腦癱兒童父母養不起了怎麼辦

Ⅰ 腦癱兒不想扶養怎麼辦

腦癱兒不想撫養一般是不合法的，不不可以放棄撫養義務。依據相關法律法規規定，其腦癱兒屬於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獨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情形，其父母對其具有法定撫養義務，父母雙方都應當一方履行撫養義務，如果不撫養的，其子女有權向法院起訴。
【法律依據】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條父母不履行撫養義務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獨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給付撫養費的權利。成年子女不履行贍養義務的，缺乏勞動能力或者生活困難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給付贍養費的權利。

Ⅱ 父母無力撫養孩子怎麼辦

法律分析：父母無撫養能力孩子，可以：1、可以由生父母的親屬、朋友撫養。2、有負擔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對於父母已經死亡或者父母無力撫養的未成年孫子女、外孫子女，有撫養的義務。3、有負擔能力的兄、姐，對於父母已經死亡或者父母無力撫養的未成年弟、妹，有扶養的義務。4、有特殊困難無力撫養子女的生父母可以送養子女。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第一千零七十四條 有負擔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對於父母已經死亡或者父母無力撫養的未成年孫子女、外孫子女，有撫養的義務。

有負擔能力的孫子女、外孫子女，對於子女已經死亡或者子女無力贍養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贍養的義務。

第一千零七十五條 有負擔能力的兄、姐，對於父母已經死亡或者父母無力撫養的未成年弟、妹，有扶養的義務。

由兄、姐扶養長大的有負擔能力的弟、妹，對於缺乏勞動能力又缺乏生活來源的兄、姐，有扶養的義務。

第一千零九十四條 下列個人、組織可以作送養人：(一)孤兒的監護人;(二)兒童福利機構;(三)有特殊困難無力撫養子女的生父母。

第一千一百零七條 孤兒或者生父母無力撫養的子女，可以由生父母的親屬、朋友撫養;撫養人與被撫養人的關系不適用本章規定。

Ⅲ 女子難產導致兒子腦癱，不想放棄抱著孩子淚流滿面，她該怎麼辦

孩子是媽媽的心頭肉，哪個媽媽不希望孩子健健康康的。但意外總是在不經意間出現，女子得知兒子患有腦癱後，整日以淚洗面，但生活還要繼續，唯一能做的便是堅持下去。

女子難產導致小兒子腦癱，最終在經濟的壓力下，做出了艱難抉擇。小兒子出院後，生活還要繼續。

他們往後的日子再艱難，也要心存希望，因為堅持下去，未來值得期待。

Ⅳ 父母不在腦癱兒老了怎麼辦

父母死了，自閉症（孤獨症）孩子怎麼辦？
做了14年的自閉症志願者,薛曉路把發生在自閉症群體的故事,拍成了電影《海洋天堂》。
《海洋天堂》背後藏著一個讓人震驚的事實:中國大陸地區年齡16歲到60歲之間的自閉症患者,目前的法律和救助制度完全沒有加以覆蓋,公眾對這部分人的困境也缺乏了解,他們得不到及時的救助,一些陷入困境的家庭,往往因此走向絕路。「希望通過這個電影,大家能夠關注自閉症這個群體的困境。如果只是談論這部電影本身,我寧願不做這個采訪。」6月27日中午,薛曉路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
不可能和他們交流
1985年,中國出現第一批被命名的自閉症患者。得益於改革開放第一批醫學工作者留學歸來,中國大陸才有了自閉症的診斷標准。之前,這樣的患者大都歸於精神病、智障類別里。因為自閉症屬於新出現的類別,中國官方對殘疾人的劃定范圍不包括他們,也沒有相關的法律和制度幫助他們。
1993年,田惠萍來到北京,創辦了國內第一家服務於自閉症兒童的公益機構———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中國的自閉症機構,大部分都是按照星星雨這樣的模式,由自閉症家長創辦成立的。
我是1994年接觸到自閉症的。當時我還在電影學院讀研究生。一個春日的下午,在一本雜志上看到了一篇關於自閉症的報道,後來我通過聯系報道的記者,找到了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的田惠萍。
當時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在櫻花東街,借了北京市聾啞學校房子辦公。那房子其實就是半條走廊加一個拐角,他們把走廊的頂頭稍微隔了一下,拿那個區域當辦公室。
我當時看到的星星雨,只有三個老師,收留了大概二十個自閉症的孩子。學校的辦公桌和板凳都是舊的,教學和辦公都在那個狹小的區域里。三個老師面對二十多個孩子,除了照顧他們,還要給他們做飯。
看他們忙不過來,我就給他們打下手,從此成了星星雨的志願者,每周去個一兩天。
對那些自閉症的孩子,我們基本上不可能跟他們交流,基本上就是看護這群孩子,沒有辦法和他們交流。我們當時做的是最簡單的康復工作,比如給他們吃完午飯,給他們刷碗、刷盆,要上廁所帶他上廁所,就帶他們出去玩。當時他們的訓練方法比較淺顯,也是摸著石頭過河,因為自閉症研究剛起步。對自閉症孩子的課程都是由老師來上的。因為星星雨是民辦機構,經費一部分來自學生的學費,一部分來自社會的捐款。那些孩子繳的學費僅僅是象徵性的,沒法沖抵學校的運營成本,辦公和教學經費的缺口完全靠社會募捐彌補,因此老師當時的工資很低,可能就二三百元。
沒有足夠的經費,招不到好老師。星星雨當時的3位老師,有城裡的下崗職工,也有農村到城裡的打工妹。田惠萍當時也找過那些幼師和特教出身的老師都沒有結果,一是因為沒有專業工作經驗,二是心理障礙,三是太辛苦工資低。
剛開始的時候,星星雨的老師流動非常快,後來找的老師大部分都是鄉下的小姑娘。我認識的那麼多老師,只有兩位留下來,至今還在星星雨。一直到六七年前,星星雨經費籌措的能力強一些了,得到一些國外機構的固定支持,他們的辦公教學設備得到了改善,招了第一批大學畢業生,除了接受專業的培訓外,還到國外去工作學習,這批人已經成為了它的管理骨幹。
我起初接觸到的自閉症孩子有非常高功能的,也有是非常低功能的,高功能通常叫「阿斯伯格」,低功能叫「凱那」,這兩種孩子之間的差距非常懸殊。像我在山東見到的一個高功能的孩子,他現在已經在澳門的高中讀到高中畢業了,已經參加考大學了,你跟他聊天,時間短的話,你感覺不出他有什麼問題。
星星雨創辦人田惠萍的孩子楊弢還屬於低功能中稍好一點的。純粹低功能的孩子,基本上不太會說話,他們有很多情緒的問題。比如我當時在養護中心看到的那個女孩,她不停地在屋裡跑來跑去,另外一個孩子也是基本不說話,老是用衣服把腦袋包起來,這樣子是很嚴重的。
我在山東看到一個孩子,二十多歲的男孩,看他穿的衣服都比較正常,後來聽他們老師介紹,這個孩子的父母好像都是山東非常有名的心腦外科的大夫,但對孩子的訓練做得不夠好,這個孩子在家裡基本上是不穿衣服的,基本上是隨便大小便,或者是有時候在客人面前就光著身子,父母也不管他,等於就是徹底放棄了。
我還接觸過沈陽周邊的一個自閉症家長,那孩子大概八九歲,他上不了小學,他不是智商問題,你跟他說話,你會覺得他好多都懂,也不是笨,但他有一些話不合理,你聽了就知道他不對勁。這個叫嚴重的社交交往障礙。他媽媽完全不能夠接受孩子有病這個現實,不願意把自己的孩子落在這個圈子裡,跟我說孩子就是有點心理問題,他在上學的時候我會讓他要舉手發言,聽老師的話,上課不要打擾課堂秩序,好像那意思是這樣教他的話就能好。
後來我跟他媽媽說,她現在採用的辦法對這個孩子是沒有用的,反而可能耽誤了他最佳的治療和培訓期。很多家長都希望能夠治癒自閉症,據我了解,目前,自閉症無法治癒。最早開始研究這個病症的美國、歐洲,幾十年裡都沒有找到發病的根源和治癒方法。
自閉症的發病機理目前醫學界還不知道,沒研究出來；這個病基本上不分種族,不分國家；從目前的統計數字來看,父母受教育程度比較高的高知家庭出現的比例會高；從男女比例上來說,男孩子比女孩子發病率高,但女孩子一旦是自閉症,病情就會比較嚴重。
在這樣一個現實面前,我們所有的努力,是去培訓這些孩子,通過一種方法跟他們相處,或者是容納他們,在我們社會里創造一種容納和寬容的氛圍和環境,給他們一個我覺得更合理的生存空間。
電影沒有很殘酷
在西方一些發達國家,政府會對這樣的公益性服務機構免費提供場地,還會直接撥款,一些大的基金會也會對其進行長期資助。按照中國的法律規定,田惠萍建立的「孤獨症兒童家庭救濟基金」,不能成為公募基金會,不能直接向社會和企業單位募捐,只能零星接受個人的定向捐贈。
資金不夠,這是民間的自閉症機構面對的所有困難。
1998年,我從電影學院畢業,進入中央電視台科教中心工作。這時候我開始給星星雨幫忙轉換一些視頻資料,或者給他們找開會的地方,提供點音響,做點宣傳方面的工作。
因為經費不夠,星星雨連房租也交不起。這十幾年裡,搬了幾次家。離開櫻花東街的聾啞學校後,他們搬到了櫻花西街中國計生委辦公的地方,他們在那裡租了一層辦公樓,呆了一段時間後又搬到了現在的通州東旭花園。
一個家庭,生了一個自閉症的孩子,日子會過得很艱難。這孩子可能第一不會說話,第二不聽指令,比如說你讓他坐著或者站著,吃飯不要用手抓,火是熱的不能碰,上廁所要脫褲子別拉大便在身上,這些指令他都很難遵守,沒有辦法進正常的幼兒園和小學、初中。
而且這孩子放在家裡也得有人看,不能讓他自生自滅。有一些家長會把他交給爺爺奶奶或者交給姑姑、阿姨等,對孩子感情深一點的,就想辭職自己帶,尋找自閉症的這種培訓學校,然後去接受這種培訓。
這時的星星雨,已經由託管教育孩子,變成了培訓家長為主。做出這樣的調整,是基於一個現實:許多孩子在學校時,經過系統的教育後,情況有一些改善,會對老師的訓練作出反應,甚至也能夠回應老師,或者用眼神和簡單的語言與老師交流。但回到家裡,原有的進步不僅沒有了,還多了一些壞習慣。
田惠萍意識到,光是對自閉症的孩子們進行培訓是不夠的,他們需要長期、穩定的教育方式才能夠有效。星星雨從此調整了教育方向,把重心轉向自閉症患者的家長們。讓他們陪孩子們一起上課,星星雨的老師們作現場指導教學,學會看護孩子的教學方法後,自己在家裡就可以照顧好孩子了。
我記得星星雨第二次搬家,收留了一個自閉症的孩子洋洋,那是我見到年齡最大的孩子,大概有十六七歲了,當時洋洋就在學校做清潔工,學校也發他一點點工資,當時這孩子的工作是拖地,正常人拖地是會繞開這個人再拖,但他拖到那兒就停下來,一定等你這個人讓開以後再開始拖過去。
洋洋對社會交往規則沒有概念,不管哪個辦公室,他會用拖把把門撞開,然後他進去就拖地,不管裡面的人在辦工或是開會。後來,我在電影里就用了拖地這個細節,因為拖地這樣我們覺得是最簡單的一個勞動,自閉症患者都做不好,所以他們適應社會真的很難。
我也知道也有家長放棄的例子。星星雨有一個孩子是混血兒,他爸爸是法國人,在法國駐華使館工作,挺高的職務,到中國來了以後娶了一個中國太太,結果生了一個自閉症的孩子。然後他雇著一個保姆帶著這孩子在星星雨搞訓練。我看到大部分時間是保姆來,有時候他爸爸也來,他媽媽就等於放棄了孩子走掉了。
星星雨搬到通州區以後,當時有一個家庭去做培訓,後來有一天突然說孩子走丟了,他媽媽說是在鄉間的十字路口,一回身孩子就沒了。後來有一個門衛的保安,說在那個時候他看見過這個3歲的小孩。我現在想,也不排除說是家長徹底放棄的,因為那種地方很荒涼,周邊也沒什麼建築,就是菜地嘛。說實話,這個電影我沒有寫得很殘酷,其實有不少自閉症孩子,真是在家裡面被鐵鏈子拴著的。
最終還要看政府
目前,中國的自閉症數字統計僅限於城市的學齡前兒童,不包括16歲以上的自閉症患者,也不包括農村地區,那裡的醫院甚至沒有自閉症的診斷,也沒有機會進入到城市的這套培植教育體系。薛曉路說,這樣一個巨大的群體和他們的生活狀況,我們不了解,也看不到他們。
我拍《海洋天堂》是因為一個采訪。2000年的一天中午,一群外國記者來到星星雨,采訪正在中午休息中的自閉症患者家長。一個記者問一個家長:「你們現在特別照顧自己的孩子,萬一你們病了或死了,你們孩子怎麼辦?」我當時看到那個准備回答的家長,當眾放聲痛哭。當時在場所有的家長都哭了起來。
我當時特別震驚。這個問題也是所有自閉症患者家長最擔心的問題,中國目前的法律體系裡對自閉症的覆蓋范圍僅局限在九年義務教育部分,這一段對自閉症孩子有一些保障,這些孩子在初中畢業16歲以後,一直到老年這么一大段時間,是沒有任何保障的。國家是不負任何責任和義務的,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制度缺失問題。
很多的自閉症患者家長,都是80後的一代人,他們都是獨生子女,沒有兄弟姐妹,對他們的自閉症孩子來說,只有爺爺奶奶姥姥姥爺和父母是可以依靠的,沒有什麼舅舅、姑姑這些親戚,什麼都沒有了,那在爺爺奶奶姥姥姥爺和父母去世以後,這些孩子怎麼辦?該交給誰看護?

我認識的那個洋洋現在應該四十來歲了,中國第一批被確診為自閉症患者的都是這個年紀了,他們的父母都老了,身體也不好,也面臨這個問題。不光是自閉症,包括腦癱、弱智、智障這樣的殘疾人,都有這樣的問題,沒有專門的法律、機構照顧他們。
我曾經在一些兒童福利院看到,一些嚴重腦癱的孩子,已經二十幾歲,從生下來就躺著,腦袋大得跟冬瓜一樣,沒有任何治療,只能等死。
最近好幾年,我在機場碰到外國人和他們領養的中國孩子。我知道有很多外國人,專門領養中國那些有殘障的孩子,包括智力殘疾和身體殘疾。每次當我看到這樣場景或者在電視上看到的新聞,我一方面覺得他們很有愛心,另一方面也對他們國家的保障制度和福利體系很羨慕。
簡單說,在這些國家,養這樣一個孩子,不會對這個家庭造成一種巨大的困擾,或者顛覆性地使他的生活無以為繼,他們才會來中國領養殘疾孩子,去做這樣一個行為和選擇。他把我們的殘疾孩子帶回自己的國家,這個體系就會運轉起來,該有的醫療保障,該有的社區服務,包括可能會有的那種手術方面的保險支付,就會提供給他。
每到這個時候,我就覺得那些國家所擁有的能讓人有尊嚴的活著,那才是最牛的地方。而中國的自閉症患者家長們,全靠自己。
在現實面前,中國的家庭作出了不同的選擇:大城市裡經濟條件好和教育程度高的家長,他們選擇了帶著孩子移民到歐洲、美國、加拿大去,在那裡有一套覆蓋了自閉症患者從小到老的政府公益服務體系；經濟條件相對好的城市家庭,則根據政府的法律選擇再生一個孩子,在自己死了以後讓老二照顧老大；對那些經濟困難和離異、沒有要第二胎的家庭來說,這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
我在電影《海洋天堂》里寫的主人公王心誠的遭遇,實際上是中國自閉症患者遇到的現實難題:培智學校只管九年義務教育；孤兒院、福利院、養老院沒有專業的陪護人員,也不收自閉症患者；在商業保險部分,保險公司嫌風險太高,將自閉症患者排除在參保對象外；普通人享受的醫保系統沒有覆蓋自閉症患者；在社保部分自閉症患者很少有就業機會。
在電影里,大福被照顧了他多年的老校長帶到一個民辦的學校里,算是有個圓滿的結局。我承認自己帶有理想主義的成分,大福的父親認定了孩子以後可以自己上下學,也可以自己收拾他的衣服,也可以自己做一些特別簡單的事,這個是通過反復的教育,但是這個尾巴的部分還是有理想主義在裡面。
其實,我想,就算有這樣的機構,怎麼保證這個機構能長期存活下去,誰來監管你的錢呢?因為自閉症患者都是無行為能力的人,你怎麼保證他的利益得到終生的保證呢?託付其他親人看管,也不現實,你能夠放心、相信他一輩子照顧你的孩子嗎?這樣的想法在自閉症患者家長那裡很普遍。
所以我認為,這個問題最終還靠中央政府,成立專門的機構,完善法律和制度,專款專用,使這個問題得到徹底、妥善的解決。制度化的保障外,別無他法。中國GDP那麼高,每年那麼多財政收入,應該更深地考慮盡到國家義務,這種制度的缺失不應該存在。這是我拍《海洋天堂》大的初衷和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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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自閉症在全球的發病率呈上升趨勢。據估計,全球有3500萬自閉症患者,其中中國超過700萬。盡管我國尚未對自閉症患者的人數進行統計,但保守估計已超過100萬。2007年12月,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從2008年起,每年的4月2日被確定為世界自閉症日,以提高人們對自閉症的認識和關注。

目前許多國家都頒布了針對自閉症的教育訓練和養護方案。美國奧巴馬政府將自閉症列為政府十大醫學重任的第一位。加拿大、日本和我國香港地區也不斷提高對自閉症患者的相關福利,為自閉症患者營造更好的生存環境。2006年,我國首次將自閉症列為精神殘疾,納入相關的保障體系,但由於我國殘疾人的社會福利和保障水平整體不高,許多自閉症患者及家庭的處境仍非常艱難。
鑒於自閉症的病因尚屬未知,針對自閉症患兒的治療仍然以教育訓練為主。我國目前全國僅有一所公立的自閉症學校———康納學校,自2009年開班以來,該校每年只招收24名學生。除此之外,有約20家民間私立的自閉症訓練機構,多為自閉症患兒家長開設,盡管培訓收費高昂,准入門檻不規范,卻成了絕大多數家長的無奈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