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興區養老基數哪個好

⑴ 北京高端養老院有哪些好點的

百子灣這面有家看著不錯的，樂某某老年公寓，在金茂府附近。

⑵ 老齡化的本質

我國人口老化、三農問題與經濟社會發展

中國網 | 時間：2006 年2 月5 日 | 文章來源：光明觀察

中國人口與經濟發展研討會簡報之二

2005年12月24日，「中國人口與經濟發展——經濟學家談人口問題」研討會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舉行。會議探討了我國人口未來的變化趨勢及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並提出相關政策建議。本期簡報報道第二場專題「我國人口老化、三農問題與經濟社會發展」研討內容。

我國1990年代以來生育水平及其未來影響

郭志剛（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人口統計數據主要來自國家統計局每年公布的人口抽樣調查，國家計生委1993年的生育率調查，1997年和2001年調查。三個調查基本說明，生育率在90年代持續下降。根據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估算，總和生育率從1990年較高水平下降到2000年的1.23。分孩次看，一孩總和生育率，下降較小；二孩和三孩總和生育率在90年代不斷下降，三孩總和生育率已降到很低水平。考慮更長時期，終生生育率從70年代的六個孩子下降到80年代初二點幾的水平；80年代沒有明顯下降；90年代出現新一輪下降。

生育率下降受到婚育年齡影響，生育年齡推遲會使生育率在一定時期內下降。如果不劃分孩次，90年代的生育年齡變化不大。如果劃分孩次，一孩、二孩、三孩的生育年齡都有所上升。把生育年齡推遲對總和生育率的影響剔除出去，計算出的總和生育率是對終生生育率的一種估計，我們稱作「去進度效應的總和生育率」。調整後的總和生育率比按常規方法算出來的總和生育率偏高0.2-0.3。調整後2000年的總和生育率由1.25上升至1.6左右。

進行地區間比較，生育率水平較低的地區主要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和一些省會城市，以及全省（包括農村）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的江蘇和四川。我國的生育政策根據各地情況因地制宜，不是統一的一胎化政策。東部較嚴，中西部較松，西部少數民族地區較多，一些地方甚至沒有生育政策。

現行生育政策分為一孩政策（獨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第一個孩子是女孩可以生第二胎），二孩政策（主要在不太發達的農村地區），以及三孩政策（少數民族地區）。不同生育政策人口比例是：一孩政策三分之一以上，一孩半政策50%以上，二孩政策約10%，三孩政策比例很小。把一孩半政策平分，一半生一個，一半生兩個。最後得出生育一孩的人口佔63%，二孩佔三分之一以上，三孩忽略不計。全國平均生育1.47個小孩。

如果以1990年人口普查為基數，假定總和生育率從90年代初的二點幾下降到2005年政策要求的1.47，模擬得出2000年總人口為12.67億，高於人口普查數據。按照正式公布的2000年1.8的總和生育率（而不是1.6）計算會更高，少兒人口比例也會增加。

人口政策可以選擇不同方案。下限方案是現行生育政策長期不變，其中考慮雙獨夫婦（夫婦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開放；上限方案是一步到位允許所有夫婦生兩個孩子。中間可以有多種方案選擇不同條件逐步開放二孩。

現行生育政策長期不變最平穩，總人口數最低；一步開放危險較大，2005年出生人口從1400萬上升到3300萬，人口最高處超過16億。老齡化水平，到2070年，一步開放政策65歲以上老人比例較低，不到20%；現行政策不變這一比例較高，達到28%。60歲婦女中只生一個小孩的比例，現行政策不變將超過50%；一步開放政策會比較低。勞動年齡人口，一步開放政策將先上升再下降；現行政策維持不變，會急劇下降，二十幾年減少兩億。

一步開放會出現出生危機，總人口過多。現行政策長期不變會在其他方面帶來風險，比如勞動年齡人口下降速度過快、老齡化速度過快、獨生子女家庭過多。因此需要有一個過渡期，從經濟學和社會學角度比較分析，進行詳細的調查研究和試點。現行生育政策雖然已考慮開放雙獨甚至單獨生二孩，但不足以完成整個過渡，還需要有中間的銜接過程。

農村發展、勞工遷移與社會保障

樊綱（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

三農問題的本質是農民的問題，出路是將絕大多數的農民轉移出來，這是現代化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中國需要把農業勞動人口減少到10%以下，韓國目前低於10%，日本5%，美國1.7%，法國2.3%。目前的社保制度下，農民不參保，只有進了城市、工業、非農產業，才能夠進入社保（盡管農村有一些合作制的社保）。農村向非農產業轉移的是年輕人，這意味著人口老化，而社保體系可能年輕化。按照14億人口高峰計算，農業人口降至10%需要轉移2-2.5億農村人口。目前非農就業每年新增900-1000萬，其中300-400萬來自城市，農村只有600-700萬，按照這個速度，至少需要二三十年。

而現在的關鍵問題是進了城的農民尚沒有加入社保，成為老齡化的核心問題。進城農民的流動性很強，社保體制的統籌率很低，農民加入社保後無法帶走，缺少動機加入社保。因此農民工加入社保比重很低，造成兩個問題，一是他們自己的養老，二是社保體制沒人付費。所以現在的首要問題是，提高統籌程度的同時，實行一些過度辦法，盡可能使新進城的農民工加入社保，對農民工的未來和整個體系都有好處。

另一個問題是農村留下的老年人的養老問題。一方面需要通過繼續宣揚民族文化，鼓勵農民工進城後將部分資金轉移到農村，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投入，實行農村養老合作等。其他政策問題包括，如何讓失地農民拿土地補償的一部分買社保，創造商業保險模式、保險政策、保險產品，讓進城的農民工為父母購買點商業保險等。

三農問題之所以被社會關注，是因為農民收入水平增長太低，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中國目前的收入格局是倒丁字形，80%勞動者屬於低收入階層。其中的一半已經從農村轉移出來成為藍領工人，平均年工資8000元左右；另一半是現在的農民，年收入平均3000元左右。GDP增長主要體現為20%人的收入增長，民工和農民的收入增長緩慢，只有由農民轉移到非農產業才從3000元漲到8000元。由於30%的勞動力等著從農村轉移出來，勞動市場的競爭壓力使這部分人工資不能增長。只有實現充分就業，這部分人的工資才能上漲。農村人口轉移到10%以下還需要二三十年時間，如果是16億人口，就需要更長時間。

如果依靠人口紅利增長，社會矛盾不能解決，社會收入分配差距不能逆轉，會有比較大的風險。國際上拉美、印度因為收入差距太大，出現各種補貼、社會運動、財政赤字、外債、通貨膨脹、金融危機，使經濟陷入停滯。與此相比，失去人口紅利的風險相對較小。在老齡化和充分就業之間進行選擇，寧可要老齡化的問題，而不要不充分就業的問題。

人口老化、二孩晚育政策軟著陸與經濟社會發展

曾毅（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2000年總和生育率是1.22，如果加上25%的漏報，實際是1.62。如果長期保持現行政策不變，假設2012年後失去生育年齡上升的效應，總和生育率將提高到1.7。二胎晚育軟著陸方案假定平穩過渡到2012年，城鎮終身生育率是1.8，農村2.27。

長期保持現行政策不變，總人口2050年12.6億；二胎晚育軟著陸在2050年總人口是14.6億。長期保持現行政策不變，2025年將達到14.05億的峰值；二孩晚育軟著陸晚一點，2038年達到14.8億的峰值。長期保持現行政策不變，2050年後人口增長速度是負的1-1.3%。

保持現行政策不變，老年人口比例和獨居老人比例比二孩晚育軟著陸都高得多，差距在2030年後急劇拉大。保持現行政策不變，65歲老人2050年佔28%，2080年佔38.6%，80歲以上老人佔9%和17.6%。過高的高齡老人和獨居老人比例會對社會產生負面影響，所以應該向二孩晚育平穩過渡。

兩個方案的勞動年齡人口2030年後差別很大。長期保持現行生育政策不變，2030到2080年間，勞動年齡人口每10年減少1億；二孩晚育軟著陸在2030，2050，2080分別多2600萬，1億和2.74億。勞動年齡人口急劇下降可能不是好事，勞動年齡人口過多會增加就業壓力，這裡面關系，請各位經濟學家和人口學家一起探討。

一孩半政策地區的出生性別比是124，二孩政策地區出生性別比是109。一孩半政策實際上產生一種心理暗示導向作用，導致了性別失衡；而二胎晚育軟著陸不存在這種心理導向和負面影響。兩種方案20-49歲婚齡女性與婚齡男性的比例的差異非常大，長期保持現行政策不變，會帶來很多社會問題。

現行政策不變方案在2030年到2050年2080年的總人口比二孩晚育軟著陸少7840萬，1.96億和4.2億，減少的人口基本上都是勞動力資源，只有2060年後，減少的人口中才有一小部分是老年人口。長期保持現行政策不變將導致勞力資源每十年減少1億，是不可取的。

由於政府需要花費巨額財政支出對農村計劃生育戶進行養老補助，如果保持現行政策不變，這項財政支出將大幅度增加。如果實行二孩晚育軟著陸，這項財政支出2021年達到72億峰值後迅速下降，2050年幾乎為零。假定計劃生育戶每年領取的600元養老金不變，保持現行政策不變比二孩晚育軟著陸多支出5千億。隨著生活水平提高，補貼標准提高，財政支出會大大超過5千億。

現行政策中，農村獨女戶生二孩和雙獨或單獨夫婦生二孩的方案作為臨時的過渡措施尚可，但作為長期政策調整方案會產生一些問題。農村獨女戶生二孩會產生心理暗示作用，男孩價值等於女孩兩倍，使性別比升高。生二孩需要指標，可能會出現搶指標甚至假證明。雙獨單獨夫婦需要撫養四個父母和兩個小孩，撫養比是3：1。非雙獨非單獨夫婦只讓生一個小孩撫養兩個老年父母，撫養比是1.5。存在公平問題。城鎮雙獨單獨絕大部分是城鎮老住戶，非雙獨非單獨多是農村遷進來的新住戶，現行政策可能會人為強化社會分層，老住戶間通婚，新住戶間通婚。由於與非雙獨單獨子女結婚不能生二孩，有可能產生家庭矛盾。

評論

於學軍（國家人口計生委政法司）

郭志剛教授從人口發展前景比較不同方案，傾向於人口政策的調整。我國人口發展，慣性大，周期長，具有不可逆性，因此人口政策規劃要有前瞻性。以前過於強調人口過多的負面效應，對人口的比較優勢和減少人口負面影響研究不夠。

樊綱教授從社會公平角度論證不需要太多人口，提出解決農民工問題尤其是社會保障以及勞動力轉移對於經濟發展的作用。解決農民工問題，讓農民從農村轉移出去，是解決人口問題和三農問題的有效途徑，促進人力資源合理配置。這一工作既要靠政府，也要靠市場。市場信號告訴人們去哪兒，政府為人口流動創造環境，讓人們去該去的地方。

曾毅教授詳實地論證了不同政策的後果，提出抓緊落實兩孩晚育政策。說明任何公共政策都有利有弊，決策者要用最小的代價換最大的利益，時刻關注政策的效應，根據不斷變化的情況進行政策調整。

人口老齡化程度主要取決於三個因素：生育水平，預期壽命和人口遷移。國際移民忽略不計；國內的人口遷移不改變整個國家的老齡化程度；人均預期壽命越高越好，但人均預期壽命提高會加深人口老齡化；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唯一可以調控的變數，就是多生孩子。不同政策方案，人口峰值相差1-2億。

大家對與人口問題的討論主要包括四個問題：多生1-2億人口緩解人口老齡化有多方面代價，包括環境壓力、經濟發展、就業、社會保障、社會公平等，殊輕殊重；如果社會保障體系不變，多生1-2億人能否有效緩解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風險；假設調控多生1-2億孩子，會是誰生的，生在哪裡，是否受到良好的教育，是否能夠就業；人們是否意願多生1-2億。

過去中國生育水平下降，主要靠計劃生育。今天生育水平下降，有更多的非計劃生育因素，包括人們生育觀念轉變，婚育年齡上升，人口加速流動，城市化加快，生活水平提高，孩子撫養成本快速上升，效益下降，結婚人口比例下降，離婚率上升，競爭壓力不斷加大，不孕不育比例增加。

人口問題包括：生育問題、結構問題，素質問題和分布問題。我國目前已經進入到低生育水平，且下降趨勢並未停止，生育水平問題的重要性逐漸下降，人口素質、人口結構和人口分布問題才是大問題。

自由討論

樊綱（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

未來勞動力減少實現充分就業以後，我國的比較優勢也不會完全喪失。如果2030年14億人口充分就業，我國人均GDP是5-6千美元，與國際上是4萬美元還有差距。下階段發展應當靠提高生產率支撐經濟增長及養老。

鄔滄萍（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

政府面臨三個困難：老齡化問題，失業問題，還有中國的繼續發展問題。就業問題比老齡化問題更為嚴重。解決失業問題，也是解決老齡問題。現在社會保障的重點應放在中青年農民工和城市人口，解決他們的就業，對老年人也有好處。

趙耀暉（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

拉美國家出現不穩定，和人口出生率是否存在相關關系，人口多的國家，失業率不一定高。人口政策如果放鬆，增加的是相對高技能的人，因為原來的獨生子女主要分布在城市和較發達的農村地區。用農民工參與社會保障解決城市社會保障，同時再負擔自己家裡的父母，是不公平的。

樊綱（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

拉美、印度、菲律賓這些掉進陷阱的國家都是人口增長太快的國家。人口政策放鬆，首先增加的不是城市人口，而是教育水平不夠的人口。讓農民工承擔兩部分人確實不公平，但是假定在農村設立基金，與城市劃分開，問題更大。

人口年齡結構變化與經濟發展

中國網 | 時間：2006 年2 月5 日 | 文章來源：光明觀察

中國人口與經濟發展研討會簡報之三

2005年12月24日，「中國人口與經濟發展——經濟學家談人口問題」研討會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舉行。會議探討了我國未來人口變化趨勢及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我們分四期簡報報道研討會內容，本期簡報報道第三場專題「人口年齡結構變化與經濟發展」討論內容。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的我國農村的養老保險探索

劉從龍（中國勞動部農業司）

中國存在城鄉的二元結構，城鄉差別超過3:1，如果加上城鎮的社會保障和各種價格補貼，達到5:1或6:1。由於農產品受自然災害和市場兩方面的影響，農民收入不穩定，盡管免交農業稅，由於農業資產資料和農葯化肥漲價抵消了。我國農村老齡化的速度非常快，受計劃生育和農村人口城鎮化兩方面影響，農村的老齡化比城鎮高出1-2%。農民收入中土地收入只佔1/3，主要收入依靠打工。由於家庭小型化和年輕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年輕一代和老一代之間的經濟聯系減弱，家庭養老功能不斷弱化。

我國80年代中開始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到2004年底在1887個縣不同程度地展開。盡管覆蓋面廣，參保農民數量少，目前約5400萬。1997年曾經達到8000萬，但受多種因素影響，一些農民退保了。基金總量不斷增長，目前為260億。205萬農民已經領取養老金，2004年支付保險金20億左右。

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和城鎮不同。籌資方式以農民個人繳費為主，集體給部分補助，國家給政策扶持（城鎮以企業繳費為主）。但事實上，國家政策扶持在大多數地方沒有落實好。管理方面，農村養老保險完全採取個人賬戶制，個人繳費和集體補助全部記在個人名下（城鎮採取部分集體統籌部分個人賬戶），以縣為單位進行核算。發放養老金時，根據個人賬戶積累金額和運行收益確定發放標准（城鎮有一個固定的替代率）。工作方法以政府組織引導與農民自願相結合，不是強制實行。

對目前工作開展情況舉幾個例子。山東省煙台市是最早開展農村養老保障的地區，98%農民參保，基本上每年繳費一次，金額從最初的20-30元錢增加到現在的300元錢，已積累基金16億，有14萬農民領取養老金，人均月領取80元。江蘇省蘇州市在經濟較發達的蘇南地區，政府對農民進行補貼，金額達到農民繳費的50%，實行統籌和個人賬戶結合。北京市今年決定每年拿出5000萬財政支持農民參保，大興區每年拿出1400萬。

不發達的地區中，安徽省霍山縣是國家級貧困縣，政府對農民養老基金給予2%的利率補貼。新疆自治區的呼圖壁縣，農民參保後可以用繳費證辦理小額抵押貸款。因為農村房屋和耕地不能抵押，用保險證進行抵押可以解決農民小額貸款的抵押問題。操作上通過銀行辦理，到現在為止八年多來沒有發生過一筆不良貸款。

農村養老保障還存在很多問題。土地收入占農民收入比重非常低，農民只有土地使用權，沒有所有權，老的時候不能把土地賣掉。而且農民年老後失去勞動能力，有土地也不能得到保障。土地並不能解決農民的養老問題。目前的社會保障體系中沒有農民保險，是不完善的體系。商業保險等設想仍需要具體規劃。政府對農村養老保險應給予必要的財政支持，財政收入中應該有農民的份。基金安全渠道需要進一步拓寬，解決基金增值而不能丟失。

下一步工作思路主要以經濟發達和城鎮化較快的地區為重點，以非農就業和收入穩定的農民和重點群體，推進農村養老保險制度。需要解決的包括兩個重要群體：被征地農民和農民工。全國有4000多萬被征地農民，無地、無業、無創業資金，生活非常艱難。農民工的養老保險應該適應農民工特點能夠帶走，而不像現在每退保一次蒙受很大損失，也不是以農民工補貼城鎮。

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若干東亞經濟的作用

王德文（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

東亞奇跡不僅收入水平大幅增長，整個社會也得到了發展。早期發展經濟學家把人口和資源作為經濟體系中的重要變數。人越多，消費的資源和環境越多，從而產生悲觀的看法，出現馬爾薩斯貧困陷阱。如果按照早期發展理念，應該在非洲這樣人口稀少的國家獲得經濟的奇跡；而事實上發生奇跡的恰恰是人均資源相對貧乏的東亞地區。

日本經濟在二戰後迅速恢復並高速增長，人均GDP在70年代中期趕上美國。亞洲四小龍經濟也迅速增長，目前新加坡和香港人均GDP是美國的50%，台灣和韓國30%左右（中國正處在這些經濟60年代的水平）。人均預期壽命也大幅提高，人類發展指數得到很大改善。

芝加哥的楊（Young）對亞洲四小龍進行研究後，認為它們的奇跡完全是依靠高投入，包括勞動力的大量投入，人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投資的大幅增加。同時他強調勞動力在部門間的重新配置，非農和製造業就業都得到快速增長。把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增長進行分解後，來自於全要素生產力的增長，與同期的拉美國家和OECD國家比較沒有太大區別。

克魯格曼（Krugman）引用了楊（Young）的資料並自己對亞洲的觀察，認為四小龍和日本存在區別，日本人均GDP的水平已經超過了美國，而亞洲四小龍還不到美國50%，日本實際上有很大的技術創新，在高速經濟增長過程中實現全要素生產率的較高增長，而亞洲四小龍沒有。

世界銀行對亞洲經濟的全面回顧強調，在這一過程中，政府和市場的相互作用促進了亞洲經濟奇跡的發生。一方面存在高積累，另一方面通過選擇相應的發展戰略，採取好的政策，而實現經濟高速增長。

從人口學角度，東亞奇跡發生於人口快速轉型時期。林毅夫教授用收入水平作為外生變數解釋人口變化；人口經濟學家也用人口作為解釋變數，衡量人口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人口轉變帶來人口紅利，包括勞動力的增加和人均受教育水平提高。

東亞經濟高速增長時期，人口扶養比大幅下降，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快於發達國家。東亞經濟選擇了符合比較優勢的出口導向戰略，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參與國際競爭，貿易依存度大幅提升。經濟快速增長產生大量勞動力需求，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出生率非常高，失業率很低。儲蓄率大幅上升，人均資本擁有量迅速上升，體現為高投入。同時重視人力資本積累，一方面改進教育、健康醫療措施，另一方面有勞動力政策支持。勞動年齡人口受教育水平大幅度改善，文盲率大幅度下降。

生育率下降使得人口老齡化。以日本為例，老齡化速度非常快，勞動力數量和勞動力參與率均出現大幅下降。人口老齡化帶來一些問題。日本70年代建立了現收現付養老體系，由於人口轉變產生了養老金賬戶危機，並引發財政危機，很大程度上造成了90年代後日本經濟低迷增長。

人口既是消費者來，也是生產者，人口轉變通過生產和消費兩個方面和宏觀經濟相互影響。人口轉變中獲得的人口紅利是一次性的，人口老齡化必然會到來，應該為此做好准備。

中國人口轉變對經濟增長的長遠影響

左學金（上海社會科學院）

我國的生育控制政策是一個非常態的政策。如果沒有非常強烈的理由，應該恢復到常態。我國的生育率已經降低到更替生育水平以下，今後人口老齡化會比較嚴重，應考慮對生育政策做適當的調整。

我國制定人口政策的背景是短缺經濟，當時希望通過減少生育來減少消費、增加儲蓄和投資，從而加快經濟增長。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宏觀經濟環境已發生根本性變化，我國從短缺經濟轉變為過剩經濟，宏觀政策重要目標是增加內需尤其是消費，現在決定生產的不是供給能力，而是需求的多少。今後一二十年，我國可能會面臨勞動密集型產業從中國轉移出去的局面，產業結構需要進行升級，不然經濟將停滯。

人口學的重點應當放在人口質量上，增加人力資本投資。中國對教育和公共衛生的投資佔GDP比重低於很多經濟發展程度相當的國家，政府要發揮更多作用。並要鼓勵公平競爭，創立一個鼓勵研發和創新的制度環境。

人口下降就業率的影響不確定。一方面勞動力供給減少會提高就業率；另一方面消費需求下降造成勞動力需求減少。短期內多生孩子不會對就業產生壓力；卻會製造很多需求，中國人都願意為孩子花錢。世界上出生率最低是歐洲和日本，歐洲失業率較高，日本失業率雖低，卻在上升。低生育率不一定帶來高就業率。國內低生育率的地區也不一定是高就業率的地區，上海人口多年負增長，失業率大約11.9%，在全國前列。

老齡化對消費需求的影響有兩種解釋。根據生命周期理論，青少年時期提取儲蓄，成年後成為儲蓄者，老年後再度成為提取者。因此，老年人越多消費越多。按照理性預期理論，中青年看到社會養老保險不可靠會增加儲蓄，日本的情況就是這樣。因此，老齡化程度越高儲蓄率越高。

中國進入老齡化以後儲蓄率沒有下降，目前超過40%。中國家庭調查表明，城鄉家庭儲蓄的主要動機是養老保障和子女教育。社會保障是社會儲蓄一個非常強烈的動機。日本也是如此，盡管採取各種措施，消費始終推不動。如果經濟增長靠需求推動，沒有需求就不能增長，今後老齡化將不利於經濟增長。

人口結構對技術進步沒有決定作用，芬蘭人口非常老齡化，科技創新能力卻在世界前列。老齡化對養老保障的影響是確定的。如果替代率不變，不縮減退休職工的福利，養老保險的繳費率和贍養率成正比。醫療費用的上漲和老齡化是相關的，上海非常明顯。缺乏足夠的養老保險資金不利於資本市場的發育，美國風險基金的50%來自養老基金。

對城市化的影響分兩方面。移民的主體是年輕人，年輕人減少可能減慢城市化進程。移民減少，城市可能出現勞動力短缺（珠江三角洲地區已經出現）。目前城市對外來勞動力進入有一些障礙，這些障礙可能是內生於勞動力供過於求的制度安排。如果勞動力供給增加，這些制度可能會改變，城市可能會更歡迎農村人口進入。從這個角度看，老齡化可能會促進農村人口向城鎮遷移，減小城鄉差別。政策上建議逐步放寬生二胎逐漸恢復常態，重點放在提高人口素質上，著重考慮農村人口的老齡保障問題。

自由討論

王國強（國家計生委）：

我國70年代以來開展的人口計劃生育工作，所取得的成績不容置疑。人口和計劃生育的貢獻和改革開放的貢獻是相提並論的。人口政策不等同於生育政策。中國的人口問題不只是生育數量問題，還有人口素質、結構和遷移問題，人口政策是所有人口問題的政策。

1981年全國人大五屆四次會議第一次提出我國的人口政策，是「限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經過20多年，我國人口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需要進一步完善人口政策。我建議把人口政策擴展為「穩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質，改善人口結構，合理人口分布，開發人力資源」，應對當前遇到的人口問題。

中國的人口生育政策預測2010年把人口總量控制在13.7億，2020年控制在14.6億，2033年左右達到15億左右的峰值。為了實現這個指標，十一五期間需要穩定現行生育政策。我國人口地區間不平衡，中西部地區生育率還比較高。我們不能把目前行政手段下的生育生平看作群眾的生育意願。50年代出生高峰出生的人口的子女在十一五期間進入婚育年齡，會形成一個小高峰，1億獨生子女和部分單獨可以生兩個孩子，因此生育水平可能回升。生育政策應該採取緩漸變的方式，逐步針對不同人群進行調整。上海人口已經十幾年負增長，但是如果在政策上率先放寬，會帶來很大影響。全國各地的青壯年、學生湧向上海，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上海的老齡化問題。

張二力（中國人口學會）：

現在各省新規定是雙獨生兩個，農村單獨生兩個。這一政策對2010年以前十一五期間沒有太大影響，影響到2010年後才開始體現。生育和就業之間有時間差，現在生的孩子2025年後才會能進入就業矛盾。2025年以前就業壓力比較大，2025年後勞動力以每年900-1000萬的速度往下降。

生育政策調整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我們花25年降到低生育更替水平以下，恢復到生兩個孩子至少要15年時間。有很多技術上的准備工作要做，也要從計生幹部工作的角度出發，才能保證計劃生育工作順利開展。

趙寶華（中國老年學學會）：

我們應該分析一下

⑶ 社保在杭州交和在富陽交有什麼區別

沒有區別，富陽區的社保就是杭州市社保，所以不用轉移。富陽區是杭州市區內包含的一個區。杭州市富陽區社保就是杭州市城市社保，是沒有區別的。

截至2018年，杭州市全市下轄10個區、2個縣、代管1個縣級市，總面積16853.57平方千米，建成區面積559.2平方千米，常住人口980.6萬人，城鎮人口759.0萬人，城鎮化率77.4%。

杭州共9個區，其中主城區為西湖區、上城區、下城區、江干區、拱墅區、濱江區，富陽區還有個自擁有主城區的蕭山區、餘杭區。

蕭山區是浙江省杭州市市轄區，位於浙江省北部、蕭山古稱余暨、永興，古屬紹興府，擁有8000年歷史，2000年建縣史，1959年，蕭山縣改屬杭州市，1988年撤縣設蕭山市，2001年3月，撤市設為蕭山區。

(3)大興區養老基數哪個好擴展閱讀：

在中國，幾乎全部的城市都是市區范圍大於城市建成區。中國的城市行政區劃分和城市統計概念中，直轄市和地區級城市的市區是指不包括轄縣在內的城市行政管轄區。

例如：北京市區包括位於市中心的城六區部分的東城區、西城區兩個首都功能核心區，和海淀區、朝陽區、豐台區、石景山區四個城市功能拓展區，以及位於遠郊的門頭溝區、房山區、大興區、順義區、昌平區、通州區，還有離市中心更遠的平谷區和懷柔區。

而不包括北京市域的2個轄縣（密雲縣、延慶縣）。但對於縣級市而言,市區即它的全部轄區，在大多數情況下，縣級市的市區相當於改為建制市之前整個縣的范圍。