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說孝順父母就是忠於君主

❶ 忠即是孝，孝即是忠

統治者認為在家裡子女無條件地「孝」於父母，走入社會後自然無條件地「孝忠」於統治者。
在西周王朝，統治者主張敬天、孝祖、敬德、保民，重視尊老敬賢的教化。要求每個社會成員都要恪守君臣、父子、長幼之道：在家孝順父母，至親至愛；在社會上尊老敬老，選賢舉能；在國家則忠於君王，報效朝廷。周代規定，「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禮記·王制》)「杖」指老年人拄的手杖，拄著拐杖的老人是受尊敬的人。杖於家、鄉、國、朝之說，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應該逐步受到更大范圍人們的尊敬。周代不僅倡導尊老敬賢的道德風尚，還要定期舉行養老禮儀。周代的養老禮儀包括朝廷和地方兩個層次。在朝廷，天子一般都要定期視察學校，親行養老之禮，在太學設宴款待三老、五更及群老，以示恩寵禮遇。在地方，則每年都要定期舉行鄉飲酒禮，六十歲以上的老人享有特殊的禮遇。
到了春秋戰國時代，在尊老敬老方面，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思想體系、倫理道德觀念和行為規范。《論語》、《孝經》等書記載了孔子在這方面的大量言論。孝作為華夏民族傳統的道德觀念，經孔孟儒學的發揮，以及歷代帝王的提倡，確實是深入民心。
自秦代以後，官修正史上都立有《孝義傳》，就是表彰孝子，讓他們青史留名。漢代是中國封建帝制社會全面定型的朝代，也是孝道發展歷程中極為重要的一個階段。從漢王朝開始，提倡「以孝治天下」，孝開始走上政治舞台。特別是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後，儒家思想成了封建正統思想，孝也成了中國傳統的倫理概念，成為了中國封建家長專制統治的思想基礎，開始直接服從於「 父為子綱」 、 間接服務於「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的道德規范。孝道由家庭倫理擴展為社會倫理、政治倫理。孝與忠相輔相成，成為社會思想道德體系的核心，「以孝治天下」也成為貫徹兩千年帝制社會的治國綱領。
兩漢時代，除西漢開國皇帝劉邦和東漢開國皇帝劉秀外，漢代皇帝都以「 孝」 為謚號，稱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孝昭帝等等，表明了朝廷的政治追求和對「孝」的尊崇。提倡孝道，褒獎孝悌，是漢以孝治天下最明顯的標志之一。據《漢書》與《後漢書》帝王紀中記載，自西漢惠帝至東漢順帝，全國性對孝悌褒獎、賜爵達 32次，地方性的褒獎則更多。皇帝幸巡各地，常有褒獎孝悌的事。有時一地出現祥瑞，則認為是弘揚孝道所致，也要褒獎孝悌。對於著名的孝子，皇帝更加重視，把其作為弘揚孝道的榜樣，精心扶植。如有一陳姓寡婦，養婆母 28 年，漢文帝感其孝行，給予「孝婦」稱號。東漢初年，臨淄人江革以孝母聞名鄉里，光武帝賜其「巨孝」稱號，賜谷千斛。
在政治制度上鼓勵孝道，重視養老，選拔官員也把「孝」作為一個基本標准，興「舉孝廉」，察舉善事父母、做事廉正的人做官。元光元年，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元朔元年，武帝又下詔，凡兩千石以上官吏必須察舉孝廉，否則按不敬和不勝任論處。「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有司奏議曰：『……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漢書·武帝紀》)自此以後，以孝為本就成為選拔官吏的標准。漢武帝以後，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官吏多為孝廉出身，被視為仕宦之正途。舉孝廉者往往被任為「郎」，在東漢尤為求取官職的必由之路。山東嘉祥武氏祠的墓主人武開明、武班、武榮都是經察舉孝廉後入仕做官的。桓帝詔書說：「 孝廉、 廉吏皆當典城牧民，禁奸舉善，興化之本，恆必由之。」(《後漢書·桓帝紀》)宋代徐天麟說，漢代「 得人之盛，則莫如孝廉，斯為後世所不能及」(《東漢會要·選舉上》)。可見孝廉任官，對穩固漢朝的統治秩序具有長效作用。
漢代另一個重要選官制度是孝悌力田，始於漢惠帝四年(前191)，名義上是獎勵有孝父母、敬兄長的德行和能努力耕作的人。中選者經常受到賜爵、賜帛或復其身(即免除徭役)的優撫政策。漢文帝十二年(前168)，詔以孝悌力田與「三老」同為郡、縣中掌教化的鄉官，成為定員。
漢武帝時立五經博士，以後又增《論語》、《孝經》為七經，作為從京師到各郡、縣、鄉各級各類學校中的必修課和必讀教材。無論貴族官僚還是平民百姓，都要接受「孝」的教育。《孝經》成了國家教材。《孝經》強調盡孝道的普遍性，並對孝道的原則、內容及盡孝的方式、孝子事親的行為舉止等，作了較為詳盡的闡述。它不僅要求人們事父母以孝，事兄長以悌，而且把家庭父子關系運用於國家君臣關系，把孝親與忠君直接相連。
漢代的養老活動也是統治者孝治天下的一個重要形式。漢高祖西入關中時，就「存問父老，置酒」(《漢書·高帝紀》)。《後漢書·光武帝紀》詔曰：「其命君國有谷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疾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這里的律就是對養老的專項規定。漢代是孝的觀念興盛的時代，老人在家庭與社會上地位很高，是家庭中舉足輕重的人物。漢代以孝治天下，對後世政治有很大影響。兩漢皇朝綿延四百餘年之久，為中國歷史上最長的封建朝代，這與以「孝」為治國之道有一定關系。
魏晉隋唐時期在中國文化史上，是儒家的影響相對削弱的時期。但是，孝作為民族文化的基本傳統有其深厚的民眾社會基礎，這段歷史時期孝道仍受到社會、官方與民間的崇尚。
為貫徹「以孝治天下」的方針，兩晉統治者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太始四年六月丙申，晉武帝有詔：「士庶有好學篤道，孝悌忠信，清白異行者，舉而進之，有不孝敬於父母，不長悌於族黨，悖禮棄常，不率法令者，糾而罪之。」(《晉書·武帝紀》)皇帝還親自講《孝經》。《穆帝紀》載：「永和十二年二月辛丑，帝講《孝經》……昇平元年三月，帝講《孝經》。」《車胤傳》載：「孝武帝嘗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卞眈執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執經，胤與丹楊尹王混摘句，時論榮之。」可見這樣的活動相當隆重。
兩晉時期一項相當有力的措施是中正把關，即所謂「鄉邑清議」，士人入仕必先經中正評品，如果有不孝的污點，中正這一關就通不過。《世說·任誕》 註：「(阮)簡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旨浚儀令，令為他賓設黎臛 ，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如此特殊的情況下吃了一點肉，因在父喪期間，就被中正卡住，近三十年不得敘用。 中正把關，可以說是晉朝貫徹以孝治天下的組織措施。
隋唐也是一個以孝治國的時代。唐玄宗親自為《孝經》寫序、注釋，並下詔頒行天下。 天寶年間免徵居父母之喪者的勞役賦稅，稱為「孝假」。代宗時又開「孝悌力田」選士科目。唐代社會出現了一些「以孝聞於世」的孝子賢孫，其盡孝的內容主要表現在「善事父母，養老送終」等方面。對於盡孝道的典型，唐朝統治者也給以褒獎和宣揚，或由地方官府表彰，或由地方舉薦，上奏朝廷，授官、賜物、旌表其門閭、蠲免其賦役，甚至載入史冊，傳之後世。兩《唐書》的《孝友傳》中羅列姓名或詳見於篇者，即為當時最高的褒獎。有的還受到皇帝親自嘉獎和恩典。武則天時，元讓以孝著稱，詔拜太子司議郎。則天謂曰：「卿既能孝於家，必能忠於國。今授此職，須知朕意。宜以孝道輔弼我兒。」(《舊唐書·孝友傳》)這些事實反映了唐朝統治者繼承了儒家傳統中講究孝道的一面。
宋元明清時期，是我國封建社會由鼎盛逐步走向衰亡的時期，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主義進一步強化。這就要求為整個社會和個體家庭堅實地豎起「三綱五常」、「明天倫之本」的統治秩序。
宋朝是經過社會動盪之後重新建立起來的統一朝代，政府從維護封建統治秩序出發，大肆宣揚「冠冕百行莫大於孝」(《宋史·孝義傳》)，「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宋史·選舉志》)晉人王祥卧冰求鯉，三國時人孟宗泣筍等荒誕不經的愚孝故事，都被用作教材向人們灌輸。由於政府的大力褒獎，孝道在宋代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一時孝子輩出，孝行壯烈得驚人。《宋史·孝義傳》載，太原的劉孝忠，母病三年，他不但割股肉，還「斷左乳以食母」 ；楊慶「 母病不食」，他就割自己的右乳「以灰和葯進焉」；呂生則在他父親失明後，「剖腹，探肝以救父疾」。對這些行為，宋朝皇帝不但詔賜粟、帛，還親自「召見慰諭」。不僅如此，宋朝法令還規定：未葬親不許入仕。有的宰相甚至因此而被罷官(趙翼《院余叢考》卷二十七《未葬親不許入仕》)。而且即使緦麻那樣的遠親病死，也不得赴舉(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五《緦喪不得赴舉》)。這時的孝道就純屬殘酷的愚孝了，不再是一種值得稱道的美德，而成為人們的精神枷鎖。
元朝統治者對孝道的認識與宋代截然不同。孝道是農業經濟的產物，而游牧經濟是分散的、流動的，父子依附關系相對減弱，自然不會產生適應農業經濟的孝道。蒙古統治者入主中原後，用游牧民族的眼光審視內地的封建道德規范，並通過行政手段加以改造。首先，在宋代被視為最高孝行的卧冰、割股、刲 肝等行為，在元代不但不予以褒獎，反而被明令禁止。 據《元史·刑法志》 載：「 諸為子行孝，輒以割肝、刲 股、埋兒之屬為孝者，並禁止之。」元朝政府對一般的孝行常理也極為淡漠。用以維系宗族關系的孝道一經破壞，家族紐帶也就有所鬆懈，孝道的核心內容善事父母也發生了動搖，甚至遺棄父母得到了法律的承認。《元史·刑法志》雲：「諸父母在，分財異居，父母睏乏，不共子職……親族亦貧不能給者，許養濟院收錄。」元朝統治者站在游牧民族文化的角度，看出了孝的某些不合理性，並從政策上加以限制和明令禁止，無疑在客觀上起到思想解放的進步作用。
明朝建立後，朱元璋在「治亂世用重典」思想指導下，詔諭臣民們要興孝道，用「孝」維系皇權統治。朱元璋把孝看作是「風化之本」，「古今之通義」，「帝王之先務」，認定「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明通鑒》)朱元璋興孝的主要措施有自身率先垂範，觀念倡導與教育，制禮作樂，政策支持與獎勵等。洪武一朝，薦舉講孝，科舉講孝，選官員亦講孝。洪武六年曾罷科舉，舉賢才，其目有賢良方正、孝悌力田、孝廉、耆民等。薦舉一途，「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勝數」(《明史·選舉三》)。明朝還以養老之政教民孝，對老人賜以布帛，授以爵位，還讓他們議政，御政，評論官員，理民訴訟，宣教民眾，以發揮他們的作用。明文規定80歲以上的老人由官府養。由於明太祖的大力提倡，整個明代都非常重視孝道。明12代皇帝統治的277 年中，皇帝的廟號、謚號或陵名，孝字很多。如「孝陵」、「孝宗」、「孝康」，尊謚中的「至孝」、「達孝」、「純孝」、「廣孝」等。
清代統治者作為異族君主，開始不便在漢族遺民中提倡忠君，於是改而大力倡孝，重視以孝道治天下。順治皇帝曾經注過《孝經》。康熙、乾隆皇帝數次在宮內開設「千叟宴」。康熙還曾頒發「聖諭」，提倡孝道，敕令全國廣為宣講。他認為，帝王治天下要「首崇孝治」，「 孝為萬事之綱，五常百行皆本諸此。 」(《御制文選》第五集卷三十一)清代法律規定，對於不孝甚至殘害父母的，予以嚴懲。另一方面則是旌表孝子。雍正時曾規定，犯死罪但因為是獨子，必須贍養父母的，予以寬刑。清代封贈臣子的父母、祖父母及其配偶，也是一種提倡孝敬的措施，具有弘揚孝道，倡導敬老的意義。清代為了加強孝治，把漢代的「孝廉」和「賢良方正」兩個科目合並，特設孝廉方正科。雍正元年(1723)詔直省每府、州、縣、 衛各舉孝廉方正，賜六品服備用。以後每遇皇帝即位就薦舉一次。乾隆五年(1740)，確定薦舉後赴禮部驗看考試，授予知縣等官

❷ 中華美德的八個字

謝邀。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內容博大精深，涉及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歸納起來，八個字：忠、孝、誠、信、禮、義、廉、恥。

忠，是一種應有品德和行為准則。忠主要體現為個人主體的自我要求，它是一種對事對人的應有品德和行為准則，因為它必然要通過人事才能表現出來。

孝，在中華的傳統文化中孝文化一直占據著很重要的位置。關於「孝」傳統文化中有很多俗語。如《增廣賢文》中的「鴉有反哺之義，羊有跪乳之恩"，還有「百善孝為先」等等。

誠，是來自儒家文化，誠是一切德性的基礎，有誠方有德，無誠則無德，誠是做人的基本原則。

信，是誠信守法，一諾千金。這是中華傳統文化中做人的准則，誠信是約定俗成的社會交往規則，也是傳承的文化思想。「信」是立身之道、興業之道、治世之道。

禮，古代的禮分兩種：一是指典章制度，二是指人們的行為規范、禮節。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禮儀之邦。《論語》曰：「不學禮，無以立」。在禮記，鄭康成的註解說得很清楚；禮者，體也，體是本體，挽一句話說，就是做人的大根大本，做人的根本。

義：是中華傳統美德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義者，宜也，做事要適宜。義，是中國古代一種含義極廣的道德范疇，指公正、合理而應當做的。

廉，是中華傳統文化倫理的重要范疇。《大學》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條，強調上至天子，下到百姓，都要以修身為本。「廉」被用來形容人品性的方正剛直、潔凈清明，「廉」的主要體現就是不貪，只有不貪才能達到廉的境界。

恥，是中國傳統道德「八德」之一，被認為是「立人之大節」「治世之大端，是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孟子雲：「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言人若能以無恥為可恥，終身就不會再有恥辱之累。

❸ 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出自哪篇古文

這句話出自於中國古代政治倫理著作、儒家十三經之一《孝經》之《開宗明義章》，原文如下：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雲：」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白話譯文】

孔子坐著，曾子陪伴著他。孔子說：「先代的帝王有其至高無上的品行和最重要的道德，用來使天下人心歸順。老百姓因此和睦，君臣上下沒有怨恨不滿。你知道這個道理嗎？」曾子離開座位恭敬地回答：「曾參不勾聰明，哪裡能夠知道呢？」

孔子說：「這就是孝。它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也是教化產生的根源。回到座位上去吧，我告訴你（這個道理）。人的軀干四肢、毛發皮膚，都是父母賦予的，不敢予以損毀傷殘，這是實行孝道的開始。修養自身，推行道義，顯揚名聲於後世，從而使父母顯赫榮耀，這是實行孝道的歸宿。孝道，從侍奉父母開始，以服事君主作為延續，成就自己忠孝兩全作為最終歸宿。《詩經·大雅·文王》中說：『怎能不感念你的祖先，學習並發揚他們的德行呢。』」

【詞語注釋】

身體：軀干為身，四肢為體。發：頭發。膚：皮膚。

毀：損毀。傷：損傷。不敢毀傷：不敢予以損毀傷殘。

(3)孔子說孝順父母就是忠於君主擴展閱讀：

傳說《孝經》是孔子所作，但南宋時已有人懷疑是出於後人附會。清代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中指出，該書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遺言」，成書於秦漢之際。自西漢至魏晉南北朝，註解者在百家以上。現在流行的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昺疏。全書共分18章。《孝經·開宗明義章》是《孝經》第一章。

《孝經》，以孝為中心，比較集中地闡述了儒家的倫理思想。它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規范，「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指出孝是諸德之本，認為「人之行，莫大於孝」，國君可以用孝治理國家，臣民能夠用孝立身理家。

《孝經》首次將孝與忠聯系起來，認為「忠」是「孝」的發展和擴大，並把「孝」的社會作用推而廣之，認為「孝悌之至」就能夠「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對實行「孝」的要求和方法也作了系統而詳細的規定。

❹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是什麼意思。

意思：孝道，從侍奉父母開始，以服事君主作為繼續，成就自己忠孝兩全才是孝道的最終歸宿。

出自：中國古代漢族政治倫理著作、儒家十三經之一的《孝經》

原文：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譯文：人的軀干四肢毛發皮膚，都是從父母那裡接受來的，不敢使它們受到誹謗和損傷，這是實行孝道的開始。

修養自身，推行道義，揚名到後世，使父母受到尊貴，這是實行孝道的歸宿。孝道，從侍奉父母開始，以服事君主作為繼續，成就自己忠孝兩全才是孝道的最終歸宿。

人間有三大真情：

親情、友情、愛情。如今，親情缺認、友情缺位、愛情缺真的現象屢見不鮮。特別是在親情方面出現的「六親不認」的不孝與不感恩現象導致的問題已構成社會問題，影響了人際和諧、家庭和諧、社會和諧建設的進程與質量。

孝與感恩是中國人傳統美德形成的基礎，也是政治道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建設的基本元素，也是當今政治文明、經濟文明、精神文明建設不可忽視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力量。所以，給予我國孝道文化以科學和現代的詮釋，對當下公民教育大有裨益。

❺ 「忠」、「孝」的核心各是什麼

忠；忠於君主。孝；孝順父母
孝」是儒學倫理道德的核心內容之一。孔孟時期，出現了闡發儒家孝道觀的經典著作《孝經》。歷代儒學之士都大力宣揚「孝道」；封建帝王也利用「孝道」來為自己的統治服務；這二者的合力在民間的影響就是《二十四孝》的產生和流傳。 關鍵詞：孝儒學倫理道德《孝經》 以孝事親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但是在當今社會孝悌觀念出現了日下的勢頭，因此，重新探討和正確闡發儒家孝道觀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孝」字簡釋 「孝」的觀念產生較早。「孝」字，古作，上面為一老人，下面為一小孩。康殷說；「象『子』用頭承老人手行走。用扶持老人行走之形，以表示『孝』。」[1]（P39）東漢許慎則解釋說：「孝，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清段玉裁註：「《禮記》『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2]（P398）這些解釋雖然是從不同的角度出發，但是意思完全一樣，都認為「孝」是尊敬長輩，侍老奉親。《禮記·禮運》也說；「何為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因此，「孝」首先是一種社會道德原則，是處理家庭中長輩和兒女間關系的准則。然而，隨著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演變，「孝」被封建帝王利用來為他們的統治服務。這樣，「孝」就由道德范疇擴展到了政治范疇。 二闡發儒家孝道觀的主要經典著作《孝經》 在儒家經典十三經中，《孝經》「是一部字數最少，內容最淺，而影響最大，引起的爭議最多的著作」。[3]（P1）其巨大的影響不是在學術價值上，而是在社會價值上。以致其面世以來，上自帝王將相，下至黎民百姓，爭相傳習，備加尊崇，影響所及遠至日本、朝鮮等鄰國異族。 《孝經》成書於何時，歷來有不同的觀點，但「今文《孝經》經過劉向整理後，才確定了後來流行本的規模」。[3]（P11）東漢時，《孝經》就被列為儒家七經之一，當時流行的是孔安國傳鄭玄注。自那以後，《孝經》一直受到歷代統治者的高度重視。到唐代，玄宗親自為之作注，更是大力倡行。宋朝學者邢昺為之作疏。現今流行的《孝經》本子，就是唐玄宗御注、（宋）邢昺疏的本子。由於《孝經》將家庭與社會人倫道德緊密結合，加上統治者的積極宣揚，故《孝經》幾乎成了封建時代家喻戶曉的儒家經典。 對於《孝經》的作者，歷來說法不一，因而也引起了一系列證偽的官司。筆者則認為《孝經》是孔子和曾子所作，我們且看兩例有力的證據。西漢司馬遷《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司馬遷是位大史學家，治學嚴謹，考證確鑿，加上離春秋戰國時代較近，資料轉抄訛誤甚少，當不會有錯。東漢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也說：「《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書》言「為曾子陳孝道」，即《史記》載「故授之業」。從馬、班兩位史學大家的記載可以看出，《孝經》的最初作者實際上應為兩人：一是孔子；一是曾子。孔子將孝道口述給曾子，曾子將其記錄整理下來，間或插有自己的心得體會。這就是所謂的孔子「述而不作」。他們兩人的關系類似於當今某篇文章口述者和整理者的關系。故筆者認為《孝經》的最初作者應是孔子和曾子。當然，曾子的門人可能也參與了整理《孝經》的工作，於是也有他們的觀點及其在書中對他們先生的尊稱。 今本《孝經》僅一千七百九十九字，凡十八章。 對於《孝經》的內容，宋代理學家朱熹認為「篇首六七章為本經，其後皆傳文」。[4](卷八十二) 《孝經》一書，對於從帝王將相到黎民百姓之間的各個階層的孝行都有明確規定。但其基本傾向是以倫理道德教育為政治服務，那就是以孝勸忠，以孝治天下，從而達到《大學》里所說的「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最高政治目的。正因為如此，它才得到歷代帝王的極力推崇。 三孝為德之本歷代儒學之士大力宣揚 孔孟儒學認為，「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教化的源泉。《孝經·開宗明義章第一》就載：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為德之本的思想在儒家其他著作里也有所反映。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5]（P71）認為孝是仁的基礎。孟子則說：「親親，仁也。」[5]（P430）又說：「仁之實，事親是也。」[5]（P359）將侍老奉親之孝作為仁的實質。《大戴禮記·曾子大孝》載：「夫孝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