負擔。實行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基本養老保險，國家投入一部分納入到社會統籌基金，農民個人繳費和部分國家投入全部劃入個人賬戶，國家投入要偏重於經濟欠發達地區。同時鼓勵建立由集體補助的補充養老保險和個人儲蓄式的商業養老保險。
二是制定並試行適合鄉鎮企業職工和農民工特點的養老保險辦法。具有農村土地承包權的鄉鎮企業職工可以試行個人賬戶為主、統籌調劑為輔的養老保險辦法，保險費由企業和職工雙方負擔。不具備加入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農民工和小城鎮農轉非人員可以參照鄉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辦法參保。
三是建立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險制度。認真貫徹落實《國務院關於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勞動保障部關於做好被征地農民就業培訓和社會保障工作指導意見的通知》精神，從統籌城鄉經濟社會和諧發展的高度，將被征地農民納入相應的社會保障范圍，建立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險制度所需資金，從當地政府批准提高的安置補助費和用於被征地農戶的土地補償費中按一定比例列支和抵交。建立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使他們的長遠生計有保障。
四是加大宣傳力度，增強農民社會保障意識。充分利用各種媒體、採取形式多樣的方式，宣傳農村社保的政策，提高農民的養老保險意識，使農民真正意識到社會保險是養老的可靠的保障，從而自覺、積極參保。
五是建立通道，方便農民流動續保。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農民進城務工越來越多，也有相當部分農民工進城後需要返回農村就業，為方便農民在農村與城鎮之間的流動就業，當務之急應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與城鎮養老保險之間的通道，使參加養老保險與就業同步。
⑻ 關於農村養老保障機制的論文
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綜述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佔全國人口的80%，約為9億。妥善解決廣大農村困難群眾的最低生活保障，有著重要而深遠的意義。農村地區推廣"低保"制度，體現了政府在積極承擔更多的公共職能，但相應資源需求的擴張與地方財政困境之間也呈現出尖銳的矛盾，農村"低保"任重而道遠。保障農村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已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
一、 當前農村貧困的現狀與農村低保工作存在的問題
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國家和社會為保障收入難以維持最基本生活的農村貧困人口而建立的一種社會救濟制度。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既能及時有效地保障農民群眾的基本生活權益，促進農村社會經濟穩定協調發展，也是能否盡快建立與完善農村保障制度的關鍵。
建立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意義：
1、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20世紀80年代，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確立，使農村的社會經濟狀況發生了根本變化，以集體經濟為依託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基本解體，農村傳統的以土地為基本手段的生活保障體系被削弱，農村的傳統家庭和社會關系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變化，養老、醫療問題以及部分農民的貧困問題日趨嚴重。盡管1995年民政部為了幫助農村的貧困戶解決衣食之憂，開始在部分地區開展了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試點工作，但仍難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一是實施范圍窄，覆蓋面小，相當部分貧困居民得不到救濟和補助;二是標准偏低，難以保障救助對象的基本生活;三是民政部門的救濟經費不足，根本滿足不了貧困人口的實際生活需要。所以，為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必須盡快建立起我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2、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以緩和改革中的社會矛盾。改革本身是經濟利益在全社會的重新分配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一部分人會受益，一部分人會受損;或者一部分人的受益高於另一部分人的受益。因此改革蘊含社會風險並形成對社會成員的壓力。但是，全社會每一個人對社會風險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樣的。顯然弱勢群體對社會風險的承受能力較低，當這些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受到威脅時，貧困就不僅僅是經濟問題，也可能轉化為政治問題，產生嚴重的社會矛盾。建立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助於改善農村弱勢群體和貧困群體的生活，緩和社會矛盾，為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3、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盡快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關鍵所在。農村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都必須具備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即農民只有在溫飽問題解決後才有可能投保參加，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對農村全體社會成員的最低生活的保障，不僅經濟發達地區需要，經濟欠發達地區更需要。在整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中，其它各項制度都不能直接、及時、最大限度地解決廣大農民群眾的生活困難問題，惟有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做到這點。因此，盡管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中的各項制度都很重要，都需建立起來，但相比而言，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重中之重。[1]
我國農村扶貧戰略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是20世紀80年代初解決普遍貧困的階段，把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2.5億減少到1985年的1.25億;第二是區域性的開發式扶貧階段，其目標是通過政府努力，直接投資於具體的開發性項目，從而帶動區域經濟的發展，並通過地區經濟增長，增強貧困人曰的"造血"能力，實現減貧的目標。特別是通過"八七"攻堅計劃，在上個世紀末貧困人口減少到了3000萬。在目前遺留下的2820萬貧困人口中，約1/5為五保戶，1/3強為殘疾人口，超過1/4居住在不適宜人類生存、條件惡劣的地區。這意味著，現有的農村貧困人口已經嚴重邊緣化，用傳統的區域開發的方式進行扶貧已經不能奏效。
鑒於與20世紀相比，農村貧困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首先，以普遍的增長為目標扶貧方式已經不適用於這些邊緣化的貧困人口。世界銀行的一項研究表明，雖然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減貧效果，但也擴大了收入差距，只有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人均收入增長率超過平均增長率。其次，區域性開發式扶貧的效果也日益減弱。2001-2002年年均扶貧投入分別為"八五"和"九五"時期的3.7倍和2倍，而每年減貧的效果不到這兩個時期的一半和1/3。每年人約300億元的扶貧資金主要投在592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但這些縣所覆蓋的貧困人口不到62%,
因此，針對目前的農村貧困人口，迫切需要一種比區域性扶貧戰略更加精確的瞄準機制，以及比開發性扶貧更加直接的救助方式，來幫助他們脫貧，解決他們的溫飽問題。為此，農村"低保"是最適宜的制度選擇。
農村貧困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我國的農村貧困，不單是農民收入低、縣鄉財政底子薄、農村基礎設施落後，它還包含了農民現有知識和文化的短缺、法制信息的閉塞、教育和科學的落後、衛生和保障的低下等一系列問題，即人文貧困。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人類發展報告1997》中給人文貧困所下定義為：人文貧困是指人們在壽命、健康、居住、知識、參與、個人安全和環境等方面的基本條件得不到滿足，而限制了人的選擇。
1、從收入上分析。2003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9%，農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4.3%。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已從1997年的1: 2. 47擴大到2003年的1: 3.24。從1997年到2003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幅已連續7年沒有超過5%，僅相當於同期城鎮居民收入年均增長幅度的一半。目前，7億多農村居民在全國消費品市場所佔份額僅為38.9%，而不到全國人口40%的城鎮人口卻佔有全國60%以上的消費品市場。持續較長時間的農村市場低迷，消費不振，事實上已經構成我國經濟整體運行質量提高的重要制約
2、缺乏金融支持已成為農村發展的制約瓶頸。(1)自1978年到2001年，我國財政對農業的支出從151億元增加到1516億元，年均增長10.5%；同期，農業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由13.4%下降到8%。國家財政對農業的支出，扣除農、林、水等行政部門的事業費用後，真正用於農業生產的已所剩無幾。(2)長期以來，農村金融市場都是存多貸少，金融機構就像水泵一樣，把農村聚集的資金源源不斷地抽取到非農部門，致使本來乾涸的農村市場存貸倒差突出，發展生產缺乏必要的金融支持。近幾年，在全社會貸款余額中，農業和鄉鎮企業的比重一直分別只佔5%左右。1998年-2002年，全國銀行系統存貸差導致農村資金外流達3000億元。
3、從公共產品在城鄉的分配來看。(1)從總體上比較，城鄉之間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已有20年以上的巨大發展差距。我國農村家庭的人均收入僅相當於城市家庭人均收入的2/5,卻要交納比其所獲得的財政轉移支付多得多的稅收，農村貧困和非貧困人口來自國家或集體的轉移收入分別占收入來源的-3.56%和-1.13%。然而，相比之下，城鎮居民則長期享受國家財政提供的公共產品，並直接得到各類財政補貼。(2)農村教育投資佔全社會教育投資總量的23%，教育投入的嚴重不足導致農村的知識貧困。 (3)農村衛生方面的狀況也不樂觀。農村衛生投資佔全國衛生投資總量的15%。據有關部門對湖北、江蘇、廣東三省的農戶典型調查，"因病致貧"占貧困戶的比例高達30%。(4)農村獲得信息的渠道極其狹窄。就全國來看，目前網路用戶中只有0.3%的用戶是農民。
4、社會保險在農村的匱乏。到2001年底，全國有5462萬農村居民參加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佔全部農村居民的15.37%；以四川省為例，截止2003年底，農村參加養老保險的有369.1萬人，佔全省農村居民的18-86%。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也剛剛起步，失業保險在農村的覆蓋率接近於零。
5、土地產權殘缺。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法》規定，國家可以依法對土地進行徵用，即土地市場被政府壟斷，而壟斷所得的"超額利潤"，農民則得之甚少。由於農民對土地沒有支配權，加之農業比較效益低，導致土地粗放經營、掠奪性經營乃至撂荒現象頻頻出現。據四川省的典型調查顯示，農地撂荒比重已達到10%左右。
6、從社會政治地位上分析。農民與城鎮居民相比，明顯處於弱勢地位，普遍面臨組織化程度低，保護利益弱等突出矛盾。近一億的農民工更是生活在城市邊緣，低收入、低福利、被拖欠工資、超強度勞動、無安全保障、不簽定勞動合同等利益被侵犯現象相當普遍。特別是收入問題和社會歧視以及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已日益嚴重。
7、扶貧資金力度雖大，但收效甚微。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政府在農村減貧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按照官方貧困線標准，1978- 1999年，農村貧困人口由 2.5億人減少到3412萬人，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上世紀90年代以來，政府在扶貧資金和扶貧人力方面，均加大了農村扶貧的力度，但減貧的效果卻不甚明顯。[3]
在農村，傳統的社會救濟是對農村"五保戶"、特困戶實行不定期、不定量的臨時救濟，這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他們的困難，但這種方式具有一定的隨意、臨時性。特別是對優撫對象的老弱病殘和無勞動能力的人，一年一度的年關臨時送溫暖難以解決他們長期生活困難的問題。記者從福建省民政廳了解到，全省農村低保實施半年多來，出現三大不容忽視的問題。
1、農村家庭收入具體計算辦法尚需規范。各地反映在審查、審核低保對象時，對困難家庭的收入計算雖有統計局提供的計算農村家庭收入辦法，但在實際執行時把握和確切計算還有難度；個別地方還存在人戶分離，把年老父母與子女分開，單獨由父母申請農村低保，而把法律規定由子女承擔的贍養義務推向政府。
2、省級轉移支付核定的五保戶數量與部分地方實際"五保戶"人數有偏差。去年福建省進行農村稅費改革，對五保戶供養採取省級專項支付補助辦法。由於多年來各鄉鎮未認真執行國務院頒發的《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規定，五保對象的評定和發證工作沒有正常開展，致使調查摸底人數偏少，影響了五保戶的准確核定。
3、縣、鄉(鎮)負擔資金能否持之以恆按時足額到位，還有待今後加強督促。這次調查了解，由於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縣、鄉負擔的保障金，仍有部分地方可能難落實。[4]
目前，農村低保工作還存在以下一些問題：
1、認識上的誤區。①德政工程論。目前包括基層政府工作人員的許多人對低保工作的法制性認識不足，認為低保工作是黨和政府的一項德政工程，可有可無，可多可少，現行的工作方式帶有濃厚的行政色彩，隨意性較大，錢多了就多保一點，錢少了就少保一點，因錢定人。②經濟決定論。也有不少地方的政府部門認為低保工作固然重要，但經濟發展相對落後、財政資金不足，所以愛莫能助。就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和完善而言，經濟和資金實力的確是一個重要條件，但絕不是決定因素。③城市優先於農村論。不少人認為，同是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相比，前者最起碼還擁有賴以生存的生產資料-土地，而城市三無人員、下崗人員等，失去工作，就失去了任何經濟來源，因此，城市低保工作比農村低保工作更迫切、更重要。在實踐中重視城市低保工作，忽視和輕視農村低保工作
2、農村低保對象界定標准上的困難。和城鎮居民相比，農村居民收人有其自身特點，使得在收入界定上存在一定困難：第一，收入難以貨幣化。由於農村居民收入中糧食等實物收入占相當比重，在價值轉化過程中，存在較大的隨意性。第二，收入的不穩定性。除農作物收成的季節性及受自然災害的影響較大等因素外，外出務工人員的增加，也增大了收入的不穩定性。第三，由於農村養老金制度遠未普及，那些喪失勞動能力和經濟來源的老年人口其生活、就醫、子女求學等方面的困難加大。
3、低保資金難以落實到位。主觀層面上，部分基層政府部門對農村低保工作的重要性認識不足，造成資金的擠占挪用；客觀層面上，低保資金來源渠道單一，完全依賴財政投入。不少欠發達地區的財政收支狀況尚屬"吃飯財政"，依靠財政解決城市低保問題已勉為其難，對面更廣、量更大的農村低保工作，供需矛盾突出、資金缺口難以彌補，這是制約農村低保工作整體推進的一個客觀問題。
4、管理體制難以適應形勢的變遷。在戶籍制度放開、人口流動頻繁的新形勢下，農村低保工作的管理難度進一步加大。由於農村居民居住地相對分散，而基層民政部門人員配備較少，由鄉村兩級逐一調查核實的工作量較大。[5]
在當前，一些國家級貧困縣、偏遠山區農村尚未解決溫飽問題，正常勞動力家庭、在正常的年份所獲收入都只能勉強維系基本農業生產、生活的需要，如果遇到自然災害、家中有人生病、有孩子上學，那就會入不敷出，生活艱難；如果是五保戶、殘疾人家庭，則常年生活得不到有效保證。雖然地方上會給予適當的生活補助，但是每個月幾十元對當前的物價水平來說、只能是杯水車薪，很多農村特困家庭經常借米下鍋。
因此，在城市低保制度日趨完善的情況下，建議有關部門把農村五保戶、特困群眾納入低保范疇，擴大覆蓋面、提高標准額：對五保戶最好能辦理農轉非戶口，實行集中供養，執行城鎮的低保標准；對特困群眾則依據困難情況，由財政撥付專項資金，給予適當的定向補助，幫助他們渡過難關，確保他們的基本生產、生活。也許有些地方要說財政困難啊，沒有錢啊等等。事實上，很多貧困地區的領導幹部們如果能少開幾次興師動眾的大會、少買些高標准豪華轎車、少進幾次賓館娛樂場所，這點錢還會省不出來？關鍵是領導同志們心目中有沒有裝著老百姓的利益，有沒有把百姓的冷暖放在至關重要的位置。[6]
二、建立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討論
第一種觀點認為，很多地方的城市都對生活困難的低收入家庭實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是，低保制度卻忽視了農村的特困群眾。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確立，是消除城鄉差別、實現農民國民待遇的重要舉措。
1、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利於維護農村社會穩定和經濟健康發展。由於農業本身的特殊性，加之受各種因素影響，近幾年來，農民收入增長極為緩慢，有的甚至呈現負增長。而我國其他非農行業近幾年都發展迅猛，由此導致城鄉差距逐步擴大，農村社會也因此產生一些不穩定因素。而建立農村低保制度，適當增加部分低收入者的收入，為他們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對於維護農村社會穩定和緩解社會矛盾將發揮積極作用。
2、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及進一步改革開放的需要。發達國家經驗證明，要建立完整的市場經濟體制，離不開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而我國目前的社會保障體系主要面向的是城鎮人口，這是不夠全面的。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及改革的不斷深入，尤其是加入WTO以後，我國農業與其他行業一樣面臨國際競爭的壓力，同時農業由於受科技落後、種植模式和管理模式落後等因素的影響而處於不利位置。建立農村低保制度，保證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幫助他們適應市場，就顯得尤為迫切。
3、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符合利益對等原則和稅收公平原則，是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重大舉措。從農民角度看，他們不僅上繳農業稅以及名目繁多的費直接為國家財政做出貢獻，而且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的方式間接為國家積累大量財政資金，且這種積累方式目前還在持續。按照利益對等原則，政府以財政資金向社會提供服務及公共產品，作為這些服務及公共產品的受益者應該包括所有向政府上交稅費的農民。社會保障實際上就是政府向國民提供的一種公共產品，與城鎮居民一樣，農民也應該享受社會保障服務。結合我國各級財政實際狀況，目前應先建立農村人口低保制度為宜。[7]
第二種觀點認為，具有最低生活保障作用的土地保障功能日趨弱化。
由於農村社會保障的缺失，土地在充當農業家庭經營中最重要的生產要素的同時，也成為包括從事非農產業活動人口在內的全體農村居民最基本生活保障的主要依託。這也是對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必要性持反對觀點的主要依據。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隨著農村經濟結構的調整，城鎮化的加速推進以及加入WTO對農業的沖擊，農村土地的基本保障功能出現日趨弱化的態勢。主要原因是：(1)農業經營的絕對收益越來越低。隨著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農產品價格指數持續下降的走勢，農民得自於土地的經營性收入大幅下降。 (2)農村土地的稅費負擔過重。以1999年為例，未扣除價格變動因素的影響，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較上年增加2.2，但人均農業各稅卻增加了5.8。日趨沉重的稅費負擔，使越來越多的農民視土地為包袱，出現嚴重的土地"拋荒"或無償轉讓現象。(3)根據現行土地政策，農民對所承包的土地沒有所有權，因而不能憑借出售土地的收入來為自己提供保障，因而土地對農民的保障功能主要體現於就業保障，即保障自己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結合，然而一旦農民由年老或其他原因喪失勞動能力，這種保障功能將隨之消失。[8]
第三種觀點認為，能否在農村真正建立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大的難點在於資金的籌措。資金缺乏是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設嚴重滯後的關鍵原因。原則上這部分資金應該來自於財政，通過各級政府來籌措，因為開辦社會保障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享受社會保障是每個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這已經成為大多數國家的共識和構建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立意。我國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之所以能夠普遍建立起來，關鍵就在於政府的全力支持，並在資金上給予保證。但是這種主要靠政府、靠各級財政籌措資金的辦法，在經濟條件尚好的地方才有可能維持，在經濟欠發達地區靠各級財政籌措資金難度很大，這直接影響到了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徵收社會保障稅，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專項基金。
徵收社會保障稅是發達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的成功經驗，目前世界上已有80多個國家開征了社會保障稅，且這種稅已成為僅次於所得稅的第二大稅類，在籌集社會保障基金方面發揮著獨特的作用。從我國實際看，開征社會保障稅也是必要和可行的。[9]
第四種觀點認為，亞洲開發銀行發布了一份建議書，建議中國通過建立農村"低保"制度來從根本上解決2820萬人均年收入在627元以下農村人口的溫飽問題，他們認為以這種方式解決問題比開發扶貧投入少，而且更見效。
這份題為《關於建立農村"低保"制度、全面解決農村溫飽問題的建議》指出，中國政府從1986年以來啟動了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有組織的開發性扶貧計劃。未獲溫飽的農村貧困人口從1985年的1.25億減少到2002年底的2820萬。剩下的未獲溫飽的農村貧困人口是居住在不適宜人類生存、條件惡劣的地區或最終需要搬遷移民的。剩下的未獲溫飽人口中，有相當大部分也是患有長期慢性疾病或體弱多病失去正常勞動能力的。對這幾部分人口繼續沿用開發性扶貧方式，不僅成本很高，而且也很難根本解決問題。
基於中國農村扶貧開發出現的新形勢和特點，中國應該通過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來解決農村未得溫飽人口的貧困問題，而且中國政府已經完全具備這樣的財力與能力。
第一，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2002年底人均純收入低於627元的農村人口為2820萬人，他們的人均純收入為531元。如把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線確定為627元，以2002年的口徑計算，這僅需要27.07億元，相當於當年財政支出的0.12％。國家財政完全有能力承受這部分支出。
第二，目前中國農村絕對貧困標准（人均627元）是根據滿足普通農村人口的最低生存需要的食物和非食物消費需要制定的，食物支出部分佔全部支出83％。從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與生活水平來看，農民人均收入達到這一標准，平均來說，應該能維持最基本的溫飽水平。這一標准低於人均1天1美元的國際貧困線，但是事實上各國的最低保障線也往往是低於國際貧困線的。
第三，由於各地的物價水平與相對生活水平不同，627元的最低標准，對於沿海發達地區，甚至於部分中部地區來說是低了一些。在具體發放農村低保時，中央財政可按統一標准向各地支付低保資金。而各地可根據地方的財力與具體情況調高本地的農村低保標准。
"建議書"認為，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並不意味著當前的開發式扶貧工作可以放鬆。事實上，以人均收入1天1美元的國際標准衡量，除了這2820萬人之外，中國還有約6000萬純收入介於627到869元的低收入人群。他們剛剛跨過溫飽線，極易返貧。但是與上述的2820萬人不一樣，這部分人是有生產能力的，開發式的扶貧方式對他們更為適宜。[1
第五種觀點認為，在"保障待遇"上，農村"低保"標准應由縣級市、區民政部門會同農村工作、財政、統計、物價等部門制定，每年由民政部門提出保底指導標准。標準的確定和調整，還應綜合考慮這些因素：當地農村年人均實際生活水平；維持基本生活水平所必需的費用；經濟發展水平和財政狀況。
對於同一地區的"低保"對象，還應"根據實際情況，給予了不同待遇"。如把"低保"農民分為"失地農民"和"非失地農民"，給予不同的"低保"資金。土地實際上一直承擔著廣大農民的社會保障功能。擁有土地的農民在土地上尚有一定的收入，而失去土地後，也就失去了一項重要的生活來源。所以對兩者的"低保"資金也要制定不同的標准。
從工作發展情況看，經濟較發達地區條件比較成熟，已基本建立起了標准、辦法有別的農村"低保"。而經濟欠發達地區，由於農村社會救濟任務繁重和地方財政困難等因素，建立農村"低保"制度難度相對較大。農村'低保'資金籌措多是由縣(市區)、鄉(鎮)、村(居)按比例承擔。但縣、鄉財政緊張，村級財政沒有穩定的來源。因此，農村"低保"大面積推廣，還存在不少難題。
新出台的政策應將享受"低保"視為法律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而不是政府對他們的一種施捨，不得設定各種附加"條件"和"義務"，讓更多的困難群體有尊嚴有保障地拿到"活命錢"。[11]
第六種觀點認為，解決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資金來源是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關鍵環節。表面上看，農村有8億人口，全面建立"低保"制度在財力上會承受不起。這也是很多人對農村建"低保"持消極態度的最主要的原因。其實，只要標准適宜，操作得當，建立農村"低保"的財政負擔並不重，在財力上是可行的。
目前，每年中央扶貧資金總量超過300億元，其中財政扶貧資金100億元，加上地方政府投入的財政扶貧資金，用於扶貧的財政資金每年近140億元。如果這些資金用於建立"低保"，甚至可以把"低保"標准提高到目前的絕對貧困線之上。此外，目前民政部門每年支出近14.2億元，已經在為2289萬農村人口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和其他社會救濟，而這些人口中有很大部分是與貧困人口重合的。將現行的農村社會救濟與新建立的全面"低保"制度統籌起來，財政上的負擔可以進一步減輕。另外，由於實際支付的低保資金是補足家庭人均收入和貧困線之間的差額部分，因此，實際的支付數額將低於按貧困線支付的數額。
每年需要投入的財政資金和資金所能覆蓋的貧困人口。在財政投入和城市低保大致相當的情況下，可以通過低保制度解決現有的農村貧困問題。很顯然，如果降低低保標准，僅僅利用現有的公共扶貧資源，就可以覆蓋更多的農村貧困人口。
需要指出的是，建立農村低保制度，主要是對現有扶持農村脆弱群體的公共資源進行結構調整，而不會對財政資金的總量產生很大的影響。
從政策的延續性角度出發，應該將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看作是現有的專項扶貧計劃的延伸和完善，是將農村社會救助制度化的過程。由於改變以往扶貧資金的使用方式會提高社會救助的公共資源的使用效率，因此，將以前的扶貧資金，尤其是扶貧資金中財政投入的部分，轉作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基金，不僅會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也有利於建立農村社會救助的長效機制。[12]
第七種觀點認為，現階段我國政府在構建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體系中的責任重點應當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進一步強化農村社會救濟制度建設中的政府責任。與社會保險制度強調權利與義務相對應的原則不同，社會救濟制度的對象是社會弱勢群體，他們單純依靠自身力量不足以維持基本生活甚至生存。因此，國家對於社會救助對象要發揮主導作用，承擔起建立社會保障體系中最基礎性制度的職責。農村社會救濟制度包括五保戶制度、救災救濟、最低生活保障與扶貧開發等制度，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國際通行的普遍化的社會救濟制度，也是發揮社會保障再分配功能的重要手段。因此，應當在絕大多數農村地區建立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時繼續大力實施扶貧開發政策，使農村貧困人口既真正得到救助，又有利於提高制度運行的效率。其次，政府有責任強制性推動農村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建設。醫療保障是目前廣大農民最迫切的需求之一。政府有責任在廣大農村逐步建立"(大病)基本醫療保障制度"。這種制度以保大病為重點，並兼顧公共衛生保健。再次，在完善家庭保障的基礎上適當扶持農村老年社會保障的發展。同時，還可以考慮結合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通過賦予農村土地"永佃權"，使地租成為農村老年人口的重要收入來源。[13]
三、對策建議
在目前我國的農村社會保障體制尚未建立，而國家財政目前又無大量資金投入的情況下，將城鄉低保工作納入法制化管理軌道，在全國范圍內實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非常必要而且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